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剌的目標
瓦剌於正統十四年，也就是1449年七月兵分四路進攻明朝之時，目的只是劫掠和利用戰勝提出點政治要求，這點在戰爭前後都表現得相當明顯，是沒有疑問的。如同其後的滿清，假如國內沒有李自成扣關，也是不敢進入中原爭霸的。
七月一日，戰鬥就打響了，沒有威脅與試探，直接就是硬碰硬的作戰，大同右參將吳浩領兵出擊，在貓兒莊迎戰也先，兵敗陣亡。七月十五日，大同總督宋瑛、駙馬都尉井源、總兵官朱冕、右參將都督石亨（沒錯，就是那個石亨）各領兵一萬出陽和進行防禦作戰，又大敗，宋瑛、朱冕皆戰死，石亨敗還大同。這是四路中的也先一路，也是瓦剌的中路主力。
另外一路是由瓦剌阿刺知院統帥，在擊破幾處小邊城後，七月十二日起圍困宣府外圍城堡，並切斷水源，不過阿刺知院主張講和，與也先的立場並不完全一致，故這一路雖也吃緊，但戰事卻並非很激烈，不過這一路，在隨後的事態變化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這是瓦剌四路中中路的二路人馬。
而左右兩翼的兩路，則更多的是起到牽制作用。脫脫不花率東路軍來犯，起初明朝總兵官都不相信送來的消息，及至遭到蒙古軍突襲，傷亡慘重。“達賊三萬餘人入境、攻破驛堡屯莊八十處，擄去官員、軍旗、男婦一萬三千二百八十餘口，馬六千餘匹，牛羊二萬餘隻，盔甲二千餘副”，但也僅止於此，並未繼續深入，不久脫脫不花就回軍了。
瓦剌另外一路人馬出犯甘州，明朝同樣不能抵擋，迎戰的左參將都督王喜、福保都指揮谷聰皆戰死，前往支援的肅州衛都指揮胡麒又戰死，人畜被掠走萬餘，明朝在甘州的抵抗也告失敗。
不過實際上左右兩路是為了中路的二路人馬吸引注意力的，沒有被要求更多的任務，所以瓦剌滿足於劫掠成功，進攻並不深入。
而瓦剌在遼東和甘州的進攻，由於與也先相距過遠，實際上對也先的中路大軍並沒有太大幫助。
英宗的決心
明軍戰敗消息傳來，朝野震動，英宗時年二十二歲，正是血氣方剛的年紀，決定御駕親征，後世大都說英宗是由於王振的蠱惑，不過要知道，在宣宗之前，明朝皇帝親征蒙古幾成慣例，成祖朱棣甚至死於北征軍中，受祖宗們戰績鼓舞，朱祁鎮堅持決定親征，並不能說錯，至於王振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小院認為並沒有傳說中的那麼大。七月十六日，僅僅兩天準備後，即親率大軍倉促出發，大軍出征非同一般，事前未作周密準備及策劃，為失敗埋下了伏筆。
十六日出徵，當晚到達唐家嶺（今北京市昌平區西南），十七日到達龍虎臺（北京市昌平區西龍虎臺村），十九日過居庸關，二十日過榆林，二十一日到達懷來城西，二十二日到達雷家站，二十三日到達宣府，二十四日到達雞鳴山，二十五日到達萬全峪，二十六日到達懷安城西，二十七日到達天城西，二十八日到達陽和城南，應該說，行軍速度還是比較快的。
陽和城是明朝重鎮大同七十二城堡之一，長4600餘米，城牆高11.6米，還有一條10米深的壕溝，城門內外建有甕城。也即是劉邦遭遇白登之圍的古戰場，元朝時稱為白登縣。
在英宗大軍達到前十幾天，七月十五日，明軍與也先剛在這裡發生過激戰，總共四萬明軍被瓦剌軍打得大敗，連大同總督宋瑛、駙馬都尉井源、總兵官朱冕等高級將領都在戰鬥中陣亡，可見傷亡之慘重。英宗到達這裡時，戰場並未打掃，明軍伏屍遍野，屍臭瀰漫，帶來了一股恐怖的氣氛，對明軍的心理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已開始有膽小者開了小差逃亡。
英宗繼續前進，想要尋求瓦剌主力決戰，這時也先收縮兵力，退回了塞外，明軍尋敵而不遇，在八月的天氣下，行軍越來越疲憊。八月初一，終於到達了大同，大同雖是重鎮，但根本無力負擔如此龐大的軍隊後勤。眼看著再往前進，決勝希望更加渺茫，經過商議，英宗決定班師，應該說這個決定還是正確的，在當時形勢下班師是個比較理想的選擇，雖興師動眾勞而無功，至少未受大的損失。
明軍的規模
在土木之戰中，明軍的參戰人數，基本都沿襲自劉定之《否泰錄》中的數字：“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而到後人引用時，更徑直略去了“私屬”，只作“官軍五十萬”或“五十餘萬”，
“私屬”指的是非正式編制的募兵和家丁，在正統年間，並非普遍現象，所以規模也不會太大。
那麼明軍出發時候準確人數應該是多少？《明英宗實錄》中記載：“命在京五軍、神機、三千等營在營操練者人賜銀一兩，兵器共八十餘萬。又每三人給驢一頭，為負輜重。”而在英宗親征前的一個月即當年六月底，已經“命太保成國公朱勇選京營四萬五千人”，分兩路分別守備大同和宣府，京營精銳已被抽調不少。
明朝京師三大營的具體人數是機密，不同時代也各有不同，根據正統年間京營的規模來測算，最多在三十萬人上下，再減去朱勇所選部，也就只有二十五萬五千餘人，再減去京師留守的一些戰鬥力不強的老弱士卒約有七八萬人（京師戒嚴後，“羸馬疲卒不滿十萬”），就算所攜“私屬”人數眾多，總數也不會超過二十五萬。
故明軍號稱五十萬，很可能只是故作聲勢罷了。而即使以二十五萬大軍，對陣總數只有三至五萬人的瓦剌軍隊，只要指揮得當，又是在自己國土作戰，也是很有勝算的。
回師的路線
八月初三，明軍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建議，從紫荊關退回北京，可以遠離瓦剌可能出擊的路線，相對安全，應該說這條路線是比較切實可行的，但英宗聽從了王振的建議，決定往東行進，從居庸關入關，這個決定最終葬送了明軍。後世多把明軍改變行進路線的原因歸為王振，只是當時已近中秋，地處塞北的蔚州是否會有待收的莊稼值得人懷疑，區區一個王振有如此之大的能量也讓人疑慮。
另有一種說法，說是明軍不從紫荊關返回是英宗自己的決定，執意要走居庸關，原因是英宗還在尋求同瓦剌的決戰，同時蔚州——紫荊關路線一路平原，反而容易遭到瓦剌騎兵的突襲，平原上無險可守，對以步兵為主的明軍非常不利。不論這種說法在當時形勢下對錯如何，歷史已經給了我們答案，所以筆者認為不管原因是什麼，明軍不走紫荊關路線顯然是錯誤的。
也先的謀略
八月初十，明軍達到宣府。大半路程已經走完，居庸關已近在眼前。這時，傳來了不好的消息，瓦剌軍再次進犯，大同遭到了也先毀滅性的攻擊，軍士死傷大半，幾乎被攻破。這樣，大同鎮已無力出戰，也就無力在瓦剌圍攻英宗時及時赴援了。
這樣看來，也先的目的已經很明確了，在英宗士氣正高，尋求決戰時，主動撤退，避其鋒芒，待其鋒芒已過，一意思歸時，再次集中力量，先掃清外圍屏障，清除可能對側背造成的威脅，隨後利用騎兵的機動性不斷騷擾襲擊，步步進逼，最後畢其功於一役。
可以說，也先是個高明的軍事家，明朝君臣和他不在一個檔次上，他在統一蒙古高原的過程中積累的作戰經驗比戰鬥力衰退嚴重的明朝指揮官與軍隊明顯技高一籌。與其戰法類似的，有薩拉丁進攻耶路撒冷王國的戰役，阿拉伯騎兵同樣也是不斷騷擾襲擊，避免正面決戰，待十字軍又熱又渴喪失戰意後再進行合圍，一戰殲滅十字軍主力，連同十字軍統帥也被一同俘虜，和隨後的土木堡之變何其相像。
回到土木堡，也先清除潛在威脅後，開始尾追明軍，八月十三日，追兵迫近。這時，明軍又犯了錯誤，英宗派恭順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等引兵拒戰，結果大敗，吳克忠部作為明軍後衛，兵力當在萬人以上。又派遣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率四萬人馬至鷂兒嶺與也先交戰，結果中伏，全軍覆沒。
朱勇率領的這支人馬是明軍精銳，以騎兵為主，這支部隊覆敗後，明軍事實上已經喪失了同也先決戰的本錢了，同時軍心也已經開始渙散。這樣，明軍到達土木堡的前一天，已經損失慘重，減員當在五萬以上，實際兵力已經不足二十萬，並且喪失了精銳的騎兵。
假設朱勇覆敗前，明軍能集中主力進行瓦剌決戰的話，鹿死誰手，尚未可知，但也先不會給英宗這個機會，蒙古鐵騎的馬蹄聲在身後隱約可聞，給明朝官兵和英宗的心理上投下了巨大的陰影，而明軍使用的添油戰術，正中也先的下懷，不費什麼功夫就殲滅了明軍精銳主力，也先正一步一步達到他的目標。
土木堡的選擇
八月十四日，最後的日子臨近了，明軍行軍到土木堡，開始紮營。對於為何在土木堡紮營，後世史學家多有爭議，當時還未日落，而懷來城僅有二十餘里，為何不進懷來據守以防不測，而要在土木堡紮營，傳統觀點是認為王振堅持要等千餘輛輜重車輛到達後才肯進城。而小院認為，不說當時明軍是否已切實得到了懷來已經失守的消息，即使要等待輜重，與往懷來行軍並無衝突，這很可能是後世為了給英宗開脫，給王振扣的另一口鍋。
土木堡是明代京北三大堡之一，是個船形城堡，南北長約500米，東西長約1000米，城牆高約6-7米，這樣的城堡並非沒有戰略意義，而明朝在此築堡，也考慮到了水源的問題，在土木堡南面十五里不到就有河流，但已被瓦剌軍佔據，而城內掘地三尺又沒有挖出水來，造成了明軍極度缺水的局面，這是明軍最後崩潰的關鍵。
“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一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
既然要在土木堡紮營，明軍不可能沒有考慮過水源問題，為何會不知水源已被瓦剌佔據？土木之變後於謙說過：（楊俊）遇達賊臨城，不能效力死守，輒將獨石、馬營歸賊...以致士卒潰散，城池失守，開賊突竄之路，因而辱國喪師，至今令人痛恨。不獨于謙，其他朝臣都有類似說法，可見，由獨石、馬營南下佔據桑乾河的瓦剌軍隊，才是造成明軍覆滅的主要原因，如果明軍能佔據水源，當不致遭遇皇帝被俘這種級別的潰敗。
瓦剌兵分多路，很多人只看到尾追明軍的也先主力，忽略了阿刺知院和脫脫不歡的兩路兵馬，正是阿刺知院這路瓦剌軍隊，在土木之變前，早已“圍馬營已三日，將河水斷絕，營中無水”，守備馬營的是宣府總兵官都督楊洪之子楊俊，守備獨石的是都指揮趙玫。楊俊兵潰南逃，趙玫也棄城南奔，隨之而來的是沿線的龍門衛、龍門所、懷來、永寧紛紛失守，宣府以東的居庸關外已無防禦。
懷來距河流僅五六里，比土木堡更近。如果明軍能行軍到懷來紮營，顯然是更理想的選擇，但由於懷來已被阿刺知院部瓦剌軍所佔，明軍不知虛實，加上天色將黑，未敢輕動，不得已才選擇在土木堡紮營。正是由於阿刺知院部瓦剌軍佔據了水源，導致了明軍極度缺水，這也是于謙等人在事後彈劾楊俊的原因。
後世說由於王振堅持要等輜重車輛到達因而不進懷來城，筆者認為又是把鍋甩給了王振，反正王振已在土木堡被擊殺，加上大多數人又痛恨他，怎麼說他都無所謂了。
事實上要二十多萬人的部隊聽從一個宦官的明顯錯誤的指揮，不會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英宗也必定會進行判斷，畢竟朱祁鎮在歷史上並不算昏庸，在其奪門之變後也能看得出來。在明軍出征前，英宗已經收到了陽和戰敗的報告，而獨石、馬營被圍，卻被楊洪因為楊俊是其子的緣故瞞報了。後來明軍回師時，還按原路返回，似乎也沒有得到馬營失守的消息，以致沒有考慮到水源的問題。
等不到的援軍
另一個致命問題就是，獨石、馬營雖失守，宣府還在，而宣府作為九邊重鎮，配備的兵力在當時為各邊關之首，當時至少有三萬步兵，一萬騎兵以及各種火器“《兵騎考：鎮城有額操馬12387匹》《兵器考》：有大將軍炮14，神筒2161，神槍4223”等等，如果再收集一下潰兵和附近友軍，可以派出一支強大的部隊進行支援。但事實是宣府總兵官楊洪
“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衝之，必無是敗”。
楊洪並非是個懦夫，他以軍功升至大將，被稱為“楊王”（洪獨以敢戰至上將，諸部亦憚之，稱為“楊王”）。不過楊洪的軍功，都是在與兀良哈部落作戰時取得，他並未與瓦剌進行過作戰，非但如此，楊洪還與瓦剌來往頻繁，互有饋贈，雙方有可能達成了默契，互不侵犯，苟且相安。這才導致了楊洪沒有在也先背後出兵來救土木堡，連瓦剌軍自己都有點意外。（
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可以說，在明軍出軍時和戰前，楊洪的瞞報軍情和沒有赴援，對明軍的打擊是致命的。
而更詭異的是，楊洪在土木堡之變後因守城之功被封伯，北京保衛戰之後更是被封侯，雖然他在北京之戰中確曾率軍二萬勤王，但考慮到他在土木堡之變中的表現，不能不說詭異。
最後的時刻
最後的時刻終於來了，土木之戰簡直可以稱得上一場鬧劇，沒有騎兵對沖，沒有將領奮勇殺敵，沒有大兵團決戰，更沒有三大營的火器全線開火的壯觀場景。瓦剌發動總攻擊的時機是明軍營盤松動，移營取水之際，不管是中了也先詐和之計還是明軍主動奔走取水，都已不重要。
（竟無一人與鬥，俱解甲去衣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可見明軍乾渴到了何種程度，早已軍無鬥志，成了一邊倒的屠殺，幸好瓦剌只是以劫掠為主要目標，還順手俘虜了個皇帝，可謂意外之喜，對明軍也就沒有趕盡殺絕，只是殺散了事。即便如此，損失還是相當慘重“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與殺，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分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還” ，包括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等在內的66名大臣戰死。
土木堡之變的原因是複雜的，似乎掩蓋著重重迷霧，比如明軍戰力到底有多大下降，王振在其中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回軍路線的制定原因，土木堡紮營是不得已還是必然，宣府兵馬為何不來救等等，以上種種，一家之言，歡迎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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