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率真的阿亮，有個習慣：參與正式或非正式的集體活動，都會遲到幾分鐘到半小時。大家也習慣了他的遲到，其感受是無所謂。視他的遲到為“症狀”，是因為遲到是他所具備的常態毛病。解讀“遲到”本身，是不守時，或對準時的破壞。究其因，一般是有難抗拒的客觀原因；究其果（有無後果及後果的大小），是視其涉及事情的大小。
作為一貫性遲到，肯定排除了遲到的客觀原因，所以是一種症狀了。這一症狀的存在意味著什麼，它又想表達什麼呢？阿亮本人的說法是：事情多，也習慣了。這個說法依舊是對“症狀性習慣”的習慣性防禦，因為對何以“總遲到”沒有實質性回應。
遲到作為一個人的常態，只能說“不守時，對準時的破壞”是當事者強烈而重複的需要。而守時，作為社會規則之一，是人際倫理的需求（儘管是習俗而非法律的）；不守時，是對規則的不遵重、對守時的人的不尊重。
人們對社會倫理規則是否遵守它，可體現個體的社會化（道德）水準。若個體一貫地不守時，只說明他不願遵守這一“社會規則”，或者，他有意牴觸或對抗“社會規則”。說好聽點，那是人用叛逆公眾守則，來顯示自己的另類，或特立獨行的個性；說得難聽，那是一個人以破壞規則的行為，誘引別人對他特別的關注。但究竟想引起什麼樣的關注，為什麼要以逆反引起關注？這些，當事者往往是無意識的。
深層分析，受關注是人的基本慾望，或基本情結。所以，有人通過努力和正向目標，比如成為某種明星、實現某種成就，而獲得關注；有人是通過逆向目標和行為（如成為破壞者，反面角色）引起關注。兩者都能達到“自戀情結”的充分滿足，只是動機和手段的善惡有別。
再精神分析一點，症狀性遲到，象徵了一種挑釁。在形式或意識上，挑釁了守時規則，本質上或潛意識是對他人（尤其象徵父母的權威）要求的挑釁。挑釁，也意味著對他人的敵意和攻擊。不過，當事者究竟敵意的是什麼（情感受傷，能力不及，優勢匱乏…？）也是無意識的。
經典的、後現代的精神分析認為：症狀是一個人退行的產物。
如果退行的“症狀性遲到”裡有個詞，那麼，那個詞便是幼兒化的“拖沓”，或叫“被動攻擊”，若衍生一句話，那便是“隱藏或保護脆弱的一種防禦”。
一個習慣，既然是症狀性的，它背後的動力一定是令習慣者所欣慰，所依賴的。冥頑不化的症狀，已是一種厚重的防禦。很想說，症狀性習慣（無論什麼習慣），都是迴避羞於啟齒且早已被壓抑到無意識的——情結的藉口。換句話，症狀性習慣，是人們滿足無意識情結頑固而迂迴的路線。
由此也想說，透過症狀性遲到，能夠認識阿亮這個人。即，組成他（部分）潛意識心理的詞語，便是“症狀性遲到”所象徵的詞義。
但阿亮能通過他的行為認識自己嗎？不能，恐怕也不會。既然是他的一個習慣，他就沒意識到是症狀性存在，他也沒想要認識什麼。
如果你長期跟症狀性習慣的人打交道，對他的症狀，起初有不適或不滿，之後便有了“無所謂”的態度。那麼，大家對阿亮遲到的“無所謂”又在表達什麼呢？
“無所謂”的隱喻是不存在、沒感覺。應該說，人們在情緒上跟阿亮的“症狀性遲到”毫無連接，完全沒被“症狀”所引誘，即，沒有接招（認同）症狀者的無意識投射。那麼，當事者以“症狀”獲益的無意識動機就會落空。久之，這個症狀性遲到，對當事者而言，只能作為一種無趣無意義的症狀存在了。
深究一下，無意義的症狀又是什麼動力令它存在呢？或許，不是所有的症狀都有它獲益的無意識動力，但以“存在的，即合理的”理論講，無意義的存在也是一種意義。那毫無意義的“慣性遲到”是啥意義呢？我想，用“符號”來解釋較為貼切，這個符號就如人的名字——張三，李四，王二小，它既沒有多大意義，但又重要到沒它絕對不行。因為人沒有名字，我們就不會知道他是何人。所以，無意義的症狀，也沒法丟。你若丟棄它，會有恐覺得你不是你自己了。
生活中許多無趣的存在，以及無意義的習慣，其實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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