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池楊 安楊
攝影：胡小明
採訪：安楊
嘉賓：首都兒科研究所侯文英 馮玉香
北京很多醫院每年都會派一些醫生援藏援疆，幫助當地提升醫療水平。兒研所的侯文英大夫就是其中之一，而且連續兩年援藏。今天我們要採訪的就是侯文英大夫，還有兒研所黨辦的馮玉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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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聽健工作室
安：侯老師是哪年去援藏的？
侯：我是2014年8月4號到的拉薩。
侯：自己報的名，也非常感謝院黨委能把這個艱鉅而光榮的任務交給了我。
安：光榮肯定是光榮，但也肯定是艱鉅的，當時為什麼要報名去？
侯：想法挺簡單的，總覺得西藏是人一生應該去的地方，我們第一年援藏的醫院是縣醫院，比咱們現在醫院的水平落後大約20年左右，正好我畢業也二十幾年，想再重溫一下自己當醫生走過的路吧。
安：當時計劃去多久？
侯：大約是一年。
安： 客觀地講，除了想幫助提升一下醫療水平，也帶著一點新鮮感去的，是吧？
侯：絕對是。
安：去了的感受呢？
侯：從西藏回來之前，讓每個人都說一句援藏的感受，當時我說的就是：“我希望如果有機會，我們內地的每個人都能來援藏。”小的時候看電影，覺得西藏貧窮落後，真正走到那裡之後，不光有藍天，有白雲、有雪山，有純淨的空氣，還有純淨的人的心靈。所以我覺得內地人每天行色匆匆，太浮躁了，應該學習學習藏式的精神文明吧。
侯：當時是叫拉薩市堆龍德慶縣人民醫院，後來叫堆龍德慶區人民醫院。去了之後，發現跟網上得來的，還有從別人嘴裡聽來的有一樣的，也有不一樣的。一樣的是確實地廣人稀，病人不是很多，工作量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些老百姓，尤其是偏遠地區的老百姓，很多是病情耽誤得不能再耽誤了才來救治，所以難度並不小。
安：孩子的病也會存在這個問題嗎？
侯：也會存在。我遇到一個牧區的孩子3歲，闌尾炎穿孔了，家長上寺廟裡頭求一些藥、一些經就回來了，後來發現孩子越來越不好，到醫院的時候孩子已經肚子疼了8天了，顛簸6個小時，孩子到醫院之後就吐了，這一口吐很致命，誤吸到氣管裡，當時血氧就剩19了，非常危險。
當然，這孩子最後非常好，出院了。唯一留下一點小遺憾，就是孩子的傷口感染了，癒合得沒有那麼好，肚子上留了一個長長的疤。不過家長還是很滿意。
當時我們開一句玩笑：吃犛牛肉、喝犛牛奶長大的孩子就是比咱內地的孩子更堅強。
安：什麼時候開始搭線，帶著西藏的孩子來北京治療？
侯：2014年10月份，拉薩下雪了，醫療隊的人聚一聚，聊聊遇到的病人和病情。大家都覺得這邊孩子髖關節脫位的挺多，我們就開始組織篩查。當地家長認為這孩子走路有問題是先天性的殘疾，所以直接辦了殘疾證，他們不認為這是一個可以治的病。很多都是孩子九歲、十歲以後出現疼痛，出現髖關節炎才來就診的。
安：這個病在當地發病率要高一點嗎？
侯：一般髖關節的發病率北方比南方要高，拉薩市應該是長江以南，但是因為海拔的因素，溫度比較低，還有當地習俗是喜歡給孩子包成蠟燭包，跟我們以前一樣，這也發病率高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一波帶回來的就是五個髖關節脫位的孩子。
因為髖關節畢竟是一個大手術，而當地兒科麻醉技術薄弱，所以手術沒有辦法在那兒完成，我們就決定帶孩子們來北京治療。
安：費用誰出啊？
侯：當時是當地政府出的，當地政府和當地醫院做了很大的工作。差不多一年後，當他們做取鋼板手術的時候，看著孩子們都長大了，羞答答的眼睛看著你，全是笑，全是善意。
真的非常感謝北京援藏平臺的大力支持，要錢給錢，要車給車，要人給人，也非常感謝我們首都兒研所的黨委和領導。
有一次我要帶一個唇顎裂的孩子回來，在我們醫院是第一例的唇顎裂手術，以前沒開展過，晚上我給劉書記打了一個電話，問這個病人怎麼辦？劉書記就說，“都帶回來，如果我們首兒所解決不了，我們也一定請全國最頂級的專家，一定讓孩子們得到最好的救治。”所以心裡有底了，也就敢帶了，也不怕給大家添麻煩了。
安：您帶回來這幾個孩子，心裡有沒有一點點壓力？因為醫療在某種程度上就有風險，您把人家千里迢迢帶回來，萬一醫療的效果沒有那麼好，怎麼給人家交代呢？
侯：這個壓力肯定是有，但是真的非常感謝領導，非常擔當，醫院特別特別給力，如果醫院不給力的話，我也不敢冒這個風險，因為畢竟是一等一的大事。
馮：我們醫院的援藏工作從98年就開始了，對口支援不只是援藏，還包括援疆，到現在差不多20年了，現在還有組團式的援藏。這麼前前後後20年當中，我們單位有12人次、10名專家參加了援疆和援藏的工作。醫生是特別地發揮我們老西藏精神——缺氧不缺精神，發揮他們專業的特長。
我記得一年後去機場接了侯大夫回來，沒多久，又接到了新的組團式援藏任務，侯大夫二話沒說又報名了，行李包也沒打開，又飛回去西藏了。
安：為什麼又要飛回去，是有特殊的感情嗎？
侯：特殊的感情肯定會有。第一年援藏的縣一級醫院，還有自己發揮的侷限性，第二年是市一級的醫院，再試試唄。
安：特殊的感情，特殊在哪裡？
侯：我想只有融入了才能理解。
援藏回來的時候，劉書記說過一句話：援藏結束了，但是這個情感是不能斷的，西藏有什麼事兒，需要我們首兒所的，包括援藏幹部有什麼事需要我們首兒所的，你解決不了的，直接給我打電話，我一定去給你解決。
馮：我們對西藏先天疾病患兒的救治有50多人了，而且我們不只是要給他們治療好，也會帶他們去參觀一下天安門、毛主席紀念堂、國旗班、頤和園，多方面給他們關心。援藏過程當中更注重造血的功能，幫助當地開展新技術、開展科研合作。
安：侯大夫觀察的，當地某些方面的醫療水平有沒有也在提高？
侯：有。15年11月底，跟當地醫生一起選了兩例小兒疝氣的孩子，準備做腹腔鏡疝氣手術，當時他們沒有小兒的器械，我們就從兒研所手術室帶過去，手術做完了之後，孩子恢復得非常好，當地醫生跟我說：“咱們以後疝氣手術都做腹腔鏡的好不好？”因為麻醉醫生去回訪，看到孩子恢復得太快了。
馮：我們第七批谷奇大夫去的時候，有一個15歲的患兒是腸梗阻，這個手術當地開展不了，古奇會診完了之後把這個手術做完了，術後也很好。不管是腸梗阻或者疝氣，在我們這來說是一個比較常見的手術，但在當地就是一個疑難的病例，谷奇大夫、侯大夫，還有後來援藏的馮翠竹大夫就幫助當地把腹腔鏡手術開展起來了。這是實實在在的技術輸出，當地大夫後來跟我說：“現在終於敢做小孩兒的腹腔鏡手術了。”
安：我覺得人都是相互成就的，看起來表面上是我們在幫助他們，其實他們也在影響我們。
侯：這應該是我第二次回到那兒的原因，因為看見藍藍的天，看見高高的山，看見樸實的人，你會覺得自己也變得乾淨了。
馮：每一個援藏的醫生都有這方面感受，我記得馮翠竹醫生說過：一年援藏，一生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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