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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恰恰相反。
虽然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天下诸侯侵伐不断，但各诸侯国内部的“国家”意识却极强，很少出现离开本国，为他国效力的现象。这其中原因，也很简单：现代人常说“国家”，但春秋战国时代，“家国”才更能说明当时实际情况。无论是周王室还是各诸侯国，宗法制都是维系其内部运行的一项重要制度：“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子弟”。意即“天子要分封兄弟当诸侯，诸侯要分封兄弟采邑，大夫有貳宗之官，士人有徒隶子弟”。宗法制下，无论是诸侯还是卿大夫，大部分都是亲戚或兄弟。因此，春秋战国时代，更强调所谓的“家国”而不是“国家”。因为“国家”机构的组成成员，大部分都是君王或国君的亲戚，都是君王或国君的“自家人”。
如此前提下，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背叛自身家族而去为外人服务。这也是周人建立宗法制的目的之一：与分封制互为表里，构成了维系周代社会阶层稳定的两大重要基石。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首先宗法制下，就会将部分人排斥在本国体系之外。
即便是周王后裔，按宗法制原则，五六代人之后，都难免会有人身份被降为庶人。在周王室地位的急剧降低，对周王后裔而言是件极为痛苦之事。因此，为寻求更好发展机遇，有些人便开始寻求到诸侯国谋生。同样，在诸侯国也有不少诸侯后裔，因为是庶出，在本国无以立足，被迫到其他诸侯国去谋生。
帝王后裔流落至诸侯国谋生的例子，管仲就是。管仲祖上，为周穆王之后，是王室直系后代。但是，因为祖上是庶出，在周王室难以有容身之地，被迫跑到齐国来当大夫。到了管仲之时，甚至一度落魄到以经商为生。后来，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而一举成名，但他还可能回到周王室去辅佐周王吗？周王室的实力和地位，以及周王室现状，都已容不下管仲这一尊大神了吧？
诸侯后裔流落到他国谋生的例子，曹刿就是。曹刿为曹叔之后，到曹刿这代也是因为宗法制的限制，无法在曹国立足，被迫到鲁国谋生，成为鲁国基层一位普通士人。但是，曹刿成功地利用了乡遂制度下士人“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的制度，帮助鲁庄公战胜齐国入侵之师，脱颖而出成了士大夫，在鲁国取得了发展。在鲁国取得成功的曹刿，还可能回到曹国去为曹国效力吗？
管仲与曹刿二人，都是宗法制下，自然而然被排斥出本国体系之外，被迫为“外国”服务的例子。
第二类被本国排斥而为他国效力的人，往往是在本国政治斗争中失利，被迫逃亡他国而求生存之人。
这类人在西周时期就已存在，可谓非常常见。周宣王晚年，因为怀疑杜伯与后宫小妾有私情，就将杜伯杀死。结果，年老体衰的周宣王因错杀杜伯而内疚不已，频繁出现幻觉，常常以为杜伯鬼魂向自己索命。这引发了西周史上的一段悬案：“檿（音演）弧箕服，实亡周国”。杜伯被冤杀后，其子隰叔就逃亡至晋国，成为晋国士氏之祖。士氏后人，著名的有士蒍，帮晋献公清洗了晋国公族；还有士会，是晋国有名的能臣。士氏一族，显然也难得会再为周王室效力了。
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例子就是伍子胥。伍子胥原本是楚人，因为父亲在楚国的政治斗争中惨被杀害，他被迫逃亡吴国以寻求复仇机会。最终，吴国成功地打败楚国，伍子胥还鞭尸楚王以报杀父之仇。伍子胥这类身负血海深仇之人，当然也不可能再为楚国效力。
还有陈国的妫完，因为在本国政治斗争失败，被迫逃亡齐国，被齐桓公收留。两三百年后，其后代取齐而代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田齐代姜齐”。
第三类为他国效力之人，却是本国无发挥空间，为展示自身才华，被他国人才策略所吸引过去的。
典型案例，就是著名的商鞅，原本为卫国人。但是在战国时期，卫国这样的小庙明显无法让商鞅这样的大神有发挥空间。所以，商鞅先是来到了魏国，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后来见魏国难以有发展，便又跑到秦国，辅佐秦孝公变法成功，一举而天下闻名。
战国名将吴起，也是卫国人，他一生先到鲁国后到魏国再到楚国，到任一国都能取得成就，却都不得完满结局，可谓是命运多舛之人了。然而，如果他始终待在卫国，可能连展示他才华的机会都没有——他如果不离开卫国，还能怎样？
商鞅与吴起，足以证明卫国盛产人才，但是卫国却无法用之。而人才无用武之地，必然多投外国。这是人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所出现的必然结果。
但无论如何，春秋战国时期，愿意到他国去重新开始的人毕竟是少数。只要本国存一线机会，很少有人愿意去人生地不熟的“外国”去艰难奋斗。前面所提到那些他国奋斗成名的案例，不过是极少数个案。大多数流落到他国的人，可能终身都默默无闻，在史书上没留下些许痕迹。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人更愿意留在本国，而不是选择风险更大的为他国效力。
欲云谈史论今
春秋战国其实一直都是在周王朝的背景下四分五裂的战争时期。它是一段还没有完全形成集权政府的历史，一直等到秦始皇一统华夏，才终于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所以在那个时期，游士门客很多，今天到你秦国坐一坐，明天来你齐国玩一玩那都是家常便饭。但是如果说当时的人都是白眼狼那我也是不敢苟同。这我举一个例子，当时的秦国见郑国比较弱，好欺负，就偷偷的派兵征讨。路上遇到了来自郑国的商人弦高，看到乌泱泱的秦国大军朝着自己老家郑国那里去，心想不妙，这是要搞偷袭啊，但是现在自己赶回去通风报信也来不及了，所以他想了一招，将自己随身的牛羊送给了秦军，当作是劳军用的，秦军将领一看到弦高的牛羊就不淡定了，郑国这是要和自己先礼后兵啊，那郑国既然有了准备，那这次的偷袭不就是失败了吗，所以就又浩浩荡荡地回去了，而弦高也是用自己的牛羊拯救了郑国的安危。从这事不难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还是挺有国家意识的。
但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名人在他国效力呢。我们先看一个人，吴起，就是用口给士兵吸毒的那位军事奇才，他本是卫国人，后来又在鲁国魏国楚国做了官，曾帮助魏国大败秦国数次，使魏国真真的强盛起来，最后因为人品不好才在楚国因兵变而死。撇开吴起的人品不谈，他的能力是公认的强，可为什么会先后侍奉三个国家，而不去自己的老家卫国出一份力呢？这是否意味着这些人没有国家意识呢？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好端端的家里不呆，为何要远走他乡呢？这自然还是吴起自身的问题，卫国虽然是个小地方，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有法律规矩它都有。吴起在卫国的时候曾失手杀了人，按照卫国规矩，以命抵命，吴起自然不想白白送命，就赶忙逃到了鲁国，从此再也没回过卫国。这可以看出不是吴起不想回卫国，而是不能回，谁愿意好不容易混成了光鲜亮丽的样子，回到本国被扣上杀人犯的称号呢？
再说商鞅，原本是卫国王族，但是卫国太小，破败不堪，就从小在魏国吃喝住穿，魏国，就像是自己第二个国家。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抱负也是越来越大，但是在魏国迟迟得不到自己大展拳脚的机会，而当他得知秦国的秦穆公在广纳贤才，自己就带着一腔热忱前往了秦国。后来我们也知道，商鞅变法，使得本来弱小的秦国逐步变为霸主，最后吞并六国。这我们也不难看出，商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而远走他乡，这并不能说明他没有国家意识。
最后咱们再说说一个名人，乐毅。乐毅的祖上关系有些复杂，他的祖宗乐洋本是魏国人，在灭了当时的中山国后，得了中山国封地，也就算是中山国人，但后来中山国又被赵国所灭，所以乐毅也在赵国办事，算是半个赵国人。可当时赵国的宫廷政变，赵武灵王的惨死，让乐毅心灰意冷，最后投了魏国，所以兜兜转转一圈，乐毅又成了魏国人，可有一身本事的乐毅并没有在魏国发光放热。后来五国伐齐，乐毅作为使者来到燕国，燕王当时花了大价钱召集天下人才，乐毅被燕王感动，便加入了燕国开始了燕国的复兴之路，虽然乐毅大败齐国，但是新燕王害怕乐毅，就把乐毅给换下了，此时的乐毅心里也是拔凉拔凉的，我为你掏心掏肺，你却在背后算计我，便毅然决然的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国家，赵国。
从这么多事例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观念还是较强的，但是因为连年征战，国域不断翻新而导致国家观念模糊，也有很多类似逃亡和命债在身的客观因素，使得他们不得回到自己的国家，也有为了实现抱负而远走他乡的主观因素。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文人的国家观念还是有的。
渝宝读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国跟现在的国家不一样
现在的国家意识来源于近代欧洲，强调民族主权，公民损害了民族主权即视为背叛。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认为“天下”即为国家。我们现在所说的秦国、晋国之类的只是诸侯的封国而已，是某个大贵族的管辖地，并不能算作是一个主权实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名义上的主权所有者是周天子。
春秋时期贵族多有联姻关系
在当时，知识都掌握在贵族阶层，人才也多为贵族。贵族们虽在不同的国家效力，但很多家族都有姻亲关系。当在一国混的不开心的时候，去他国投靠亲戚并不是什么违逆之事，换个老板打工而已。
战国时期各诸侯求贤若渴，不在乎人才的出处
进入战国后，各诸侯国进入了求强图存的时代，不改革，不图强，就会被兼并。所以各国求贤若渴，纷纷招贤纳士，“千金买马骨”的典故就出自这一时期的燕国。
士为知己者死，人才也愿意为赏识自己的人服务
苏秦为了报答燕文侯的知遇之恩，合纵五国联手伐齐，改变了整个战国时期的格局。荆轲为报答太子丹，不惜舍身刺杀秦王。人才为了报答恩情，也就不在乎出生在哪里了。
以上一点愚见，欢迎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