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十一年，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向他遞交了一份長篇諫言，其中對當時外國情形給予了明確預見，正是這一預見，深刻地影響了曾國藩後來大力倡導洋務運動的舉措。
趙烈文（1832——1894）
當時的情況正是太平軍勢力最強，他卻說太平軍不不是最大威脅，中國最大的禍患在外國：“外國夷人，政治修明，國家治理，民力富強。人人奮勉，好勝心強而以不如別人為恥，這些西方人對中國的政務民情，險阻風俗，今天一個圖謀，明天一個說法，考慮事情唯恐不明確，觀察事情唯恐不細微，蒐集我們的文化經典，翻譯傳播，兢兢業業，從未有間斷過。”對此趙烈文總結說：“他們的志向不在小，國家的禍患，再沒有比這個更厲害的了。”接著趙烈文又說“中國之所以如此衰弱，主要原因就是崇尚虛文，學習使用繁瑣苛刻禮儀，而外國方面務求專精簡一，講究實用。似乎未來大勢是天意要“開通六合”。
趙烈文的預見很清楚，那就是說要實現宇宙空間全部聯通，用現在時髦的話就是“全球一體化”概念，這在當時無異於石破天驚之論。最後趙烈文說，外國人也並不是超出人類的異人。政策方法也不是什麼奇異之術，只要我們反其所為而用之，一定會收到效果。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就在咸豐帝倉皇北上避暑山莊，舉國震驚的時候，趙烈文對當時要遷都西安也記述了自己的看法：“北京聞已與議和，尚未時分融洽，夷酋欲見恭王不得，因火圓明園，宮殿盡毀，又必欲如前約，駐兵京都。車駕尚在熱河，朝議欲遷都西安避之。然夷法國都俱駐公使大臣，各邦皆有，不過欲通知風俗國政，初非惡意，如歐洲俄與英、法世仇，而兵事一息，即互置公使，不獨行之中國。”趙烈文可以說對西方外交體系頗有見地，與此同時，他分析西方用兵北京不過幾千人，而北京的軍隊“禁旅如雲，何必畏之若此，而出此遷都下策，殊不可解，且彼所欲駐兵國度，以空城畀之，豈能塞其意？我能往，寇亦能往，西安豈天上邪？最後他感嘆“朝廷聵憒若此，聞之且憤且談。”
曾國藩（1811——1872）
關注時事，對外國情形瞭解，讓趙烈文一直走在了清代知識分子的前列，所以視覺獨到，眼界達觀。
在天津教案期間，是再次中外衝突的一次劇烈震盪，清政府把這個包袱丟給了曾國藩，此時的曾國藩年老體衰，精力不濟，以至於臨行前留下遺書。處理“天津教案”期間，曾國藩蒙受了巨大壓力和委屈，再次被罵為“賣國賊”等等惡名，懸在北京湖廣會館那塊“道光戊戌科會試中試第三十八名進士，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的匾額被人砸爛。他本人也多次說此案對外“過柔”，“寸心抱疚”，“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經受這次強烈打擊後，清廷讓他回任兩江總督，一年半後就在南京病逝。
然而曾國藩處理此事以現在眼光來看並無大錯，就在曾國藩返回南京任上，時任河北易州知州的趙烈文前來送行，二人對此事件交換了看法。趙烈文在當天的日記中這樣寫道：“師以津事相告，且以辦理不善自謙。先是師為洋人辯無挖眼剖心之事，奏牘再上，中外譁然，至有聯名致書詆之者。餘問斯事有驗否？師言：到津後曾親訊鬧事之人，如有絲毫憑據，許為奏辦，乃辭皆遊移不近情理，窮其所往，則彼此推諉，故不能折外人之心，明知必犯清議，然不得不爾。”
趙烈文聽了曾國藩的解釋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然，雖烈，亦必以為必無。天主教固不軌於理，顧何至食人之肉，形同豺虎，使果有之，太西服從之者不翅百餘國，能皆甘之邪？中國人不求實在，妄以名義自居，至邊釁一開，則又束手無策。”接著趙烈文說，當初害怕老師迫於輿論壓力，動搖最初意見，所以我特意寫給您信，堅持辨明曲折是非，後來看到老師的第二疏，我才放心。最後趙烈文總結說：“天下事但怕就怕胸中沒有定力見識，如果是非分明，外來的流言算得了什麼呢？”
外國事務在當時全國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趙烈文卻見地真知，眼光極為透徹。
慈禧（1835——1908）
晚年的曾國藩大力提倡洋務，力薦清政府外派兒童出國學習，以期學習先進的西方科技知識，這些人後來回國都成為了近現代以來的科技先驅，可以說蒼茫的大海之上，寄託了曾國藩無限的殷切期盼，原因就是，國家要富強，就是要不斷跟進時代發展，一個集傳統思維於一身的曾國藩能如此前衛，實在不同尋常，這些或多或少得益於身邊的趙烈文等人的影響。
預見清政府垮臺
正是基於超前意識和獨特眼光，趙烈文成為準確預見清朝崩潰的第一人。
年 7月21日的一個晚上趙烈文給病種的曾國藩用藥物治病有了些起色後，二人開始聊天，曾國藩開頭說：“京中來人所說，雲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趙烈文平靜地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說，現在“天下”治理已經很久了，已經發生了太多敗壞問題，不過由於皇上一直很有權威，中央政府沒有先爛掉，所以現在不會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但據他估計，今後的大禍是中央政府會先垮臺，然後出現各自為政、割據分裂的局面；他進一步判斷，大概不出五十年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曾國藩大驚失色問：“然則當南遷乎？”中國曆代因為戰亂，也幾次遷都南方，最終得以留住半壁江山。
趙烈文的卻果斷回答：“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清政府已不可能像東晉、南宋那樣南遷偏安一隅。接著趙烈文又詳細地說出了一些看法，最後曾國藩絕望至極 以至於曾國藩絕望地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 可以說這些話給曾國藩極大精神打擊。
幾天後，曾國藩依舊不願相信趙烈文的論斷，特意找他再次引申這個話題，希望趙烈文收回這個觀點。
曾國藩說，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無大小當日必辦，即此可以跨越前古。又如大亂之後而議徵減，餉竭之日而免報銷，數者皆非亡國舉動，足下以為何如？
趙烈文還是堅持自己見解，並闡釋說：“三代以後，論強弱，不論仁暴；論形勢，不論德澤。”與此同時他列舉了諸葛亮輔佐後主殫心竭慮，鞠躬盡瘁依舊不能避免覆亡，南宋之後，求治頗切，而終究不是金代對手。聽了這話，曾國藩還是不甘心，又提出了說出了新的想法，希望趙烈文能重視當朝的恭親王的“聰明”和慈禧太后的“威斷”，以此希望他們能夠避免“抽心一爛”、“根本顛仆”的結局。而趙則堅持己見說，我曾見過恭親王的小照片，認為奕訢“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斷”反將使她更易受矇蔽。所謂不在行跡在實事，慈禧威斷終究是形式主義，並不是真的務實。
縱觀趙烈文的幾大知人論世的預見，讓人清晰地看到，他站在了歷史的制高點，用極具思辨的哲學眼光，研究而得出來的預見，也正因為親身經歷了歷史重大進程中的諸多事件，讓他一直走在了歷史的前列，留給了後人無限遐想。
閱讀更多 歷史大波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