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夢迴古代，想必不少知識分子會選擇宋朝，高曉松、袁騰飛等人就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不得不提的原因是丘八出身的趙匡胤，竟然會留下“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祖訓，使得士人在宋朝的時候地位最高——當然是相比而言。
不過，若論個人自由與權利最為彰顯的時候，恐怕非魏晉時期莫屬。縱性任情、飲酒嘯歌的魏晉士人風度，其中以“竹林七賢”為代表，將個人的癲狂，手與腳能觸摸到的地方，心靈可以窺探到的天空，演繹至極致。
“竹林七賢”之劉伶，嗜酒如命，天天在江湖悠悠，飲一壺濁酒，醉裡看百花深處愁。後面還跟著一位僕人，拿著一把鏟子，以便將一旦醉死的劉伶就地掩埋，“醉後何妨死便埋”，而這是劉伶的吩咐。
有一次，朋友們來看他，劉伶卻赤身裸體。面對朋友們驚詫的眼光，劉伶反倒說:“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你們怎來到我的褲子裡？”哪怕穿越千年，今天聽來依舊驚世駭俗。
阮籍也愛醉酒，不過沒有劉伶這般沒心沒肺。酒不醉人人自醉，酒還是阮籍掩飾自我，儘量被外在社會裹挾的一種偽裝。
司馬昭想跟阮籍聯姻，阮籍連續大醉兩個月，此事只能作罷。司馬昭想加九錫——中國古代皇帝賜給諸侯、大臣有殊勳者的九種禮器，是最高禮遇的表示。阮籍故技重施，卻被司馬昭早已識破，無奈只能當一次槍手。
還得提一下嵇康。嵇康的性格太耿直了，嫉惡如仇，直言不諱，眼裡容不下任何的沙子。不僅與當局不合作，更是時時唱反調。
嵇康被司馬昭處死的原因是“非湯武而薄周孔”，意即“非議商湯、周武，鄙薄周公、孔子”。
儒學認為音樂有教化的功能，也應該為現實政治服務，即所謂的“樂教”——突然有點理解為何“嘻哈”這樣的音樂會受到打壓了。嵇康卻說音樂只是一種純粹的藝術形式，與情感無關。
叫嵇康出來做官，嵇康卻輕佻地拒絕：愛睡懶覺不能早起；有警衛員和秘書跟進跟出不好玩；開會辦公要正襟危坐，不能抓蝨子……
魏晉士人之所以集體表現出一種不守禮教、超脫世俗的態度，當然離不開大時代的影響。
從漢末開始，兩漢經學已經僵化、腐朽而沒落，最高統治者都已對此厭惡不已。再加上時局動盪、戰爭頻繁，禮崩樂壞也就在所難免。
正因如此，曹操致力於建立一個“法家庶族”的政權，結果卻被司馬氏集團所篡取，司馬家族卻與之相反，“儒學士族”是其統治根基。
問題的關鍵在於司馬氏集團的統治合法性本就薄弱，而其執政的時候國內各個基層又是矛盾重重，政治生活盡是陰謀詭計、爾虞我詐、你死我活，從而讓儒家禮教更加顯得虛偽，讓知識基層充滿反感。
當然，魏晉風度中也有一些需要批判的東西，比如嗑藥，天天吃五石散，無異於慢性自殺。還有所謂的清談與玄學，人們付諸很多的時間和精力，意義卻並不大，就像乾嘉考據學。
總體來說，魏晉風度還是值得讚賞，它至少表明在世道沉淪時，個體能夠做出怎樣的抵抗，並且可以避免隨波逐流、同流合汙。
說句題外話，那個時候的帥哥也特別多，且各有各的帥氣，不像今天這般，帥與美似乎只有一個模樣。嵇康“巖巖若孤松之獨立”，醉了又“傀俄若玉山之將崩”；衛玠“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王衍“處眾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王羲之“飄若遊雲，矯若驚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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