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下半年，中國即將隆重迎來紀念改開放40週年。
過去40年，由於改革開放，中國從一個瀕臨崩潰的經濟體，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並從建國初年的“站起來“，到改革開放早期的“富起來“進入到了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強起來“階段。
但在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不是沒有經歷過曲折和彎路的。在這個時刻，為了使中國未來的道路走得更加穩健，同時也為了更好地總結中國和世界的成功規律，我們有必要對中國過去走過的這些彎路，做一些必要的梳理和總結。
這其中，就包括告別曾風靡西方一時的新古典自由主義。
如果說，新古典自由主義這個學術名詞比較抽象，那麼我們就從與人民生活的息息相關的住房、醫療和教育說起吧。
住房、醫療、教育
三大難題的根源
眾所周知，房地產、醫療和教育在中國是三件令人頭疼的事情。房價高企、醫療和教育費用昂貴，曾經被稱為“新三座大山”。
但你知道，這個“新三座大山“是怎麼來的嗎？
“新三座大山”的崛起是來自20世紀90年代的某個時候。那時候我們以為市場化就是靈丹妙藥，一股腦兒將住房、醫療和教育全面推向市場。
但當時，我們忘記了根本的一點，那就是：無論是住房，還是醫療和教育，它們既是商品，同時更是公共服務產品。作為商品，它們必須具有價格和價值，過去計劃經濟年代的幾乎免費住房、醫療和教育自然難以為繼；但作為公共服務產品，它們又必須以服務全社會絕大多數人為目的。
一個健康、穩健、安全、祥和的社會，必須達到這麼一種境界：這個社會的所有人，不管是窮是富，不管有病還是健康，甚至不管能力大小，都必須獲得與其尊嚴底線相符合的住房、醫療和教育。當然，這個社會依然是市場經濟，因此住房可有大小之分，醫療和教育的程度與水準也可有一定差異，但作為社會公共服務產品，它們必須符合人的最低的尊嚴底線。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住房、醫療和教育市場化，顯然嚴重偏離了這一境界。
然而，你知道，這一切的根源究竟是什麼嗎？其根源恰恰就是20世紀80年代風靡西方世界的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
新古典自由主義:
風靡一時的西方經濟理論
這裡，有必要對“新古典自由主義”做一個解釋：新古典自由主義，英文表達是Neoliberalism，德文有時乾脆就用Neoklassiker（新古典主義）來予以形容。
新古典自由主義是英國現代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別，成形於20世紀70年代，成熟於80年代，主張在新的歷史時期維護個人自由，調解社會矛盾，維護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因而成為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復甦形式，近40年來在國際的經濟政策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新古典自由主義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在西方經濟實踐中的直接表現就是里根主義和撒切爾主義，而其靈魂與實質就是全面市場化和私有化。
既然被稱為新古典自由主義，那麼在它的倡導者看來，就是對亞當.斯密斯的古典自由主義的迴歸。確實，在亞當.斯密斯的古典自由主義和20世紀70年代末以後的新古典自由主義之間，還有一個被稱為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的經濟學思潮。
這個思潮在19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之間存活了整整100年。19世紀70年代，英國經濟危機深重。為適應新的政治要求，英國學者格林提出了既堅持英國自由主義傳統，同時又實施國家干預，充分發揮國家作用的新理論。這個理論被稱為新自由主義。
在強調國家力量適度干預的新自由主義存活整整100年的時間裡，產生了大名鼎鼎的凱恩斯主義和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所有的這些都不但具有積極、正面的意義，而且在戰後30年對西方經濟的“大繁榮時代“做出了貢獻，包括福利國家的完善與成熟。
但是，20世紀70年代，隨著福利國家在歐洲遇到困難，爾後的石油危機、連串經濟危機又導致西方經濟出現動盪，新自由主義逐漸式微。此時，以哈耶克為首的學者逐漸興起，並提出以回覆古典自由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新古典自由主義，主張再次強化市場力量，讓國家力量淡出。
必須承認，作為新古典自由主義實踐的里根主義和撒切爾主義，對於20世紀80年代的西方經濟做出了重大貢獻。然而，這些理論和實踐本身也隱藏了不少盲點，那就是一味相信市場的力量，而完全忽略甚至否認國家力量對市場的調節作用。冷戰結束後，新古典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繼而形成“華盛頓共識“，但也終於在2008年的經濟危機中受到嚴峻挑戰。
但問題是: 新古典自由主義興起的20世紀70年代末，也正是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年代。因此，40年前的中國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打上了新古典自由主義的部分烙印，其後果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改革開放早期:
中國受到的誤導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一批學習傳統政治經濟學出身的經濟學者，開始接觸到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立刻為之迷戀，以為在計劃經濟的中國，只要實行了全面市場化，就能解決一切問題。
時至今日，即便當世界經濟危機的陰雲還未消散，有一些主流經濟學家還在大批凱恩斯主義，幾乎將凱恩斯主義等同於計劃經濟來批判。
豈不知，西方的市場經濟核心不光是市場化，同時也在強調程度不同地帶有政府幹預的成分，無論是英國的凱恩斯主義還是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都是如此。
當然，凱恩斯主義和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是成熟市場經濟性形態下的政府適度干預，而今天中國的狀況則是一個脫胎於計劃經濟的、正在艱難地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形態，政府角色依然沒有完全脫離計劃經濟的思維和色彩。
惟其如此，現階段和未來中國經濟轉型中的政府角色，是一個尤其需要準確定義的事物，切忌產生任何“非左即右“的偏差。
過去5年:
中國政府角色初見成效
中國這些年的改革進程，存在著絕對市場化和絕對行政化兩個截然不同的傾向：前者一味迷戀市場化，結果忽視了政府應該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並導致了政府角色的缺位；而後者則繼續固守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高度行政化特徵，導致政府角色的嚴重越位。
政府角色的越位，導致腐敗盛行和特殊利益集團的膨脹；而政府角色的缺位，則導致高度市場化下的民眾利益受損。
因此，中國的許多問題表面上看是一個社會乃至政治問題，如果仔細分析，其實是一個廣義經濟模式的問題。
5年前的這個時候，中國經濟剛剛進入所謂的“下行通道”，上上下下都處於緊張、焦慮和忐忑不安之中；其時，世界經濟也處於焦慮和騷動之中。而5年後的今天，無論是中國自身還是世界，許多局勢都在漸漸明朗化。
在這個時候，重新站在世界的維度來審視中國、審視世界，並審視中國究竟能為世界做什麼，同時通過為世界做什麼而進一步促進中國自身的發展，就有了厚實的基礎。
在中國內部，過去5年，當人們以為經濟下滑一定難以避免，以至於呼喚更多市場力量介入的時候，中國經濟居然奇蹟般地回升了（“未觸底已反彈”），而且中國趕上第四次科技革命潮流的步伐居然已經走在了全世界的最前沿，令中國經濟轉型前景光明。
過去5年，當全世界都以為中國的各種債務風險一定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時候，中國居然平穩地渡過了難關。
這其中，具有中國特色的政府角色的干預，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市場經濟導致貧富不均:
政府調節更顯重要
在世界範圍內，如前所述，世界經濟並未真正從10年前的經濟危機中走出來，同時各國民粹主義盛行，直接催生了一連串匪夷所思的現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下面兩個現象：
一、過去將近40年裡，西方世界的貧富分化在迅速擴大，2013年法國學者皮凱蒂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詳盡而深刻地揭示了這一點，其他西方學者研究貧富分化的各類著作近年也層出不窮。
二、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快速而劇烈地改變著人類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流程，同時正在引發新的產業革命，而新的產業革命的爆發又必將引發更大規模的貧富分化。
而中國經濟在過去30多年時間裡，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兩個重要的規律：
一、只要不遵循市場的規律，一味採用計劃經濟的僵化做法，中國經濟就進入一潭死水的狀態；反之，只要採用市場經濟的做法，經濟就立刻被搞活，財富立刻就滾滾而來。
二、只要是單純實行市場化，在財富滾滾而來的同時，社會不公、貧富差距立時擴大，不但經濟風險逐漸增加，而且社會矛盾立時激化。
前些年，我們經常把這個問題歸結為政府的“越位”和“缺位”問題，以為政府“越位”才導致僵化，而政府“缺位”則導致社會不公。這自然是就市場經濟下政府職能的轉型而言。其實，我們的認識還應該更深入一步，從市場經濟的本質上來審視問題。
所謂市場經濟，西方的左派學者稱之為資本主義。必須承認，市場經濟是過去近250年人類摸索出來的唯一能在最短時間內推動經濟、積聚財富的一種經濟制度。但是，市場經濟最大的優點是效率，而最大的缺點則是不公。因此，市場經濟顯然是一把雙刃劍，過去250年西方社會經歷的所有風波，幾乎都逃不出這一鐵律。
對中國來說，由於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計劃經濟實踐被證明行之無效，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90年代開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無疑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戰略決策。沒有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今天的中國難以想象。
但毋庸諱言，從90年代開始，有一股全盤市場化的風潮在推動著中國經濟，以為市場化就是靈丹妙藥。每當社會公共產品提供不足、社會矛盾激化時，一些人士就認為，這是由於市場化不到位，只要繼續市場化就能解決所有問題。
豈不知，社會公共服務產品不足、社會矛盾激化，恰恰是由於市場化過度，或至少是在推動市場化的過程中，國家宏觀調控之手沒有緊緊跟上所造成的。
前面提到的住房、醫療、教育之所以全面推向市場化，就是在那個年代造成的失誤，以至於今天的所謂住房、醫療和教育改革，與其說是改革，還不如說有一部分是在糾正當年改革的失誤，亦即所謂“糾錯”。
在計劃經濟的年代，住房、醫療、教育完全由國家大包大攬，自然是完全錯誤的做法，但推向市場則不等於把社會公共服務產品完全市場化。這就像給不會游泳的人發一個救生圈，然後就強行推入海中，最後的結果及其導致的怨氣是不言而喻的。
20世紀90年代把住房、醫療、教育全盤推向市場後，當國家之手完全淡出，中國普通百姓經歷的動盪和磨難，就有點像上面的這個比喻。
40年後再審視:
正本清源，準確定義
如上所述，這種做法有當時非常特殊的時代背景，那就是新古典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的年代，我們的一些學者和智囊也不幸染上了這一“疾病”。而現在到了正本清源的時候了。
從過往的實踐來看，市場經濟導致的不公，恰恰可以用中國製度的優勢予以彌補。當然，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原有的計劃經濟特徵的政府形態也面臨轉型。但對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進行重新全面的定義，已是當務之急了。
這些需要重新定義的內容包括：哪些是帶有明顯計劃經濟特徵的政府幹預，必須堅決改革，還市場以活力？哪些是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服務產品，應作為對市場經濟的適當而必要的補充？
實際上，過去的中國曾經有一些做法，雖然有不少缺點，但現在看來卻至少維持了政府提供實際上，過去的中國曾經有一些做法，雖然有不少缺點，但現在看來卻至少維持了政府提供的社會公共服務產品，比如曾風靡全國的“赤腳醫生”就是一個覆蓋了全國農村的公共醫療網絡。市場化下需要做的，不是拆除這一網絡，而是如何使這一網絡更具現代專業性。這幾年，一些地區正在嘗試重建農村基層醫療網絡，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拆除了全部重建，畢竟是件耗時費力和令人唏噓的事情。
另外，談到城市化（或城鎮化），許多人都認為，其途徑就是讓農民擁有土地，並實行土地流轉。豈不知，這一目標說易行難。若按照這一做法，起初擁有然後又通過流轉最終失去土地的農民，既融入不了城市，又無法返回農村，最後只能淪為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那樣的“平民窟”的棲身者。而中國的做法顯然不同。中國城市化過程中之所以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貧民窟”，與中國的“以代際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模式”有密切的關係。
所有的這些原有體制的做法，一定有繼續改革和完善的必要。但在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今天，我們已到了對自身優勢和純市場化的弊端進行全方位思考的時候了。
至少，在開改革放40年後的今天，中國經濟徹底擺脫新古典自由主義的誤導，現在是時候了。
（本文摘自作者新著《2020大布局: 你的機遇在哪裡？》序言，東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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