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為了鞏固統治者的地位，統治集團往往會編出一系列神蹟來突出統治者的神聖，以告訴萬民皇帝的權力是由上天授予，是不可侵犯和剝奪的。除此以外，為了突出統治者的獨一無二，還會在日常生活中突出等級觀念，通過不同等級使用的服飾器具的不同進一步強化這種觀念。
如皇帝的姓名，大臣百姓都是需要避諱的，在寫到皇帝姓名時，不能寫全或者是直接用其他字代替，如唐朝為了避李世民的諱，特將“民部”改成戶部。皇帝就算犯了彌天大罪，臣子在提意見時也不直接說皇帝，而是隻能“指斥乘輿”，用“乘輿”來替代皇帝。
經過長時間的教育，君為臣綱，尊卑有別，皇威不可冒犯的印象在天下臣民中根深蒂固，一切與皇帝有關的事物都是天下人都要尊敬的，不能有所僭越。這一點不能歸結於溜鬚拍馬，只能說是中國古代禮法環境中下對上一種內心的尊崇。
在明史《呂原傳》記載了這樣一個典故:景泰初年，翰林院侍講呂原奉詔在文華殿側室教幾名小太監讀書。有一次，明代宗來到文華殿來視察小太監的學習情況，並聽了呂原講《堯典》，另一名侍講倪謙講《國風》，明代宗聽後十分滿意。
明代宗於是問兩人，現在官至幾品？當時呂原為中允兼侍講，倪謙為左中允兼侍講，兩人就回答說：“官正六品”。明代宗聽完說：“這兩個職務品級相同，怎麼相兼？”於是便取來官制表，並當即拍板，升二人為侍講學士（從五品）兼中允。雖然只是從正六品升到從五品，但對官職升遷很難的翰林官來說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了，兩人感激涕零不在話下。
過了幾天，明代宗又來到文華殿聽呂原、倪謙講課，但這次卻讓他很驚訝，那就是他們講課時都沒有坐在房間裡最中間的位置，而是改坐旁邊的凳子上授課。明明中間的位置最好，為什麼這兩人都不坐呢？明代宗很奇怪，就問他們為何如此。
呂原、倪謙於是便誠惶誠恐回答：“君父所坐，臣子不敢坐。”明代宗這才明白，原來是因為自己坐過中間這凳子，所以這兩位大臣都不敢坐了。因此後來明代宗再來文華殿視學，只有站立交談或東西行走，再也不坐在凳子上了，因為他擔心自己是要不小心把這屋子裡所有凳子都坐一遍，那以後這些翰林們都只能站著講課了。
在歷史上，呂原和倪謙二人都是以能臣的形象出現的，如倪謙曾經出使朝鮮，風度談吐令朝鮮人為之嘆服，並著有《朝鮮紀事》一書，後來倪謙更是在鄉試中因為拒絕錄取權臣之子被誣陷罷官。呂原也是正直之臣，奪門之變後，奸臣石亨、曹吉祥權勢一時無兩，但呂原依然敢上奏章歷數兩人罪狀，絲毫不怕得罪奸臣。
因此兩人“皇帝座不可坐”的行為並非是逢場作戲，也不是為了溜鬚拍馬，只不過是當時秩序下百姓大臣對皇帝的敬畏，對禮法的一種順從。當理解了這個道理後，我們再來看海瑞在得知嘉靖皇帝死後哭得死去活來幾乎昏厥的行為就不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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