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的童年生活
我的人生是從苦難開始的。
1932年10月10日，我出生在山東省莘縣曹屯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父母以樸素的願望“金梁玉柱”為我取名“來柱”，寄託著望子成龍的希冀。
20世紀30年代的莘縣城
父母生過10個孩子，我排行為二。由於上邊的姐姐不到一週歲就餓死了，我便成了老大。下邊有5個弟弟、3個妹妹。因為生活貧困，他們都沒有上過學。
我父親李德祥，自幼務農，四次闖關東賣苦力，險些把命搭進去。我出生前，為了家人不被餓死，父親把自己賣了50塊大洋到馮玉祥部隊當兵。但他不願意為軍閥賣命，勉強待了40多天就跑回家。父親生性耿直，嫉惡如仇，愛國愛家，熱心為村民辦事。抗戰時期，積極參加共產黨組織的借糧隊，與封建勢力進行堅決鬥爭。解放戰爭時期，多次參加支前，前送彈藥，後運傷員。建國前，父親在小區擔任經濟，辦事公道，深得村民信任。母親劉巧誠，家裡世代貧苦，雖不識字，但開朗豁達、勤勞節儉、孝敬老人，把全部的愛都傾注到兒女身上。父母的言傳身教，對我立身做人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迫下，舊社會的勞苦大眾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那時，我們村裡絕大多數耕地被地主富戶霸佔，窮人只能淪為他們的佃戶。當時，家鄉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窮人頭上兩把刀，租子重、利錢高，夾在中間吃不消；窮人眼前三條道，逃荒、上吊、戴鐐銬，有冤無處把狀告。”我的童年就是在如此貧窮和飢餓中度過的。
那時，莊稼畝產才幾十斤，遇上好年景也不過百八十斤，除去高租官稅，剩下的少得可憐。父母年輕力壯，儘管不分白天黑夜埋頭勞作，省吃儉用，一家人也只能過著“糠菜半年糧”的日子，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遇上大旱，莊田龜裂，赤地千里，糧食早就沒了，周圍的樹葉也被吃淨了，樹皮扒光了，野菜挖盡了，鄉親們的日子就更沒法過了，餓死的不在少數，有的地方几乎成了無人區。
我家和鄉親們一樣，也供著“灶王爺”、“財神爺”，祈求得到它們保佑。但心盡了，錢也花了，貧窮的狀況卻沒有絲毫改變，父母很失望。有一年除夕，家裡無米下鍋，父親一氣之下砸爛香爐、燒掉“灶王爺”，說：“年年供香，年年捱餓，供你們有什麼用？以後再也不供了!”說完，父親把那些“神仙”統統燒了。我站在父親身旁，眼看著那些“神仙”化為灰燼，心裡為之一震。當時，他們並不懂得多少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但這種不迷信、不靠天、一切靠自己的樸實信念，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俗話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很小就跟著父親幹農活，不是拾柴、擔水，就是翻地、推磨，很少閒著。苦累髒活我不怕，最發憷的是推磨。白天干活，晚上推磨，一推就是幾小時。圍著磨盤一圈一圈地轉，轉得頭暈眼花。
到了讀書的年齡，看到有錢人家的孩子上私塾，我就想自己能學點文化該多好。可家裡連飯都吃不上，哪有錢供我讀書？幸運的是，村裡有個落魄秀才，閒暇時經常講《水滸傳》、《三國演義》、《封神演義》裡的故事給我們聽，還教大家識字。我被那些膾炙人口的故事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深深吸引著，常向老先生問這問那，還拿根小木棍在地上寫寫畫畫。儘管那時沒有識多少字，但激發了我的學習興趣，萌發了求知的慾望。
辛酸往事不堪回首
地闊野沃的東北，一直被認為是能養活人的地方。每逢災荒之年，都會有大批逃荒要飯的窮人攜兒帶女“闖關東”。在舊社會，由於旱、蟲、雹、疫等天災併發和帝國主義侵華戰爭、軍閥混戰、匪亂重稅等人禍，闖關東成為北方人一種普遍的謀生方式。僅20世紀30年代前，一遇災荒之年，每年都有幾十萬人背井離鄉、逃荒要飯。直到現在，提起闖關東的往事，有過親身經歷的老人們仍心緒難平，其中的辛酸不堪回首。
闖關東 資料圖
我4歲那年，家鄉大旱，莊稼顆粒無收。父母只得帶著我到黑龍江訥河縣投奔三伯父，謀求一線生機。到那裡才發現，東北三省雖然有肥沃的黑土地，但在日本侵略者的殘酷壓迫下，勞動人民同樣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三伯父給人扛長活，只能勉強混口飯吃，根本沒法照顧我們一家的生活。我們只好另謀生路。父親白天在木材廠拉大鋸打短工，早晚上山打柴賣，母親幫人幹零活賺點錢。那點微薄收入根本填不飽肚子，生活仍難以為繼。半年後，我們只好把隨身的物品換成盤纏，返回了山東老家。
由於連年旱災，第二年剛開春，樹葉、糠菜就被吃得精光，大批難民逃荒要飯，不時有人餓死街頭。因為生活所迫，父母拉著幼小的我，抱著還在襁褓中的妹妹，踏上了二闖關東的逃荒之路，投奔黑龍江寧安縣的大伯父。亂世強盜多，從村子到禹城火車站百十里遠，路上連遭兩次土匪搶劫。好在父親早有防備，才保住僅有的一點盤纏。千辛萬苦，一家人好不容易到了寧安。誰知大伯父也是給人扛長活度日，連養活自己都非常困難。父親便打起短工，一天到晚也掙不了幾個錢，全家還是吃不飽飯。到了冬天，寒冷異常，缺衣少食，全家的生活又陷入絕境，無奈之下只得再次返回老家。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大片國土淪喪，人民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1938年，蝗蟲成災，莊稼被吃得只剩下光桿。我們一家的日子又熬不下去了，父母只好帶著全家人第三次闖關東。這次，父母下了很大決心，說這次出去再也不回來了，死也要死在關外。他們把家裡僅有的三間房、二畝地全部典當了，湊錢作路費。與我們一起逃難的有二十幾戶人家，一路上，有的被土匪搶光財物半路返回，有的在換車擁擠時走失，最後只剩下5家，還丟了3個不懂事的孩子。
闖關東
我們本打算到黑龍江落腳，因路費不夠，只得中途在長春下了車。在侵略者和偽滿傀儡政府的統治下，東北人民淪為了亡國奴，過著暗無天日、牛馬不如的生活。我們輾轉了好幾個地方，才在菜市街一個大雜院裡租了一間漏雨的茅草房，全家五口人擠在一鋪炕上。
為了餬口，父親到處打短工，母親給人家幹零活。這年我6歲，已經懂事了，經常找些雜活幹，不是到木材廠鏟樹皮，就是到郊外拾柴禾。儘管全家人拼命地幹，一天下來還是掙不了幾個錢，照樣吃了上頓沒下頓。實在沒有辦法，父親打算將二弟送人，並找好了人家。就在對方來領人的頭天晚上，我苦苦央求父母不要把二弟送人，母親抱著二弟不住地流淚。同住一個院的老鄉都過來寬慰父母，有人說現在共產黨、八路軍在山東老家的力量很大，縣裡有了抗日政府，小日本快完蛋了，家鄉的好日子不遠了。
在鄉親們的鼓勵下，父母打消了將二弟送人的念頭。我們一家與幾個同鄉連夜踏上返鄉的路程。剛回來的那幾天，我們暫住在親戚家裡。後來，鄉親們幫著我們在當街的空地上挖了個“地窨子”，才算有了安身之處。
三闖關東的經歷，使我明白了為什麼叫“闖”關東。闖關東就是闖鬼門關。天下老鴰一般黑，土地再肥也富不了窮人，土地再貧也窮不了權貴。不趕走小日本，不推翻壓在頭上的反動統治，勞苦大眾就永無出頭之日。要改變這個世界，靠天不行，靠腐敗的政府不行，只有靠勞苦大眾自己。
在鬥爭中逐漸成長
莘縣是革命老區，共產黨在這裡開展活動比較早。從1928年冬在莘縣建立起第一個黨小組，到1938年5月，全縣黨員發展到800多名，建立了4個區委和20多個農村黨支部。1939年9月，縣區兩級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抗日武裝和工農青婦群等團體。到1940年夏天，縣區游擊隊已發展到700多人，抗日運動如火如荼。莘縣由此成為魯西北地區的“抗日模範縣”。
曹屯村的黨組織也比較活躍。1939年，村裡成立黨支部。在上級黨組織的領導下，黨支部團結廣大貧苦農民，打日寇、鬥地主、除漢奸，成為與敵鬥爭的堅強指揮部。為適應鬥爭形勢，村裡還成立了農會、婦救會、兒童團、青抗先等抗日組織，發揮了積極作用。曹屯村也成為遠近聞名的抗日堡壘村。
1939年2月，日軍侵佔莘縣城後，各種勢力相互交織，鬥爭形勢錯綜複雜。當時，莘縣有三個政府：一個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政府，一個是日偽政府，再一個是國民黨政府。日偽軍殘酷鎮壓和屠殺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實行堡壘政策、囚籠政策、“三光”政策，挖封鎖溝，修建碉堡，抗日根據地一天天縮小，人民流離失所，掙扎在死亡的邊緣。就在這一年，年僅8歲的我在抗日政府的教育引導下，參加了兒童團。
當時，兒童團的主要任務是宣傳抗日，鼓舞民眾與日本侵略者進行堅決鬥爭；宣傳進步思想，動員群眾與封建勢力、封建思想作鬥爭。在“團結抗戰，共赴國難”、“堅持抗戰到底”、“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等口號的鼓舞下，在革命思想的薰陶下，我逐漸明白了共產黨是勞苦大眾的領路人，八路軍是窮人的隊伍，跟共產黨走沒有錯的革命道理。我和小夥伴們站崗放哨、帶路送信、張貼抗日標語，渾身有使不完的勁。
那時候，送信是我們兒童團一項重要任務。敵人炮樓林立，密探出沒頻繁，給送信帶來很大困難。但我們年齡小，不易被敵人察覺，又熟悉環境，每次都能準時送到，從沒出過差錯。小夥伴們的積極性都很高，一有任務都爭著去。有首兒歌反映了當時的情景：“嫂子站崗在村西，俺娘燈下做軍衣。大姐出門抬擔架，雞毛信兒俺送去。”
兒童團的活動多種多樣。大家都是窮人家的孩子，沒有上過學，學習識字便成為我們的重要任務。大人寫標語，我們跟著描；大人貼標語，我們學著念。村支書帶回一本識字課本，大家如獲至寶，愛不釋手，爭著看、比著學。慢慢地，既認得一些生字，又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我們還經常學唱抗戰歌曲，如《大刀進行曲》、《游擊隊之歌》等，印象最深的是《八路軍軍歌》，大家唱起來很帶勁，就像當上八路軍一樣。
根據地的少年兒童團
1942年，冀魯豫地區遇到歷史罕見的大旱，魯西北地區有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了駭人聽聞的“無人區”。借災荒之年，日偽軍加緊對抗日根據地的進攻。敵人反覆掃蕩，構築據點，蠶食根據地；培植地主漢奸勢力，進行政治誘降；派出股匪，四處破壞；藉機合併集市，倒賣糧食，實施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妄圖困死餓死我抗日軍民。地主、富農趁機囤積居奇，放高利貸，搞青苗貸款，掠奪農民的土地、農具、房屋，進行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面對嚴重的天災人禍，莘縣地方各級黨組織發動群眾開展向地主、富農借糧鬥爭，我們兒童團也積極投入到這一斗爭中。
借糧之前，先摸清地主、富農的底數，確定借糧對象和先後順序。借糧時採取先禮後兵的方法，前邊的人進去講借糧的道理，後邊的人帶著運糧工具在外面等著，形成強大的陣勢，使借糧對象願借也得借、不願借也得借。在農會的領導下，兒童團和群眾一起，同地主富農鬥智鬥勇，取得借糧鬥爭的勝利。抗日政府用借來的糧食賑濟災民，幫助人民群眾度過災荒。通過這次借糧鬥爭，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進一步提高，黨組織的基礎進一步鞏固。
在抗日根據地，共產黨、八路軍積極傳播革命思想，大力消除封建餘毒。我們兒童團積極配合，組織起來反封建、破迷信。大家挨家挨戶進行宣傳，推倒廟宇裡的泥塑神像，趕跑巫婆神漢。每逢集市，我們三個一群、五個一夥，帶著剪刀守在路口，發現有留纂和裹腳的婦女，就圍上去勸說剪短髮、放裹腳。
在鬥爭中，我逐漸成長。1943年11月，我參加了青年抗日先鋒隊，同時兼任兒童團長。村裡的青抗先隊員有50多人，下設小隊和組，各項活動開展得異常活躍。而這時的根據地已度過最困難時期，正醞釀著向日偽軍發動攻勢作戰。
李來柱上將與曹屯村鄉親憶當年崢嶸歲月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幾十年來，我十分懷念兒童團和青抗先的火熱鬥爭生活，至今記憶猶新。雖然那時年紀不大，懂得的革命道理不多，但我們愛憎分明、嫉惡如仇，什麼都不怕。特別是親眼看到舊中國農村貧窮落後的悽慘情景，親身感受到日偽軍的殘暴和土豪劣紳對勞動人民的壓榨，由此產生的強烈反抗意識在我心靈中深深地紮下了根。從那時起，我就堅定一個信念：跟定共產黨不回頭，一生一世幹革命。
本文據《李來柱上將回憶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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