01 歷史的意義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意思是一切歷史的意義,以及之所以引起人們的興致，是因為現實的生命中需要人文解釋。
中國人還喜歡說，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成王敗寇.這意思當然是有點複雜.但是書寫的歷史並不會一成不變,也確是事實。
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歷史資料的不斷髮現，特別是隨著時代變遷，人們對歷史問題的看法也一定會有所調整，有所修正。
近代中國的歷史與我們漸行漸遠，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該怎樣重新表達這段歷史呢？
02 歷史上的文化融合
十七世紀之前，中國文明確實長時期引領世界。這種說法,雖然也存在質疑,但即便打個折扣,中國古文明也可以說是登得上人類文明的大雅之堂.
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是中國文明啟發了西方，誘發了工業革命，誘發了文藝復興，誘發了啟蒙運動。
這個詳細過程我們今天還不太清楚，但根據朱謙之《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的描述，我們絕不應低估古代東西方交往頻率及力度，不應低估中國文明對世界的意義。
然而到了英國工業革命之後，一個全新時代開啟了。工業文明逐漸成為世界主流，以農業文明為主要內容的中國文明,原本有機會適度轉型為工業文明，重塑中國文明。然而，中國一再錯過轉型機會，直至兩次鴉片戰爭結束，直至中國內亂不可遏止，中國不得不踏上尋求富強的洋務之路。
如果從文明習性說，中國文明並不缺乏與域外文明交流的機會。
不要說秦漢之前數十萬年中國文明從黃河一隅向四面擴充，充分吸納了周邊族群的文明因子，建構了後世中國的所謂“中華文明”或“中國文明”，即便到了秦漢帝國形成後，在兩千年帝制時代，中國文明與域外文明也有幾次交往，中國文明在交往中增添了新的因素，重構了文明新體系。
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印度佛教文明對中國文明的衝擊和影響。
佛教傳入中土的確切時間已不可確考，大體說來至少在東漢時期,中土士人已知道西域、天竺等地佛教的存在，並模糊感覺到儒佛之間的差別，朦朧預感到儒佛之間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
在士人心目中，佛教文明與本土強盛的儒家文明根本衝突，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又感到佛教文明與本土思想異端道家、道教高度相似。
以儒家文明為主導的中國文明與佛教文明發生衝突是一種必然，此後數百年，毀法、滅佛等類事情時常發生，直至唐末宋初，中國文明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佛教文明影響，悄然重構了一個全新的中國文明體系。
後世中國所謂宋明理學、宋明道學，所謂“儒家思想新開展”等，其實都是佛教文明刺激後中國文明的新發展、新成就。宋明理學的出現意味著中國文明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國在這個時候文明向上，並沒有出現體制性危機。
03 西方文明的進入
與此同時，另一種西方文明也在中國出現，並嚴重影響著中國文明未來。
這一次的西方文明來自真正的西方。
其實，中國與真正西方的接觸也有很久遠的歷史，遠古人類相互交往情形我們已經很難描述，秦漢帝國與今天意義的西方交往,已被各種考古發現所證明。
秦漢之後，這種交往並沒有中斷。大約相當於十五世紀時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迅速發展,刺激了當時歐洲一些國家竭力尋求海外貿易市場,以擴大財源和勢力範圍。
1497年，葡萄牙人達伽瑪發現非洲東南海岸那塔爾。翌年，達伽瑪率領四艘遠洋船繞過非洲好望角，經印度洋抵達印度西南海岸之卡利卡特，從而打開了歐洲直航遠東的通道，真正實現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目標。
1511年，葡萄牙人佔領馬六甲。三年後（1514年），他們的商船第一次抵達廣東海岸。中國人借阿拉伯人對葡萄牙人的稱呼，稱其為“佛朗機”。
四十年後即1554年，葡萄牙人以貿易為名進入廣東浪白澳。此後不久（1557年），他們獲得在澳門建房的居住權。
從後世眼光觀察，這些西方冒險家對中國的期待，除了通商，開闢一個新的龐大市場外，好像並沒有其他惡意訴求。
伴隨著早期冒險者，是傳教士。這是西方文明形態決定的，也很難說是惡意。傳教士宣稱為上帝盡責，拯救人類，像佛教那樣普度眾生，因而早期傳教士在中國並沒有多少惡行，反而是積德行善，給中國人留下相當美好的回憶。
發現東方，不僅為西方提供了一個新機遇，也使古老的東方面臨著新選擇。
中國如果順勢而為，接納西方，不過在中國既有文明架構中增加西方工業化、商業化的因素，就像原初的儒家文明增添了佛教文明一樣，雖然可能使儒家文明“變色”，但只是讓儒家文明、中國文明更加光彩奪目、色彩斑斕，而不是更單調。
當西方人此次東來初期，西方人帶著仰視的姿態看東方；中國人謹記聖賢教誨，“以一事不知以為恥”，潛心學習西方，中西交流較佛教初入中土的情形不知好過多少倍。
第一個真正進入中國傳教的是利瑪竇。利瑪竇受過良好教育，具有極高科學素養，使他向中國人傳播西方文化時，他的博學和溫文爾雅輕易征服了中國的士大夫階層。
就文化心態看，中國士大夫階層牢記聖賢教誨，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他們面對傳教士帶來的全新世界，在驚歎之餘便是努力瞭解它、掌握它，從而最終超過它。
這是一種正常的文明交流心態，是中國文明的希望。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晚明士大夫階層如飢似渴汲取利瑪竇等早期傳教士帶來的西洋文明，計劃用十年時間將傳教士帶來的七千部西方經典都像《幾何原本》那樣翻譯成中文時，中國內部發生了一次巨大的政治變動。
這個變動徹底粉碎了晚明士大夫階層汲取西方文明的夢想，中國文明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次莫名逆轉。
1644年3月19日，闖王李自成率部攻佔北京，對西方文化懷有好感的崇禎帝吊死煤山，大明王朝走進歷史。
5月1日，清軍進北京，顛覆了李自成政權，滿洲人所建立的大清王朝開始了對中原的統治。
04 中國的回應
滿洲人定鼎中原後，出於社會發展一般需要，對明王朝文化政策,尤其是明王朝對西方文化的容忍與吸收政策並沒有多少改變。
至少在順治、康熙朝，清政府對傳教士依然優禮有加。為明王朝翻譯了大量西洋天文曆法書籍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依然受到新朝信任和尊重，奉攝政王多爾袞之命與龍華民“依西洋新法”測驗天象，改定曆書，定名為《時憲曆》，由順治帝於1645年頒行。
湯若望因此而被擢為欽天監監正，這一重要職務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外國人擔任。翌年，清廷加湯若望太常寺少卿銜。1647年，順治帝親政後，常常用滿言尊稱湯若望為“麻法”，譯成漢語則有“可敬之父”的意思。
傳教士對來自清廷的禮遇，一般說來比較為滿意，因此，他們對清廷的支持，對中西文化交流仍能持一種正常心態積極從事。
湯若望在入清之後及時以西洋新法制定曆書，接替湯若望出任欽天監監正的南懷仁不僅主持康熙朝《永年曆》制定，而且以西方技術參與鑄炮、製造天文儀器等活動。
在此前後來華的傳教士如白晉、宋君榮等為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文化繁榮等都程度不同有所建樹。
這時中國人對於西方科學文化的態度，就最高統治者來說，一如明末徐光啟時代。
康熙帝不僅鼓勵和提倡學習、模仿西方科學文化，選拔一批滿漢青年交由耶穌會傳教士傳習，而且因中西曆法爭論,自己也開始對科學事物尤其是數學發生興趣。當他發現朝臣們對西洋曆法一無所知時，便躬自鑽研，探討一些西方科學技術問題，或依西洋方法督促一些大型項目的實施。
如當時世界上工程量最大也是最精確的全國性地圖測繪以及《皇輿全覽圖》編定，據說就耗費了他三十餘年心力。
但是，也不得不指出的是，康熙帝對西學的“嗜愛”畢竟始終限於個人範圍，他並沒有考慮將這種嗜愛擴大到廣大士大夫階層中去，更不要說建立起一支中國人自己能夠掌握科學技術，並能製造西方先進器械的隊伍。
相反，康熙帝為了鞏固政治統治，一方面需要西方科學技術與文化，必須與傳教士建立良好個人關係，以便從他們那裡學到西方有關天文歷算以及技術等知識；
另一方面，基於文化傳統差異，特別是羅馬教廷不顧中國政府反對而禁止中國教徒拜祖先，以及教士們從事其他中國傳統鄉土文化活動時，康熙帝開始感到那些西洋人“漸漸作怪”， 認為他們不僅將維繫中國人的象徵孔夫子加以蔑視，而且有朝一日會動搖大清王朝統治根基。
在這種矛盾、苦悶心情支配下，康熙帝不得不權衡利弊，終於以推崇程朱理學以與天主教相抗衡。
繼康熙帝君臨帝位的雍正帝，對耶穌會傳教士和西方文化的政策與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繼位問題的影響，因為不論他是否是弒父繼位，但在其統治最初幾年，他一直忙於鎮壓反對者則為事實。
他不喜歡傳教士，因為傳教士中的一些人曾經在他繼位問題上明顯地站在他的政敵一邊。
他雖然寬恕了在北京的一些高層傳教士，但對在外省的傳教士則採取了比乃父更為嚴厲的限制措施。
據宋君榮神父耳聞目睹，雍正帝從根本上不相信基督教理論，他曾當著傳教士的面把天主教大罵了一通，儘管他也承認天主教會曾給中國帶來某些“裨益”，但他仍把天主教與那些邪惡的教派相提並論，他確實太痛恨天主教了。
接替雍正帝的是乾隆大帝。乾隆大帝自稱“十全老人”，做了六十年太平天子，自謂“德邁三皇，功過五帝”。在其當政的前半期確實是國泰民安，一片昇平景象。
但是到了後來，奢侈之風從朝廷蔓延到全國，弄得民窮財盡，已種下後來大亂的禍根。尤其不幸的是，乾隆帝因年邁倦勤，選中了和珅協助主持政務。
和珅雖然聰明伶俐，但卻寡廉鮮恥，憑藉手中的權力搜刮自肥，國庫空虛，乾隆帝數十年建立起來的權威也漸失墜了。
只是乾隆帝遙承祖、父餘緒，憑藉太厚，所以及身都未露出破綻，安然在養心殿瞑目。當乾隆大帝沉湎在康乾盛世輝煌的時候，西方正在發生一場劃時代的革命變動。
隨著英國君主立憲體制的確立，英國資本加速了圈地運動，醞釀著一場工業革命。
1733年，機械師凱伊發明了飛梭，極大提高了織布效率。1764年，紡織工人發明了紡紗機，極大提高了紡紗效率。1769年，木匠海斯發明水力紡紗機。
稍後，理髮師阿克萊特對凱斯的發明加以改進，在曼徹斯特建立了一家棉紡廠。1785年，牧師愛德蒙特發明動力織布機，並在1791年建造了第一座動力織布機廠。
更重要的發明發生在1782年。那一年，瓦特發明了蒸汽機，這為近代工業的誕生提供了不可思議的動力，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的紡織工業必將在這個強大動力系統推動下發生革命性變化。
英倫三島的蝴蝶展開了自己的翅膀，遙遠的亞洲、古老的中華帝國也必將受到這隻小蝴蝶的影響。
05 西方人的需求
1793年，英國政府派遣馬戛爾尼作為特使出訪中國，中國能否把握住這個機會回應英國工業革命？近代中國歷史主題或主要問題，其實都應該從這裡找到解讀密碼。
進入現代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就是回應西方工業革命，就是開放市場，將中國由先前的農業社會經濟形態轉變為工業形態。
從後世情形看，西方巨大的資本衝動，除了市場、利潤外，主權、土地、人民並不是資本的爭奪目標。
其實，在中西交流之初，貿易往來就是一件大事。很長一段時間，由於中國市場不發育，中國老百姓缺乏購買力，缺乏消費習慣，更缺乏消費衝動，西方工業產品在中國淪為士大夫階層、商人階層，尤其是貴族階層的玩意，成了奇技淫巧。
相反，中國的初級產品，特別是瓷器、茶葉和絲綢，卻隨著中西交往成為西方社會普遍喜愛的物品。
中西之間貿易的嚴重不平衡是馬戛爾尼1793年出訪遠東的真實背景，英國人的目的就是要讓中國放開市場，讓英國資本比較自由地進出，讓中國政府同意構建中英兩國新型外交關係，以大致維持中英貿易均衡。
中國此時正處在正統史學所謂“康乾盛世”，其實這個盛世用後世眼光觀察帶有非常濃厚的虛假痕跡。
中國人不僅缺少必要的世界眼光，不知道西方社會正在發生什麼事情，而且中國人的貿易理念、貨幣觀念太過陳舊，不知道國際貿易真諦在哪裡。
中國人認為，你們英國人喜歡我們中國的瓷器、茶葉和絲綢，你們為此支付鉅額真金白銀都是應該的。
所謂貿易，就是你拿錢買我的東西，真金白銀單向流往中國，說明中國具有吸引力，是天經地義。
因此，清政府無意改變中英之間貿易不均衡，更不會讓英國資本自由進入中國開發市場。我的地盤我作主，於是乾隆大帝在接見馬戛爾尼時明確而傲慢地拒絕了英國人建議。
中國和平轉型至工業化時代的希望化為泡影。
馬戛爾尼使團中國之行以失敗而告終，中英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仍然無法獲得解決。漸漸地，英國不法商人竟然以鴉片為商品，試圖以這種不道德的手段消解中英貿易不均衡。
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罪惡的鴉片貿易”。鴉片貿易很快使中英貿易走向均衡甚至逆轉，大量真金白銀外流,影響中國經濟健康發展還在其次，重要的是鴉片氾濫既使國庫空虛，朝廷已無可用之餉，更使大量中國人染上毒癮，淪為“東亞病夫”，中原已無可用之兵。
06 困境折磨著中國精英
然而，由於鴉片貿易並不單純是英國商人的問題，中國內部的利益集團，尤其是廣東負責貿易管理的官僚，實際上也是鴉片貿易的重要受益人。
清廷在鴉片貿易問題上長時期猶豫不決，進退兩難。1836年，許乃濟建議鴉片貿易合法化，建議國內種植價格更加低廉的罌粟，以國產衝擊進口，以價格優勢佔領市場，以此保證朝廷財政收入。
許乃濟的建議是純粹的貿易原則，事實上對於當時中國來說，鴉片的危害更多地還是對中國人生理和心理的戕害，因而那時知識精英大多主張從源頭上動手，嚴禁吸食鴉片，強調堵住需求，扼住市場，沒有人吸食鴉片，鴉片貿易自然終結。
這是黃爵滋1838年向朝廷作出的重要建議，代表了大多數知識精英的一般看法。
道光帝對於鴉片危害是非常痛心的，他對黃爵滋的建議很感興趣。他將這個建議批轉各省督撫進行討論。
各省督撫對黃爵滋嚴懲吸食者的建議雖說並不明確反對，但總覺得這個辦法太激烈，畢竟吸食者只是個人愛好，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
鴉片危害的根源在於鴉片貿易，只有堵住販賣環節，才能消除鴉片危害。各省督撫不太贊成黃爵滋的方案，惟林則徐以為黃的方案可行。
林則徐在給朝廷的回覆中建議，既要對那些販賣鴉片者處以極刑，也不要放過那些吸食鴉片者。
林則徐對各種方案的綜合符合道光帝的心理需求，於是朝廷很快召林則徐進京，商討大計。
林則徐與道光帝據說懇談了十九次，研究禁絕鴉片及其貿易的方案。1838年12月31日，朝廷授予林則徐全權，以欽差大臣身份前往廣東解決鴉片氾濫問題。
其實，鴉片在那時已不是單純的毒品氾濫，而是中外貿易。在英國和印度看來，鴉片與瓷器、絲綢、茶葉並無二致，以鴉片為內容的貿易畢竟還是貿易，而不是犯罪。
英國人幾十年前的關切是貿易失衡，是英國白銀流往中國，現在英國人的關切是維持貿易現狀，維持貿易利潤。
因為英國對中國不願接受外國資本自由出入非常惱火，很早就想找碴一次性敲開中國大門。
林則徐確實是那個時代最具威望的政治家，是坐而言起而行的人，他抵達廣州不管不顧，按照預定方案發佈告示，要求外國商人將已經運到中國而尚未賣出的鴉片盡數交出，並出具書面保證承諾以後不再往中國販賣鴉片。
否則，一經查出，貨盡沒收，人即正法。嚴厲措施引起外國商人高度恐慌。迫於壓力，一些商人交出了鴉片，提供了保證。
這些外國商人的舉動激勵了林則徐，使他覺得應該乘勝追擊，擒賊擒王，捉拿英國商會會長顛地。
制服了顛地，也就制服了英國，也就解決了鴉片氾濫問題。林則徐逮捕顛地的命令引起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的警惕。
義律認為，林則徐的這個做法即便不是戰爭，也是中英戰爭的前奏，是對英國貿易權益的嚴重侵犯，畢竟鴉片作為貿易物品由來已久。
由此，中英關係日趨緊張，戰爭氣氛驟然加劇，終於引發一場戰爭。
對於這場戰爭，我們稱為“鴉片戰爭”，英國人則稱為“通商戰爭”。
鴉片戰爭對於中國來說是悲劇，又是機會。
這場戰爭使中國蒙受了巨大損失。然而也正是這場戰爭，使老大帝國覺醒，結束了兩百年遲疑不決，邁開猶豫的步伐，向著現代化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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