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支最初不足60人的隊伍，創造了“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蹟”
- 1927年，從屍山血海中爬起來的他們，做出了一個決定——
- 南昌起義遇挫後僅餘800孤軍，挺身而出的他，最初只是個配角
- 挨處分、“開除黨籍”、被逝世……開闢中國革命道路的他，竟經歷了這樣的曲折
- 五十萬大軍圍剿中，留下的他們做了這樣的選擇……
- 8.6萬人銳減至3萬人，他們以開闊的胸襟糾正了錯誤——
- 毛澤東“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發生了什麼？
- 孤懸敵後的他們，經歷了20多年革命鬥爭中“最艱苦的事”
在歌樂山烈士墓工作人員的印象裡，每年的11月27日，這一帶都會下雨，就像每一年的清明。
1949年11月27日，185位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的革命者被國民黨反動派屠殺，血染歌樂山。從大屠殺中僥倖脫險的只有《紅巖》作者羅廣斌等35人。當時，新中國已經成立57天，距離重慶解放僅差3天。
那晚，歌樂山細雨霏霏。黎明前最後的黑暗中，血色瀰漫。
歌樂山烈士墓，掩埋著三百餘位烈士忠骨。他們都曾在白公館、渣滓洞這兩座魔窟受盡酷刑，都犧牲於國民黨反動派最後的瘋狂屠殺。
先烈們並不一定要經歷這些，寫份自白書，或者僅僅在悔過書上籤個字，也許就能活下去。 但他們選擇為信仰而死，堅持的根本意義在於對理想和信仰的忠誠。
“此人可靠”
渣滓洞監獄位於歌樂山山腳處，三面環山，一面臨溝，地理位置很隱蔽。監獄鐵門修在十幾級臺階之下，牆頭纏繞的電網、院內矗立的崗樓，只有走下臺階時才看得見。
這簡直就是一座地獄的大門。
1948年秋末，一個濃眉大眼、身著學生服的小個子年輕人，被推進了渣滓洞監獄的鐵門。他就是後來成為《紅巖》作者的羅廣斌。
站在渣滓洞內院高牆前，幾行標語令羅廣斌印象深刻，“青春一去不復返，細細想想……認明此時與此地，切莫執迷……”“迷津無邊，回頭是岸；寧靜忍耐，毋怨毋尤！”日後，他將標語一字不差地寫進了《紅巖》小說中。
標語正對著一棟二層樓房和幾間平房，柵欄式的籤子門禁錮起18間牢房。透過這樣的籤子門，三四百位關押在此的革命者，只能看到手掌般大的一塊放風壩、籮篩般大的一塊天，再有就是電網高牆和牆上的標語。
羅廣斌那年24歲，年初剛剛入黨，在黨組織中還沒有承擔核心工作，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他起初不知道，出賣他的，正是他的入黨批准人、曾任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的叛徒冉益智。
剛入獄的羅廣斌，被懷疑、警惕的目光包圍著，他還被安排在屋角靠近馬桶的地方住。那些目光來自一樣被關押在這裡的共產黨員。
就在1948年4月初，國民黨特務破壞了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主辦的《挺進報》，冉益智、劉國定，一個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副書記、一個是書記，被捕後先後叛變，使整個重慶中共地下黨組織完全暴露在敵人的面前。大逮捕從1948年4月一直持續到9月。據統計，因《挺進報》案而被捕的共133人，甚至牽連到整個四川的地下黨組織。
羅廣斌被入獄的地下黨懷疑，並非毫無緣由。他被捕入獄時，獄中的地下黨員們還沒有搞清楚黨組織被破壞的過程，而羅廣斌公開的特殊身份，讓他們有懷疑的理由——他是國民黨第十五兵團司令羅廣文同父異母的弟弟。
國民黨第十五兵團當時就駐紮在四川，羅廣文手握重兵，就連西南地區軍統特務頭子徐遠舉也不得不敬他三分。據說，抓捕羅廣斌前，徐遠舉曾找羅廣文“商量”:有人供出你弟弟是共產黨。羅廣文也怕落個“袒護共匪”的罪名，便說:“我這個弟弟從小不服管教，你把他抓去教訓一下吧，但一定要保住他的命。”特務們就按照羅廣文提供的家庭地址，在成都抓到了羅廣斌。
羅廣斌後來在一份自傳中寫道：“剛進牢，只有一個感覺，就是‘度日如年’‘完了’，在大腦的一片混亂中，只還記得老馬(馬識途)的一句話:不管直接、間接、影響別人被捕，都算犯罪行為！我當時並沒有為了人民革命事業犧牲自己的絕對明確的意志，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不影響任何朋友。”
憑著這股子義氣勁兒，羅廣斌在審訊中態度強硬，毫不屈服。特務無奈，帶著叛徒冉益智來跟羅廣斌對質。羅廣斌並不認識來人。冉益智卻不著急，慢慢背出一段話:為了反抗家庭對自己婚姻的干涉和壓制，1944年離開家庭到昆明西南聯大學習讀書，在馬識途的幫助教育下，參加到“民青社”、“六一社”和抗暴活動……
這不是自己申請入黨時所寫的自傳嗎！羅廣斌這才相信了，眼前這個人真的就是地下黨裡主管組織工作的上級領導。這樣的人竟然也叛變了！羅廣斌又是震驚又是喪氣。他不願再看見冉益智的嘴臉，便朝特務喊了一句:送我回牢房去！一進監牢內院，羅廣斌就大喊:冉益智叛變了。徐遠舉得知此事大為光火，下令給羅廣斌戴上一副腳鐐，40斤重。
羅廣斌起初沒有想到，會在獄中再次見到對自己產生重要影響的一位共產黨人。他之所以能取得難友們的信任，也正是因為這位關鍵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渣滓洞脫險志士傅伯雍後來回憶，“是江姐傳話出來，說此人可靠。我們才開始跟羅廣斌打招呼。”
江姐，正是羅廣斌在《紅巖》中著墨最多的人物——江雪琴，現實中的江竹筠。她是羅廣斌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對羅廣斌脫離家庭、投身革命的經歷很瞭解。她的被捕入獄，比羅廣斌早三個月。
毒刑是太小的考驗
江竹筠被捕前並不是重慶地下黨組織成員，她當時是中共川東臨委和下川東地區地下黨組織的聯絡員，公開身份是萬縣地方法院會計室職員，化名江志偉。
1948年1月，江竹筠的丈夫、川東臨委委員兼下川東地工委副書記彭詠梧在組織武裝起義時壯烈犧牲。地下黨組織本想將她調回重慶工作，江竹筠拒絕了，繼續留在老彭戰鬥過的地方。
江竹筠被捕，卻與重慶地下黨組織的叛徒直接相關。
6月14日中午，江竹筠剛剛走出地方法院，忽然被人喊住。來人正是冉益智。在重慶時，江竹筠與冉益智有過聯繫，知道他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的副書記。
江竹筠馬上警覺起來：“你怎麼到這裡來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來……”
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東臨委書記王璞。公開場合這樣提及領導人的真實姓名，違背地下工作紀律。江竹筠心知有異，扭頭欲走，卻被冉益智張臂攔住。幾個特務趁機衝過來，把江竹筠當場抓捕。
和江竹筠同一批被捕的還有地下黨員劉德彬，他後來和羅廣斌、楊益言一起創作了報告文學《在烈火中永生》，《紅巖》即以此為基礎。據劉德彬回憶，被捕的當天晚上，江竹筠、李青林等幾個女同志就受了重刑，但她們沒有吐露一個字。那天晚上，劉德彬最後一個被審訊，親耳聽見特務們不乏敬佩地感慨：“這幾個女人真是硬得很，就是不開腔。”
劉德彬同樣“硬得很”，任憑敵人嚴刑拷打，他一口咬定自己叫劉浩然，是失學青年，來萬縣找工作的，沒有參加共產黨。次日凌晨，特務從水路將他們押送重慶，關進了歌樂山下的重慶行轅第二看守所，即俗稱的渣滓洞監獄。
在那段時間裡，重慶及整個四川地區的地下組織遭到大規模破壞，不斷有地下黨員被捕入獄。監獄的氛圍很壓抑。眼見著幾乎每天都有人被關進來，大家的思想很不穩，人心浮動。
因為江竹筠負責過聯絡工作，掌握不少重慶地下黨人員姓名和聯絡方式，被捕入獄後，她立即成為監獄特務重點審訊的對象。
江竹筠剛入獄時，“江姐”這個稱呼還沒有叫開。當特務提審江竹筠時，大家很關注，不知道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5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頂住敵人的酷刑。
在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的檔案中，保存有當年對江竹筠審訊問案動刑的行轅二處處長徐遠舉、法官張界和特務陸堅如的若干交代材料。
張界交代，“江竹筠被捕後一直不承認有中共組織，而徐遠舉堅持說她不但有中共組織關係，並且說她地位很重要，究竟是怎樣重要地位，而徐始終也沒有問出來。”
氣急敗壞的徐遠舉對江竹筠施以酷刑。
彭詠梧、江竹筠與孩子合影。
渣滓洞大屠殺倖存的羅廣斌、劉德彬等人曾經對江竹筠受刑情況進行過詳細描述：“特務們一點不放鬆她，戴重鐐，坐老虎凳，吊鴨兒浮水，夾手指……極刑拷訊中，她曾經昏死過3次……”
直到傍晚時分，特務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難友們紛紛隔著牢門向外張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顯示出她的堅貞不屈。有早與江竹筠熟識的年輕同志情不自禁地喊出一聲：“江姐！”從那以後，難友們無論自己的年紀比江竹筠是大是小，都統一喊她“江姐”，對她充滿敬意。
1948年10月被捕的盛國玉和江竹筠曾經是同室難友，事隔六十餘年後，她仍能回憶起當年的點點滴滴，“我進渣滓洞時，她已經渾身是傷疤，手也殘了。每次踩著我的床去上鋪，手指都抓不緊，只好吃力地用小手腕去勾住扶手。每當看到這情景，我就一邊用手往上推送她上床，一邊流淚。”
後來，羅廣斌在給黨組織的報告中寫道:“江竹筠受刑暈死三次，楊虞裳失明月餘，李青林腿折殘廢，是每個被捕的同志所共同
景仰的。江竹筠曾說過:‘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驗！’在被捕同志們當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渣滓洞裡的鬥爭士氣也陡然一振。
渣滓洞審訊室的部分刑具
江竹筠在獄中的另一個鬥爭成果，是成功策反了看守黃茂才。
黃茂才是1948年4月到渣滓洞做看守的，兩個月後，江竹筠被關押到這裡。登記名冊時，黃茂才發現江竹筠是自貢老鄉，主動與她攀談起來。
起初，江竹筠對他懷有戒心，但很快就發現，黃茂才出身貧苦，為人本分和善，對牢獄中堅貞不屈的共產黨員抱有敬佩、同情之心。這之後，江竹筠開始主動接近黃茂才。
在她的開導、勸說、感化下，黃茂才利用管理員的特殊身份，為身陷囹圄的地下黨員充當起了秘密信使，獄中和外界信息交換的聯絡線從此打通了。
遺憾的是，在那場血腥的大屠殺來臨前，黃茂才被列入資遣人員名單，離開了渣滓洞，沒能在營救行動中發揮作用。他最後的貢獻，是送出了以“吉祥”名義寫給獄外地下黨的最後一封信，希望黨組織儘快組織實施營救計劃。從“吉祥”的筆跡和幾位脫險志士的證詞證明，這封信是另一位女牢英雄胡其芬所寫。
胡其芬烈士
多重身份的“偽裝者”
圓圓的臉，戴著近視眼鏡，顯得十分端莊、文靜，眉宇間又有幾分英氣。與江竹筠年齡相仿、外形相似的胡其芬，同樣有著豐富的鬥爭經驗和共產黨人堅強的意志。
胡永萱、胡南、胡其芬、吉祥，胡其芬的革命經歷，與這4個名字緊緊聯繫在一起。
1938年至1939年，剛剛入黨的胡其芬根據組織安排，先後進入中央財經大學柏溪分校、北碚復旦大學新聞系就讀，那時她還叫“胡永萱”。由於在校內活動中十分活躍，她很快被國民黨當局注意到。時值蔣介石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離大學，調入《新華日報》研究室擔任英文翻譯工作。從此，她不再用“胡永萱”這個已被敵人注意的名字，而是以“胡南”的身份出現在新的戰鬥崗位上。
“皖南事變”後，為預防國民黨頑固派可能的突然襲擊，中共南方局決定將《新華日報》200多名工作人員精減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屬於被疏散隱蔽的人員之一，後被調往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擔任秘書。
再次回到重慶，已是4年後。1945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到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胡其芬作為隨團工作人員，在鄧穎超直接領導下從事婦女工作。黨組織根據重慶地下鬥爭的需要，又因胡其芬學歷高、英語好，決定讓她以一個基督教徒的身份參加基督教女青年會，以此廣泛聯繫各界婦女群眾。
劉國鋕烈士
1948年4月，胡其芬被捕前，黨內身份是中共重慶市委婦委書記，公開身份是給劉國鋕的親戚、四川省建設廳長何北衡當英語家庭教師。由於叛徒出賣了劉國鋕，造成了胡其芬的意外被捕。獄中，她正式用了“胡其芬”這個名字。胡其芬不但沒有透露任何黨組織的秘密，甚至連自己真實的名字也沒讓敵人知道。
入獄後，胡其芬很快就與難友們取得聯繫，尤其是和早先入獄的許建業等人建立了聯繫。與胡其芬同一牢室的工人黨員牛小吾回憶，他們隔壁關著許建業一人，重鐐重銬，專門有一個特務班長看守，不准許建業與其他人接近。一天放風，趁特務班長離開，牛小吾找許建業說話，許建業親口告訴她，是任達哉帶人在茶館裡抓了他，又說他已告訴胡其芬把難友們組織起來。事實上，胡其芬也確實照許建業的囑咐，在監獄內進行了各種地下組織活動。
胡其芬深知，敵人的營壘不是鐵板一塊，她要找到衝出包圍圈的突破口。因此，當了解到醫官劉石仁富有同情心，曾冒險幫政治犯帶信給家人後，胡其芬借看病機會試探劉石仁，在塞給劉石仁的兩張字條上寫道：“醫官，聽難友說你是好人，難友們需要你幫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我這病人，請接受我代表難友向你表示感謝！”“醫官，不要怕！”劉石仁迅速收起字條，沒有聲張。
幾天後，胡其芬託劉石仁帶張字條到陸軍醫院交給大姐胡永芬，要家裡帶點日用品和藥物。劉石仁完成了任務，並將胡家託帶的物品悄悄帶給胡其芬。又一條與獄外聯繫的秘密渠道就這樣被打通了，胡其芬寫給獄外地下黨的信，其中有一些就是通過劉石仁傳遞出去。
除了傳遞信件，胡其芬還想通過劉石仁營救一些難友出獄。她問劉石仁，能不能多開一些疾病證明，爭取使一些患病的難友得到保外就醫的機會。劉石仁考慮之後，便給一些難友填寫嚴重疾病的病歷，以備特務核查，然後，開出保外就醫的證明。雖然特務沒有全部同意，但其中一些案情較輕的同志，在1949年和談期間，在外面配合營救下獲得了釋放。
胡其芬還和難友們發起了獄中最大規模的一次鬥爭——絕食談判。1948年12月15日，原新四軍戰士龍光章因傷勢得不到有效治療，病逝獄中。為了抗議特務對龍光章的迫害，獄中黨的領導集體討論後決定開展絕食鬥爭，要求在獄中開追悼會，改善獄中殘酷虐待難友們的環境。胡其芬抱病和難友們一起絕食三日，終於迫使特務看守所長不得不允許召開追悼會。
“在最困難的集中營裡，這次鬥爭的成績，是相當成功的。難友寫出了許多用草紙做的輓聯，扎制了黑紗、紙花，充分表現了靈活的創造性和團結的鬥爭精神。”羅廣斌後來在交給黨組織的報告中寫道。
心中有信仰，即使環境再艱苦，真正的共產黨人也仍然充滿樂觀心態。胡其芬就是這樣的共產黨人。在歌樂山烈士陵園，珍藏著一把由胡其芬自制的團扇，扇面上題寫了“清風徐來”四個字，在陰暗潮溼的牢房中，她通過做這些小玩意兒教大家唱救亡歌曲活躍氣氛，鼓勵大家對敵鬥爭。
對於剛入獄又缺少鬥爭經驗的年輕同志，胡其芬以過來人的身份熱情地做“輔導”，幫助她們認清形勢、安定情緒，教她們如何對付敵人，如何對付刑訊，還跟她們談氣節問題，哪些行為是背叛革命。特務提審進步女青年張坤璧時，胡其芬的輔導課發揮了作用，張坤璧沒有被各種各樣的刑具嚇唬住，經受住了敵人種種威脅和拷問，沒有暴露黨的任何機密。
監獄的條件十分惡劣，終日不見陽光，伙食粗劣不堪，許多難友嚴重營養不良，全身浮腫，有的患了痢疾、肺結核、心臟病。胡其芬入獄後患了嚴重的心臟病，身體日趨衰弱。但她對自己的病並不介意，依然熱情關心和幫助有困難的難友。她把家裡給她送來的藥品、奶粉、魚肝油丸等等，分送給有病的難友。左紹英生了孩子，缺奶，她把自己的奶粉送給了嬰兒。她還把自己穿的絨線衫拆了，給嬰兒編織衣服。
胡其芬在黑牢裡戰鬥了近六百個日日夜夜，她始終像一團火，熊熊地燃燒著，讓革命者在黑暗的監獄中依然充滿朝氣和信心。
我們死而無愧
在獄中鬥爭氛圍的感染下，在江姐、胡其芬等革命者的影響下，羅廣斌變得越來越堅強。1941年1月，地下黨員齊亮被捕關押到渣滓洞，羅廣斌因為寫條子給齊亮講獄中情況被特務發現，又被加了一副腳鐐。隨後，他從渣滓洞被轉移到關押重犯的白公館。也正因為羅廣斌的轉移，白公館中革命者的鬥爭情況也得以記錄下來。
進了白公館，羅廣斌最先見到的就是室友劉國鋕，一位有名的《富家少爺》。因為長期的監禁和胃病的折磨，當時的劉國鋕蒼白消瘦，羸弱不堪。終年被關在一間不見陽光的牢房，在難得的放風時刻，他體力不支，只能坐在院壩簷溝邊的石頭上，享受那一點可貴的陽光。
劉國鋕出生在四川瀘州一個大富豪家庭，排行第七，是大家庭中備受嬌寵的么兒。受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開始從書籍中尋找救國思想，最終決心走革命的道路，1940年加入共產黨。1944年大學畢業後，劉國鋕主動申請到條件艱苦的雲南陸良縣一所中學任教，參加那裡的黨組織發展工作。
1945年，他受黨組織的派遣到重慶工作，1947年擔任沙磁區學運特支書記，公開身份是四川省銀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後到《商務日報》做記者。在此期間，國民黨在昆明殺害民主人士聞一多、李公樸的血案發生後，他成功組織了重慶各學校學生走上街頭示威抗戰的活動，還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題為《略論聞一多先生》的文章。
1948年4月，由於叛徒的出賣，劉國鋕不幸被捕。在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的檔案室裡，保存著一份描述審訊劉國鋕情況的材料。根據材料記載，徐遠舉問劉國鋕，“你這萬貫家財的少爺，家裡有財有勢，你有吃有喝，你鬧什麼共產黨？你共誰的產？你要知道，這共產是鬧不得的，要坐班房、挨殺頭的。”
劉國鋕冷冷地看了特務一眼，沒有吭聲。徐遠舉又說，你的上級已經供出你了。劉國鋕冷笑著回答：“既然我的上級已將我出賣，你們什麼都知道，又何必來問我呢？你問我，我什麼也不知道。”氣急敗壞的徐遠舉動用酷刑，但劉國鋕仍然不屈服，敵人只好將他帶上腳鐐投入監獄。
很可能就連劉國鋕的家人也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革命？劉國鋕在給五姐的信中，專門闡釋了自己對家和對革命的理解：“這個家是在舊社會垂死的身軀上的一個爛瘡，它已經完全是一塊膿血和腐肉，舊社會的整個身軀都要死亡，看不出有希望，我們要得到完全的幸福，只有讓新的產生，讓舊的死亡。”
劉國鋕被捕後，劉家通過各種途徑進行營救，還動員方方面面關係向軍統局施加壓力要求放人。最後還是劉家的族親，國民黨經濟部部長劉航琛密電何應欽，務請刀下留人，劉國鋕的生命才暫時得到了保全。
在香港做生意的五哥劉國錤，重金賄賂特務機關裡裡外外的人，徐遠舉終於同意放人，前提是劉國鋕在報上聲明退黨。劉國鋕卻堅決拒絕，“我死了，有共產黨，我等於沒有死；如果背叛組織，我活著也沒有什麼意義。”
1949年7月，人民解放軍已越過長江向華南、西南進軍，重慶也即將解放。劉國鋕的家人再一次為他奔走，劉國錤這次拿出了一張香港匯豐銀行開出的空白支票給徐遠舉：“只要放了劉國鋕，你願意填多少就填多少。”
徐遠舉抵抗不了這樣的重金誘惑，告訴劉國鋕，不發退出黨的聲明可以，只要認錯，寫一份悔過書。劉國鋕不答應。徐遠舉看在錢的分上，再次妥協，找人代寫了一份悔過書，只要劉國鋕簽上名字。但劉國鋕堅持，要釋放必須無條件。
徐遠舉為了錢，恨不得求著劉國鋕出獄，劉國鋕的態度卻沒有變化。五哥劉國錤傷心地一再哭勸，甚至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說國鋕你不要這樣死心眼兒，只要命在什麼都在。劉國鋕也淚流滿面，但還是搖了搖頭。
1949年8月，蔣介石帶著軍統頭子毛人鳳到了重慶，“清理積案”，實際是佈置屠殺。
根據徐遠舉的交待，毛人鳳傳達了蔣介石的決定，謂：“過去因殺人太少，以致造成整個失敗的局面。”“對共產黨人一分寬容，就是對自己一分殘酷。”
“劉國鋕！”1949年11月27日晚餐後，特務開始提人，頭一個喊的就是劉國鋕。
劉國鋕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平靜地說：“不要慌，等老子把詩寫完以後，再跟你們一塊走。”可劊子手不容分說，將他架出了牢房推向刑場。
沒機會用筆寫，劉國鋕索性高聲朗誦起來——
“同志們，聽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軍的炮聲，人民解放了，人民勝利了，我們沒有玷汙黨的榮譽，我們死而無愧。”
這是一個年僅28歲的共產黨人在生命最後一刻所發出的吶喊。
獄中《挺進報》
在劉國鋕犧牲前一個月，國民黨的屠殺行動已經開始了。羅廣斌從白公館看守楊欽典口中得知了刑場上那悲壯的一幕。
10月28日，陳然、成善謀等10人被押往重慶大坪刑場，楊欽典也隨車行動，他目睹陳然含笑告別難友登上囚車，車過鬧市區時又不斷高唱《國際歌》或高呼革命口號，到達刑場後，陳然忽然轉過身對端槍的劊子手說：“你們有種的，正面開槍。”行刑隊強行把他扭轉過去，還是從後面開了槍。
楊欽典深深地被陳然的革命氣節所感染。他從刑場回來後，隔著牢門，動情地向羅廣斌講述了這悲壯的場景，並囑咐道:“小羅，你們出去後，一定要好好照顧陳然的媽媽和妹妹。”
陳然烈士
陳然是《挺進報》特支書記，小說《紅巖》中重要人物成崗的原型。他1938年在湖北宜昌參加“抗戰劇團”，在抗日救亡宣傳工作中接受了革命教育，次年加入共產黨。1940年，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劇團內黨組織撤離，陳然隨家遷居重慶，組織關係轉到中共中央南方局。1946年，在《新華日報》社的領導下，陳然與一些進步青年創辦了《彷徨》雜誌，發展聚集革命力量。
在國民黨政府實施新聞封鎖政策，查封《新華日報》後，陳然等開始秘密印刷《挺進報》，傳播“紅色”新聞，希望通過這份油印小報儘快恢復與組織的聯繫。果然，《挺進報》很快傳到重慶地下黨組織那裡，市委決定將其作為地下機關報，併購買收音機收聽延安電臺，同時成立了電臺特支和《挺進報》特支。陳然負責油印，成善謀負責抄收消息。
後來，重慶地下黨負責人認為應利用《挺進報》對敵人展開攻心戰，於是決定將報紙直接寄給敵人，特別是向國民黨軍、警、憲、特頭目寄送。1948年3月初，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收到《挺進報》後大發雷霆，命令行轅二處處長徐遠舉限期破案。徐遠舉絞盡腦汁，終於想到了“堡壘從內部攻破”的策略，制定了“紅旗特務計劃”，將偽裝成進步學生的特務安插到各處，最終在被捕的任達哉叛變出賣下，引發了對整個地下黨組織的一連串大破壞。
1948年4月22日，陳然正準備將剛剛印刷完的《挺進報》送出去的時候，在家裡被捕了。被捕的當晚就被提審，但他始終只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挺進報》是他一個人辦的，其他什麼都不知道。特務頭子徐遠舉親自對陳然進行審訊，並使用老虎凳等酷刑。陳然被折磨得多次昏死過去，雙腿受了重傷，但他堅決不出賣黨的機密，敵人也無計可施，只好將他按“重犯”關押起來。
讓敵人萬萬想不到的是，陳然入獄後又幹起“老本行”，辦起監獄《挺進報》。在密不透風的白公館，《挺進報》的消息源從哪來呢？原來，陳然所在的一樓囚室樓上，住著東北軍將領黃顯聲將軍，他也是牢中唯一受優待可以看報的，黃將軍與獄中的共產黨員們關係很好，時常趁看守們不備之時，偷偷將報紙從門縫中塞給獄友們看。陳然便藉助從黃將軍報紙上所看到的消息，用煙盒、紙片做成監獄《挺進報》在獄室之間傳遞。
1949年的春天，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毛主席到達北平、南京解放等消息在獄中傳開，極大地鼓舞了士氣。獄中黨組織估計勝利即將來臨，於是作了兩手準備，一是教育廣大黨員作好犧牲準備，經受住最後的考驗；二是努力進行策反，爭取活著迎接解放。黨組織秘密擬定了“獄中策反越獄計劃”。策反，首先要物色好被策反對象，經過一段瞭解和觀察，初步確定了6人，其中重點放在一個叫楊欽典的看守身上。
最早與楊欽典接觸並開展工作的就是陳然。陳然雖原籍江西，但他生於河北香河縣，離楊欽典老家郾城縣不遠，算是同鄉。陳然在獄中的浩然正氣和在審訊室裡的不屈精神，令楊欽典敬佩，加上陳然擅長統戰工作，兩人一有機會就在一起拉家常、談鄉情，講社會的種種不公平，講物價的飛漲、官場的黑暗，陳然的話漸漸打動了這位“尚未爛到心肺的看守”。
“我和陳然是老鄉，我值班時他給我做工作，說全國快解放了，叫我今後不要幹壞事。共產主義就是人人有飯吃，人人都過幸福生活。人民政府要分土地給勞動人民。我考慮自己也是窮人出身，所以儘量給他們提供方便……”楊欽典在後來的交代材料上這樣說。羅廣斌在報告中寫道：“當屠殺進行時，我們能從楊欽典手中得到牢門的鑰匙和一把鐵錘，就是由教育爭取所得到的一點成功。”
黑牢之中，除了策反工作，手無寸鐵的難友們也有屬於自己的鬥爭方式，那就是讀書學習。白公館原來是關情報人員的，後來把政治犯也關在一起。書比較多，什麼都有。看書要登記，以檢查思想，但大家仍選自己喜歡的書看。
據羅廣斌回憶，“由於監視比較嚴，沒法進行集體學習，只能個別讀書。陳然專修生物、化學、數學、軍事科學和歷史，劉國鋕專讀歷史，王樸專讀歷史和軍事科學。坐牢九年的老同志許曉軒、譚沈明在室中自修英語、俄文，十分精通，一般書籍幾乎全讀過，在修養上也最好，連特務都尊敬他們。”
渣滓洞中，黑牢詩人蔡夢慰等人組織成立“鐵窗詩社”，詩友們發明了獄中的“文房四寶”：紙，是靠大家節約下的如廁手紙；筆，是從廁所篾竹牆壁上扳下的一塊塊篾片，沒有刀便用嘴咬破後再磨尖，然後做成“筆”；墨水的製作更費勁，從破棉襖裡扯出一團棉花，再在油燈上點燃後丟進飯碗，等燃燒完變成一團黑灰再兌水。就是用這樣的“筆”蘸著棉灰墨汁，蔡夢慰奮筆寫下長達250行的《黑牢詩篇》。
《紅巖》小說中“老大哥”的原型唐虛谷，在渣滓洞組織“鐵窗讀書會”，將他早年學習的《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等馬列著作背誦給獄友們聽。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革命者們仍在孜孜不倦的學習中，期盼著光明和勝利的到來，期盼著有一天能為新中國建設繼續貢獻力量。
“最後的報告”
對陳然行刑後，心急火燎的敵人加快了屠殺共產黨人的動作。半個月後的11月14日，特務打開渣滓洞女牢房的門，提出了江竹筠和李青林。
江竹筠不慌不忙地梳頭，脫下囚服，換上藍色的陰丹士林布旗袍，彷彿要參加一個隆重的典禮。望著傷心的難友，江竹筠堅毅地說：“要勇敢一些，每一個革命者，當他面臨最後考驗的時候，都應該臉不變色心不跳。”她最後望了望牢房，“同志們，永別了！”隨後，扶著斷了腿的李青林向外走去。
當日，江竹筠、李青林等30人在歌樂山上的電臺嵐埡壯烈犧牲。
三個月前，江竹筠通過黃茂才，給監獄外的家人送去一封信，從信中的措辭可以看出，那是江竹筠最後的囑託：“我們到底還是虎口裡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話，雲兒就送給你了，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志，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鬥到底。孩子們決不要驕（嬌）養，粗服淡飯足矣……”
“雲兒”是江竹筠和丈夫彭詠梧的獨子彭雲。父親犧牲時，他不滿兩週歲。母親就義時，他才三歲多。
前後兩批共產黨人集中被害，敵人顯然已經開始了最後的瘋狂。形勢緊急，獄中地下黨組織決定由胡其芬執筆，化名“吉祥”書寫了“最後的報告”，盼“外面朋友”設法佈置搶救。這封信由黃茂才送出，轉到地下黨沙磁區工作組負責人劉康手裡，已是11月21日。
劉康一看信，急得要命，馬上四處活動籌集經費、動員武裝。11月26日，武裝營救人員基本動員好了，還差一些環節未落實好，營救方案無法實施。27日下半夜，劉康起來上廁所，突然發現歌樂山紅了半邊天。他連連跺腳，“糟了！完了！”
大屠殺開始了。
深夜一兩點鐘，特務們突然走進渣滓洞一間間牢房：“起來，起來，辦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帶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樓下的八間牢房內。忽然，一群端著美式衝鋒槍的特務衝進內院。他們迅速站好，把槍口對準籤子門。哨聲響後，槍就響了。
胡其芬一直在門口觀察動靜，槍響時，她第一個喊起口號：“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口號聲、罵聲隨之響成一片。站在牢門口的張學雲，一把抓住門洞伸進來的槍管，想要奪槍。但是彈匣太長，卡著進不來，敵人把他打死了。張學雲倒下時，鮮血噴灑在傅伯雍身上，卻因此保護了傅伯雍——敵人補槍時以為他已經死了。
這一夜，被屠殺者共計207人，其中185人後來被定為烈士。
在所有人都為犧牲的烈士痛惜哀悼之時，有一個人卻來不及悲傷，他就是從白公館脫險的羅廣斌。
地下黨員平時做的策反工作在關鍵時刻起了作用。27日夜，特務和軍警都去支援渣滓洞了，楊欽典偷偷把牢房鑰匙和一把鐵錘交給羅廣斌，“我先出去看看有沒有人，沒人的話，我在樓上跺三下腳，你們就跑。”
楊欽典的信號來了，羅廣斌打開牢門，帶著18個人逃出白公館。
白公館生還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脫險的15人，以及身中3槍未死、從屍坑中爬了出來的譚謨，大屠殺中只有這35人活了下來。
12月25日，就在大屠殺後的第28天，從白公館生還的羅廣斌撰寫出一份兩萬多字的《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上報給中共重慶市委。這份報告詳細記載了重慶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館監獄裡發生的真實事情，分為案情發展、叛徒群像、獄中情形、獄中意見等七個章節。
同樣脫險的劉德彬，曾和羅廣斌一起在脫險同志聯絡處工作，卻不知道這份報告，“我每天晚上都看見老羅趴在地鋪上寫東西，寫什麼也不告訴我。”
從白公館生還後的一個月時間，羅廣斌一直在奮筆疾書這份報告，是遇難同志的生命囑託。
為什麼羅廣斌一人能掌握那麼多獄中情況？這要追溯到他剛被關進渣滓洞時。有一次，羅廣斌在禁閉室碰到老上級、被捕前任重慶沙磁區學運特支委員的張國維。張國維是個有心人，考慮到羅廣斌哥哥是國民黨高級將領，認為他最有可能活著出去，因此交給他一個任務：“蒐集情況，徵求意見，總結經驗，有朝一日向黨報告。”羅廣斌牢牢記住了張國維的囑託，積極結交獄中難友。大家也逐漸信任他，願意與他交流。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詠梧同志遇難週年紀念日，渣滓洞的難友們紛紛向江姐表示致敬，江姐當天起草了一份討論大綱，要求大家對被捕前的情況、被捕時的案情應付以及獄中學習情形進行總結。羅廣斌從中又瞭解了不少信息。
1949年2月，羅廣斌被轉押到白公館。白公館裡關押的“重犯”中有不少黨的幹部，思想理論水平較高。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們敞開胸襟，直言無忌。既沒有思想束縛，也沒有空話套話，他們完全憑著對革命的忠貞，披肝瀝膽地道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也託付給羅廣斌。
最後一章“獄中意見”是報告的核心所在，羅廣斌將烈士們生前的思考寫成八條意見，交給黨組織。重慶黨史專家胡康民將其總結成八條囑託：
1、保持黨組織的純潔性，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
2、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鬥爭的鍛鍊。
3、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
5、切勿輕視敵人。
6、注意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
7、嚴格整黨整風。
8、嚴懲叛徒、特務。
羅廣斌及報告原件關於“獄中八條”部分。
八條囑託，至今仍振聾發聵、發人深省。《挺進報》事件中，少數身居要職的領導幹部當了叛徒，給地下組織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他們的叛變是獄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問題，也是最能引起後人共鳴和警醒的地方。“從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較，經濟問題、戀愛問題、私生活，這三個個人問題處理得好壞，必然地決定了他的工作態度，和對革命的是否忠貞。”報告中的這段話一針見血，在今天看來仍值得回味再三。
獄中同志的意見和建議集中起來，就是強烈要求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特別注意防止領導成員腐化。“眼看著革命組織的被破壞，每個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組織上能夠提高政治水平，嚴格地進行整風、整黨，把一切非黨的意識、作風洗刷乾淨，不能容許任何細菌殘留在我們的組織裡面。”
獄中的共產黨員們在預見到國民黨政權潰敗前夕很可能實行瘋狂的大屠殺時，心中惦記的仍然是黨的前途和命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就是因為這份初心，這份使命感，這份對於理想、國家、人民的忠誠。
插圖：傅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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