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大理石砌成的高大、莊嚴的清真寺，琳琅滿目的掛毯，醇厚濃郁的帶渣咖啡，在土耳其，還有一樣東西讓人愛不釋手，那便是色彩斑斕、精雕細作的瓷器。
先不說土耳其的陶瓷樣式多、圖案繁複，土耳其紅和鈷藍的豔麗，精美絕倫的手工，阿拉伯文字和伊斯蘭故事及圖案，都極具土耳其印記。
提起土耳其的陶瓷，首先想到的就是伊茲尼克和“伊茲尼克藍”——獨特的深藍色瓷器磚。
çini：中國和瓷器
在土耳其語中，çini一詞有兩重意思，一為“陶瓷”，一為“中國”，這和英文china帶有中國和陶瓷雙重含義異曲同工。
再觀其形制、花紋和色彩，不難發現土耳其陶瓷與中國的青花瓷，有不少相似之處。
不得不說，土耳其和中國在陶瓷方面的確很有淵源。
▲16世紀的土耳其仿製品
一位土耳其詩人曾經這樣形容土耳其，“像一匹烈馬，從亞洲狂奔而來，一頭撞進歐洲大陸”——它橫跨歐亞兩大洲，文明的碰撞留給這片土地五彩斑斕的印記。
根據文獻記載，早在9世紀時，土耳其大概便已經接觸過中國的瓷器了。那時候，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中國的瓷器經底格里斯河口地區中轉站，由附近的商人轉運到土耳其、敘利亞、北非和東非地區。
到10世紀的時候，中國的絲綢和瓷器已經成為世界海上貿易第一次高峰中最為重要的商品，邢窯白瓷、唐三彩、長沙窯釉下彩瓷、越窯青瓷和廣東地區的大型翁罐都源源不斷地沿著印度洋海路向西推進，這些精緻、優雅的東方奢侈品，隨之蜚聲海外，成為世界各地顯貴名流魂牽夢繞的收藏品。
早先流入土耳其奧斯曼皇宮的中國瓷器大多數是戰利品和禮品，因其珍貴與精美備受皇室的青睞，隨後以商品的形式被商人帶入奧斯曼帝國。
然而當時的土耳其，並非沒有自己的本土瓷器。其歷史可上溯至公元9世紀——名為伊斯蘭瓷，但嚴格說來，它並不能被稱作瓷器，而是一種“玻璃砂器”，因為其胚胎的原料是黏土和石英，而非高嶺土和瓷石，且製作時為低溫燒製，品質也介於瓷器和普通陶器之間。這種伊斯蘭瓷顯然無法與中國的精美瓷器相媲美，也未能在市場上撼動後者的至尊地位。
13世紀（塞爾柱和奧斯曼時期），從傳統伊斯蘭瓷發展而來的裝飾性陶瓷和陶瓷畫，已發展到一定的水平，現藏於科尼亞卡拉塔伊陶瓷博物館中的繪有雙頭鷹圖案的八角形瓷磚（公元1236年所制）可見一斑，然而仍未能完全符合“皇家口味”。在土耳其帝國吞併了馬穆魯克王朝轄下的廣大中東地域後，帝國統治者延續了對中國瓷器的重視和鍾愛。正如皇宮中所藏的一幅描繪奧斯曼帝國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宴請外國使節的圖畫上描繪的那樣，席上使用的餐具全部是來自中國的瓷器。
到13世紀末，隨著中國元朝的建立和不斷擴張，中亞、近東和北非與中國的聯繫更為緊密。這時候，舉世聞名的元代青花瓷出現了，一經面世，便受到這些國家皇室貴胄的熱捧。奧斯曼蘇丹蘇萊曼一世尤其痴迷中國青花瓷，而拒絕購買“國貨”，他在位期間，託普卡帕皇宮（Topkapi Palace）新置了200多件青花瓷餐具，專門服務於蘇丹。託普卡帕皇宮如今已成為土耳其最大的博物館，珍藏著中國瓷器精品一萬二千多件，其中不少產自元、明、清時期，元代青花瓷館藏數量稱得上是世界第一，然而本土瓷器的藏品數量卻屈指可數。
奧斯曼皇室貴胄對中國青花瓷的鐘情，帶動了舉國上下對青花瓷器的熱捧，也令它成為土耳其上層社會時尚與奢華的符號。但珍貴的青花瓷要從萬里之外的中國進口，價格不菲，一瓷難求。為此，工匠們開始模仿青花瓷風格製作陶器，也有不少土耳其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充當“間諜”學習陶藝製作。
伊斯蘭景德鎮
於早期伊斯蘭瓷的基礎上，能工巧匠們經歷多番試驗，在15世紀後期終於研製出了一種在外觀上幾乎可以“以假亂真”，十分接近中國瓷器水準的陶器。尤以伊茲尼克陶器（Iznik）的仿製成就最高，影響範圍最廣，伊茲尼克也獲得了“伊斯蘭景德鎮”的稱譽。甚至在帝國的官方記錄中，一律將伊茲尼克陶器稱作“瓷器”（çini），可見它惟妙惟肖的程度。
伊茲尼克是一個典型的土耳其小鎮，位於伊斯坦布爾東南100公里的伊茲耐克湖東岸，伊斯坦布爾東南部約60英里處。早在拜占庭時期，這裡便是連接安納托利亞和東部最主要的貿易之路的要衝，貿易活動繁榮發展，那時候它的名字是尼西亞（Nicaea），它更是奧斯曼帝國佔領的第一個中心地。
雖然當時布爾薩、伊茲尼克、屈塔希亞和伊斯坦布爾等地，都是土耳其著名的陶瓷生產中心，但以伊茲尼克的瓷磚最為出名，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地優質的紅色黏土：耐受攝氏1400度以上高溫，石英的含量高達85%，質量上乘。使用這種土燒製出的陶器，破碎的幾率就大大減少了。
從採集到的泥土中去除雜質的並不是機器或工具，而是一雙雙佈滿皺紋的老人的手。這種類似用篩子精細篩選的手藝，沒個一兩年是練就不了的。被篩掉雜質的泥土還需要凝固十天左右才能變硬實，整個乾燥過程非常講究，不能直射暴曬，也不能用時過久。和好的泥料還需要催熟四五個月，之後才能用來做陶器。
練泥、拉坯、印坯、利坯、曬坯之後，便是手工製坯、打磨、上釉，製作的工藝和方法與我國傳統的燒製瓷器方法並無大的不同。但與早期的“伊斯蘭瓷”相比，伊茲尼克在配方和工藝上進行了大幅改良。燒製的溫度有所提高，達到了900-1200攝氏度，但仍略低於中國燒製瓷器所要求的1200-1400度。一些複雜的產品並非一次成型，而是利用融化的石英、玻璃或膠水拼裝而成。上色則普遍採用釉下彩的方式。
吸收而非模擬
因為奧斯曼宮廷對青花瓷的痴迷，伊茲尼克陶器在顏料上也常常選擇鈷藍色，甚至一度出現了大批中國青花瓷的土耳其伊茲尼克“姐妹款”。從外觀上看，成熟的伊茲尼克陶器與中國同代瓷器的差別已相對微弱，雖然在質地、敲擊的聲音上還有所欠缺。不過，土耳其人更願意將伊茲尼克陶瓷中對中國瓷器的使用，描述成“吸收”，而不是“模擬”。
因為，從16世紀開始，伊茲尼克陶瓷開始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這時候正處於蘇萊曼大帝統治時期（1520-1566年），帝國國力空前強盛，加之蘇丹本人、皇后許蕾姆蘇丹、大維齊魯斯坦帕夏等顯貴均熱衷於資助藝術事業，伊茲尼克陶器也進入了它的黃金時代。
器物造型上兼受明初官窯青花和伊斯蘭金屬器的影響，在中國傳統的碗盤造型外，還生產掛燈、燭插臺和六邊形鑲嵌磚等具有當地文化特色的產品，涵蓋了餐具、飲器、擺件、燈具、建築牆磚等多個門類。
紋樣裝飾則加入了特有的奧斯曼蔓藤花紋或者抽象圖案，或將土耳其文化元素如阿拉伯文字與元明青花中常見的纏枝花紋裝飾穿插在一起。伊斯蘭教義禁止偶像崇拜，人和動物的題材較少，因此發展出了高度發達的植物花卉圖案裝飾，如康乃馨、風信子、玫瑰、鬱金香等，其中長而尖的鬱金香是最受喜愛、也是最常被使用的圖案。
色彩方面，也由藍綠色和暗鈷藍色，變得更加斑斕多樣，出現了灰綠色和淡紫色等較為清淡的色彩。到了16世紀中期，極具個性的紅色代替了之前的紫色，明亮的鮮綠色替代了之前流行的灰綠色。這種別具特色的紅色彩釉又被命名為“土耳其紅”。
總之，這一時期，伊茲尼克陶器以驚人的速度快速擴張，一度與中國瓷器有分庭抗禮之趨勢——伊斯坦布爾聖索非亞大教堂、魯斯坦帕夏清真寺、託普卡匹皇宮均大量使用伊茲尼克的彩繪牆磚進行裝潢，而僅著名的藍色清真寺，鑲嵌的伊茲尼克牆磚就達到了20000塊。
▲ 伊茲尼克面板內部員rustempasha清真寺
除了暢銷國內，伊茲尼克陶器還開始在奧斯曼帝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尋找新的市場，在意大利半島便頗受歡迎。除了基督徒大量購入，希臘船長和海員也開始大量購買伊茲尼克陶瓷（有帆船圖案的陶瓷最受歡迎），再將其轉賣到恰納卡萊和伊斯坦布爾，從中獲利，很多伊茲尼克餐具的邊緣處都有希臘語銘文。
可惜好景不長。蘇萊曼大帝去世後，伊茲尼克陶器失去了首都最重要的贊助人。16世紀後期起，奧斯曼帝國陷入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官方不斷提高稅率，這對伊茲尼克的眾多工坊是一記沉重打擊，直接導致大批工匠流失，製作工藝開始逐步下降。1620年至1700年間產出的陶瓷，色彩暗淡，色質極差，陶瓷上的紅色裝飾中夾有褐色雜質，而藍色和綠色顏料則很難和釉層相融合，設計上幾乎毫無美感可言。
生產的停滯、質量的低下、新設計的缺乏，加上進口中國陶瓷帶來的衝擊，使得伊茲尼克製陶業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到1716年，伊茲尼克製陶業全面停產，最後一塊出廠的伊茲尼克牆磚，還是希臘的一所修道院購買的。至此，盛極一時的伊茲尼克製陶傳統就這樣消亡在歷史的長河中。
不過，雖然伊茲尼克的陶瓷生產終止，但屈塔希亞的傳統陶瓷製作和生產在土耳其延續至今。此外，伊斯坦布爾為宮廷服務的尤爾德茲（意為“星星”）瓷廠也已恢復生產，其產品以精細著稱。一些散落在各地的能工巧匠，也開始“重塑”伊茲尼克陶瓷，懷舊情懷滿滿。
如今設計單純、用途固定的陶器，已經無法俘獲用戶的心，只能在設計和形制上出奇制勝，而想要製作比以前更大更華麗的陶器，就必須要付出幾倍的努力和時間。
傳統的陶瓷製作，多為手工作坊形式，常常以半地下的洞穴作為基地。因為洞穴的溼度能保持在一定範圍，對於大型陶器的製作來說最合適不過。陶器的定型工作在洞穴的下層完成以後，剩下的所有工作都在上層完成，包括陶器核心的花紋製作、材料的準備、燒製等。很多工坊都對外開放，人們可進入參觀製作流程，這也是源於土耳其人對本民族手工作業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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