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给飞机失事善后的男人如何完成工作，并在情感上保持克制？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糟心的职业了。罗伯特·詹森（Robert Jensen）的工作是给飞机失事等大规模人员伤亡事件善后，具体包括遇难者身份辨认、遗体残骸和私人物品的回收整理，以及最难的一个环节——将遗体残骸交给遇难者家属。
下周一，马来西亚当局就将公布马航MH370失联事件的最终调查报告。罗伯特·詹森的故事可能有助于人们了解，如何在空难过后收拾悲伤。
罗伯特·詹森
与受害者保持距离
罗伯特·詹森讨厌“释怀”二字。“我从来没见哪个家庭‘释怀’过，他们经历的只不过是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
失去至亲后的过渡往往都很艰难，但飞机失事后的众多不确定性让这种过渡更加难以完成。空难遇难者家属通常一连几周都见不到遗体甚至是残骸。见不到遗体，也就意味着无法最终确认，也无法申领保险，更不用提什么“入土为安”了。所有家属唯一能做的，便是在绝望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人们只有在遇到极端糟糕的情况时才会联系詹森。这种“糟糕”是指那些大规模混乱事件——飞机失事、恐怖袭击或自然灾害。在打捞尸体、鉴别私人物品或联系遇难者家属这些事情上，詹森认为自己并没有特别的天赋，所拥有的仅仅是经验，但经验足以让他有别于任何人。在这个完全脱离日常生活的岗位上，他干了几十年。
詹森是凯尼恩国际紧急救援服务公司的老板，每年处理6-20起国际救援服务业务（2016年一年就接手了九起）。这份工作让他出现在各种惊动全球的大型事故的头条新闻中。俄克拉荷马市爆炸案中，他处理了遇难者的遗体问题；911事件发生后，他被传唤至五角大楼；在卡特里娜飓风后，他参与了遗体收编。
罗伯特·詹森在自己的公司里
有一次在秘鲁原始丛林的山坡上连续几天地毯式的搜寻后，詹森看到了一样东西——一块人体组织，高高地挂在陡峭斜坡的一根树枝上。即便有绳索保护，爬到那么陡峭的山坡上把它取下来也相当危险，但詹森无法置之不理。他爬上斜坡取到了那块人体组织，并将它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口袋。
搜救队找到的所有物品，都将原数归还给遇难者家属，这块挂在树枝上的人体组织也不例外。“这样他们就能知道，至亲的遗体不会就这样被丢在荒郊野岭里没人管，”詹森回忆道，“再小的残骸也不能放过。”因为詹森明白，对于遇难者家属而言，再小的一块碎片都能带来莫大的安慰。
根据事故的严重程度，凯尼恩公司能迅速召集多至900位专业救援人员。他们的队员并非来自单一行业，尽管很多人都曾在执法部门供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极高同情心，但又能克制地与受害者保持安全距离。
在詹森看来，这极其重要。他时常提醒队员们，不要代入个人情感。他有一个习惯，绝对不会和遇难者家属有过多联系，因为这样会让他觉得自己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就算一个行李标签，也能留个念想
詹森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协调停尸房。遇难人数并非和停尸空间成正比。2013年，一架小型飞机在莫桑比克坠毁，但处理这场事故中，用于租用停尸房的花销却比一些大型商业飞机发生事故时所花费的还要多——尽管这场坠机事故中只有33名乘客死亡，但却回收了900多片人体残骸。
一有新消息，他需要负责立刻向家属通报。他觉得这是远比搜寻残骸更难的事。
他很想给家属带来一丝希望，但情况总是恰恰相反，能给家属的往往都是冰冷残酷的现实。“你们要明白的是，飞机撞击的速度非常快，这也就意味着你们的至亲已经毁了模样，这也意味着我们可能会找到几千块人体残骸。”
凯尼恩的办公室大厅内摆成一排的飞机模型，是航空公司客户送给詹森的礼物
曾经，大多数人认为给大规模灾难收拾残局都是政府的工作。尽管政府确实会处理一部分——詹森在1998年加入凯尼恩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政府军队中处理丧葬事务。但在政府处理的事务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像凯尼恩这样的公司去处理，一方面是因为更加专业，另一方面是因为保持中立。
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引起的海啸造成超过四十多个国家的游客在泰国丧生，所有国家都在忙于将遇难者尸体归还给遇难者家属。但辨别尸体身份和国籍是件麻烦事。 “如果我站在普吉岛上喊一句‘瑞典人站出来帮一下忙’，根本没人会理你。”詹森说道，“这个时候就得靠我们了。”凯尼恩作为独立第三方，在国籍和种族上不会厚此薄彼。
除了应对恐怖袭击事故，詹森大多数的工作都与航空事故有关。大多数旅客认为，飞机失事后，航空公司理应承担随之而来的众多责任。但航空公司和政府往往会聘用类似凯尼恩这样的专业公司，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多余的人力和精力去应付这项复杂且浩大的“工程”。
航空公司除了要安慰遇难者家属，还要想办法应付赔偿金。连续几年的诉讼和负面新闻对航空公司更是致命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仍在MH370和MH17的余波中艰难挣扎（詹森提醒我好几次，马航并不是凯尼恩的客户）。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可以把一切事务交由凯尼恩处理。他们的服务包括组织客服中心、遇难者遗体确认和遣返、集体埋葬、私人处理等等。
不管是从哪个方位看，凯尼恩的办公室和其他公司的办公室都没什么差别，不同的是，凯尼恩在这间办公室里处理
航空公司的善后工作被如此重视也就是近20年的事情。1994年，全美航空427号班机在匹兹堡附近坠毁后，遇难者的私人物品居然在垃圾桶中被人发现，这引发了家属大规模的不满和抗议。一位家属在给航空公司的抗议信中写道：“谁能决定哪些私人物品是重要的，哪些又应该被丢进垃圾箱呢？我们现在谈论的可是人啊！在某些情况下，就算是一个行李标签，也能给家属留个念想。”
不要有任何角色代入
当遗骸和个人财物陆续抵达仓库时，凯尼恩的员工会小心翼翼地打开每个箱子，将物品放在房子中央的网状长桌上。经过检查的物品会分成“有关联”和“无关联”两类分别放置。
“有关联”物品指的是贴着乘客姓名的物品，以及在遗体上或附近发现的物品，会先归还给遇难者家属；“无关联”物品里是尚未确认拥有者身份的物品，这里面有从废墟里发现的手表，还有无法辨认乘客名字的行李等，会被拍摄下来，传到网上，供家属进一步识别。
尽管相当困难，詹森却总是努力将那些“无关联”物品与遇难者相匹配。他们会利用任何可用线索，包括从相机内恢复的照片以及手机中调取的手机号码。詹森甚至把车钥匙带到了汽车经销商处，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提供车辆识别号码。经销商通常只能告诉他这是哪国出售的车，但这对詹森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有一次，他在德国之翼航班失事现场发现了一串车钥匙，在他得知车是在西班牙出售的信息后，大大缩小了匹配遇难者的范围。
识别私人物品要比识别遗体痛苦得多。“你在做尸骸鉴定的时候，只需要做身体检查就可以了，”詹森解释道，“和家属聊聊，通过谈话来收集信息，你只需要这些信息来确定身份。但当你识别私人物品时，你得全方面了解这些人。他们的播放列表里有什么歌？你不是真的要关注他的播放列表都有什么歌，而是要对比他们的电脑上的列表，看看能不能确认这是谁。”私人物品也是会牵动感情的。当你看到遇难者前几周刚拍的结婚照时，你无法做到不同情遇难者。
仓库内的箱子里装满了凯尼恩员工所需的设备，包括为穆斯林家庭准备的祈祷毯
詹森也曾收回过一些令他非常不舒服的私人物品。“想想那些在机场安检时你所看到的行李吧，飞机上不同的人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宗教和群体。他们的行李也代表了这些。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东西，不由自主就觉得‘天呐，谁会拥有这种东西？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照片或书籍？为什么他会支持那个组织？’”不过，他依旧一视同仁——“不要有任何角色代入。”
不能替遇难者家属做决定
物品归还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和遇难者家属进行沟通。詹森曾遇到过一个在1988年洛克比空难中丧失女儿的母亲，当她收到女儿的遗物时，她对这些物品散发的燃料气味感到恶心——整个屋子都是这种气味，久久不能散去。
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她就开始接受了这种气味，因为这能让她想起她的女儿。“你不能替遇难者家属做决定，你会遇到这样的母亲，她也许会说，‘我给儿子洗了15年的衣服，最后一次替他洗衬衫的人怎么能是你们，必须得是我！’”
对于那些不想前来（或者没准备好来）认领私人物品的家属，詹森会将这些物品存起来，有时一存就是两年。有时候，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成箱成箱的“无关联”物品摞成几排，高高地伫立在仓库一侧，空气里隐隐约约飘着一股飞机燃油的味道。
尽管这些遗落之物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我能感受到它们死一般的沉重气息。詹森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一个塑胶袋，袋子里是一本护照，角上的圆孔是为了预防身份盗用才打穿的（遇难者名单通常会在飞机失事后公布，身份盗用和欺骗性索赔屡屡发生）。
很多詹森找回的东西都没有归还家属。两年后，或者是更长，直到没有调查立案，最后这些东西会被销毁。但詹森却无法像销毁遗物一样抹去那些隐藏在背后的故事。比如，他想起了一个在俄克拉荷马市爆炸中丧生的女人，一只脚上穿着高跟鞋，另一只脚上穿着平底鞋。他意识到，这个女人肯定是刚到办公室，爆炸发生时她正在换鞋子。如果那天她迟到五分钟的话，或许她还活着。
凯尼恩建议每一位队员在应对危机时都应参照的教材
那詹森有没有设想过自己真遇到了这种事情时会怎么处理呢？
“还是希望逝者能给生者留点儿念想吧。要真发生这种事儿，我反正希望能给布兰登留下点儿什么。”他边说边向他的另一半布兰登·琼斯（Brandon Jones）点头示意，布兰登是凯尼恩的首席运营官。“婚戒、手链什么的都行”，詹森和琼斯都戴着彼此送的编织手链，“就是那些有特殊意义的东西。不过他可能想把这些东西卖掉吧。”他打趣道。
琼斯想了一会，“有点奇怪，”他说，“我没有飞行焦虑症。在我加入凯尼恩之后，我对生命的看法也没改变。不过，在某些东西的重要性上，我的看法确实发生了变化。我随身携带的东西一直都在我的包里，一直都在。他去其他地方给我带的纪念品，我也经常带着。这些东西虽然不会一抬头就能看到，但在我把护照放进包里的时候，我就能看到它们。我知道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我觉得带它们上飞机，如果失事后他能收到做个纪念，他也会安心继续前行。”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恐惧上
尽管这份工作让詹森明白担心灾难发生根本没用，不过他依旧在入住酒店时数清自己的房间离逃生出口有多远；登机后，他和琼斯等待安全带标志灯熄灭后才脱下鞋子（大多数飞机失事均发生于起飞和降落期间，你绝对不希望光着脚在柏油碎石跑道上逃生）。
我之前还在猜想，在恐怖主义肆虐的时代，詹森是如何做到镇定地活着的，他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没有说出口，后来我才明白，他的秘诀就是：纵容你对现实的焦虑，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恐惧上。
大多数家属倾向于通过邮寄的方式收领遗物。但一些家属希望亲手递交，这才是最难的部分。有一次，詹森受命将一位年轻小伙的私人物品归还给其家属。在飞机失事前的早些时候，他给他的妈妈打了一通电话，告知她自己要登机了。当她打开电视看到他所在的飞机跌入大海时，她知道自己的儿子出事了。
詹森很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情。这位母亲不确定自己的儿子是否已经身亡。有没有可能游到了附近的岛屿上了呢？海岸警卫队可以前去查看一下吗？他们的确去查看了。飞机失事的几天后，几乎所有遇难乘客的身份都得到了确认，但收回的人体组织没有一块属于她的儿子。
供凯尼恩员工训练使用的棺材
随着乘客的物品被海浪冲上海岸，他们发现了她儿子的物品，包括两本浸透水的护照，还有一个行李箱。凯尼恩打电话通知她，向她询问是通过邮寄还是亲手递交。她选择了后者，詹森主动请缨前去递交。
詹森还记得自己抵达她家时的情形：她儿子的卡车静静地停在车道上；他的房间和离开前一模一样，丝毫没有动过；她辞掉了工作，了无生趣地生活着，就像死了一样。“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詹森回忆道，“因为没有证据，没有尸体。”詹森和他的同事清理出一张桌子，铺了一张白布。他们要求这位母亲先离开这间屋子，紧接着开始把她儿子的物品一件一件地摆放在白布上。他们把这些物品盖了起来，这样她走进屋子的时候就不会因为看到这么多物品而被悲痛全然吞噬了。摆放完毕后，詹森叫她进来。
有一件物品一直让詹森感到疑惑。在收回的行李箱里，他们发现了一盒橘黄色的卷发夹，和詹森的母亲在70年代时用过的一样。但这个年轻人是短发，这似乎不太合理。詹森猜想，估计是渔夫发现行李箱半开着，就把其他乘客的东西放了进去。“请不要生气，”詹森将卷发夹展示给她的时候说道。
她确认这个卷发夹的确是她儿子的。他借的是他外祖母的行李箱，她习惯把它们放在行李箱里。他知道这些东西对外祖母非常重要，所以就把它们放在了随行的行李箱里。詹森一直忘不掉那位母亲当时看他的眼神，“罗伯特，你是在跟我说，我的孩子再也回不来了，是吗？”
原文载于美国GQ网站
译文刊载于《智族GQ》2017年2月刊
撰文 / Lauren Larson
翻译 / 张楠
摄影 / Harry Mitchell
视觉/ 王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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