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小偉
編者｜陳露
編者按：雍正繼位疑雲，為歷史上的一大公案。已故胡小偉先生通過詳實的史料分析與嚴密的邏輯推演，對這種公案進行了深入的剖析，特別是從雍正本人的心理活動入手，來嘗試揭開雍正繼位的重重黑幕。雖然作者最終也並未提出確定的結論，然透過其推導，相信讀者諸君與編者一樣，都會心中有數。
編排皇帝一向是“野史”的旨趣所在，其要義並不在於“有（存在）”或是“沒有（不存在）”，而在於“是”還是“不是”——這裡的“是”為“是非”之“是”。所謂史學家的“道德評判”最為今之學人詬病，但野史反映了後人對前事的看法，即所謂“公道自在人心”。
鑑於正史體例、史觀和詳略的不同，同時代人的筆記往往成為史料的正當補充。它們以生動的細節、豐富的事例和新穎的評述，更得稗官戲曲的喜好。於是輾轉流佈，踵事增華，搬演粉墨，播於眾口，幾成定讞，而百姓也以稗官戲曲之是非，為民心好惡之是非。在這個意義上說，野史未必是“信史”，卻可以當作“
心史”來看。俗話說“蒼蠅不抱沒縫的蛋”，文詞兒則叫“事出有因”。雍正是野史最津津樂道的君主之一。比如他出生之秘、逼宮之嫌、奪嫡之隱、骨肉之變、暴死之謎，都在當時騰喧於口，一直如蛆附疽，如影隨形。所以，構成後世雍正形象的，除了通常的“史料”和“虛構”之外，天生還有一根多出來的“六指兒”，這就是“傳說”。
尤為特別的是，有關雍正的傳說介乎於“史料”和“虛構”之間。它也出於同一時代的“別史”，卻與正史檔案有所差別，因而成為“虛構”之源。三者疊加，給我們留下的影像是一個模模糊糊的雍正，恰如霧裡看花。
登基疑雲
1
有關雍正登基之謎，現在可以見到的最早一批非官方史料來自藩國。如康熙六十一年，朝鮮冬至行正使全城君李混、副使左參贊李萬選回國後的彙報中說：“或稱秘不發喪，或稱矯詔襲位。內間事秘，莫測端倪。而至於矯詔，則似是實狀。”（《同文匯考》補編《使臣別單》卷四頁２）又說：“宗人府與十四王有事置對”，其紀錄由宗人府鈐印公佈過，而當初本子封面最高處有硃筆書寫的‘旨：胤禎削去王爵，仍存貝子’十一個字”（同上）。
而稍後的朝鮮內閣《承政院日記》卻說：“（戶曹判書李）臺佐曰：臣聞遠接使之言，則康熙死時在暢春苑。其時康熙身尚無病，而預知其死在不遠。召入皇太子，解所著念珠賜之曰：此乃順治皇帝所嘗著者，而臨崩解而賜我，爾可諭意。因立為皇太子。”（《承政院日記》五四八冊，景宗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雍正元年，朝鮮進賀行正使密昌君樴回國後再申前說：“雍正繼立，或雲出於矯詔。”（《朝鮮李朝實錄》景宗三年（雍正元年）九月癸未日條。）以後陸續還有相關記敘，如使臣李日躋的彙報說：“在燕時略聞十四王本末：蓋王與皇帝為同母兄弟，而名允禎。康熙末年擁重兵，屯西方。雍正即位，矯康熙詔，稱以面議軍務馳驛召之。”（《同文匯考》補編《使臣別單》卷五頁１１－１２）
《燕行錄》則更進一步，“雍正帝名允禛，康熙第四子。有弟曰光稹。康熙大漸，遺詔傳十四王光稹。時光稹將兵在外，受顧命者謀易樹，加一畫於‘十’上，而鉤其末為‘於’，改‘光稹’為‘允禛’，以字畫相近也。”（《燕行錄選集》上，頁２９４，韓國大東文化研究院出版）
照說無論中土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作為藩國的朝鮮君臣應當是置身度外的。他們的史料也是本著“疑者傳疑”精神的如實紀錄，料無訛言。如此熱心地打這樣的報告，恰恰說明雍正繼統必有其非常之處。所以自雍正登基伊始，種種傳言就伴隨著他且流佈頗廣。
只是十四阿哥叫“光稹”說，略有“畫蛇添足”之病，反映出想把“矯詔”改字一事編得圓全的過分努力。不平常的是這些野史傳說之言在雍正生前已相當流行，甚至傳到了他的耳朵裡。更非尋常的是，他竟然曾經親自過駁斥這些傳言。
把這些“大逆不道”的謗訕之言傳入雍正耳內的應當是“呂留良案”的主犯之一曾靜。所以加“應當”之疑詞，是因為這些謗訕之言更多地記載在雍正駁斥內。
雍正把自己的辯護詞輯成了一部有趣的書，叫《大義覺迷錄》。其中談到的謗訕之語有：
“
一、“謀父”，即雍正毒死了康熙，登基後又處處與老皇帝“為仇為敵”（ 卷二）；
二、“逼母”，即仁壽皇太后之死為被迫自殺；
三、“弒兄”，即廢太子允礽雍正二年在圈禁中死亡；
四、“屠弟”，即八弟允禩及九弟允禟之死；
五、“貪財”，所指甚多，包括“使人從四川販米，知江南蘇州發賣”以獲利（卷三）；
六、“好殺”；
七、“酗酒”，指社會傳言雍正好飲，帶著大臣白晝在圓明園飲酒作樂，不理政事；
八、“淫色”，指雍正將廢太子的“嬪妃收了”（卷三）；
九，“懷疑誅忠”，指殺年羹堯、隆科多；
十、“好諛任佞”。
”
一共“十大罪狀”。其中最為關鍵的，自然是“篡位”。據稱：
“
“據曾靜供稱：伊在湖南，有人傳說先帝欲將大統傳與允禵，聖躬不豫，降旨召允禵來京，其旨為隆科多所隱。先帝賓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傳旨，遂立當今……據逆賊耿精忠之孫耿六格供稱：伊先充發在三姓地方，時於八寶家中，有太監於義、何玉柱向八寶女人談論：聖祖皇帝原傳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將‘十’字改為‘於’字。又云聖祖皇帝在暢春園病重，皇上就進了一碗人參湯，不知何如，聖祖皇帝就崩了駕，皇上就登了位。”（卷三）
”
雍正的反應頗帶戲劇性，他在嶽鍾琪的奏摺上批示說：“朕覽逆書，驚訝墮淚。覽之，夢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論朕也。”（《文獻論叢》第一輯《張倬投書嶽鍾琪案》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批）
洋裝刺虎圖
語氣活像一個受盡委曲的小姑娘。但他明白此種傳言已廣，僅僅靠“
武鬥”已礙難消解，於是採取“文鬥”的方式，自己親自帶頭進行“大批判”並頒行全國。這次“大批判”的成果被彙集成《大義覺迷錄》，對曾靜、張熙兩名要犯也採取了“一個不殺”的措施。考慮到雍正朝文字獄的嚴酷，這是富於戲劇性的插曲。現在故宮保存的雍正畫像中，還有一幅不倫不類的“洋裝刺虎圖”，不知是不是他在效法“卞莊刺虎”的故事。
卞莊為春秋時魯國大夫，素以勇猛著稱。據《史記》載，戰國時韓魏兩國互相功伐，秦國希望趁勢介入。陳軫出了一個損計：卞莊想殺老虎，有人勸他彆著急，如果兩頭老虎正在吃牛，吃飽了就要決一死戰，死戰的結果是強壯的受傷，力弱者死亡。
這時你只須殺死傷虎，就可坐得“一舉雙虎”之功。後來秦國採用此計，果然坐收兩國。畫面上的洋裝胤禛顯然不像一個勇士的模樣，倒是鬼頭鬼腦的樣子，而一隻猛虎亦臥在石旁喘息，顯然沒有了還手之力。聯繫胤禛在“兄弟鬩於牆”的奪位鬥爭中先坐觀成敗，然後突然出手，置欲勝者於死地，安享成果的手法，揣測此畫命意和胤禛自寓，或許“雖不中，不遠矣”。
有無遺詔
2
很多熱心為雍正辯護的人都致力尋找證明他無辜的事例。其中最著名的例證是按照明清宮廷慣例，傳位詔書的書寫應在“第×子”前加上“皇”字；同時清廷除漢文詔書外，例有滿文詔書。
所以將“傳位十四子”改為“傳位於四子”是根本不可能的。何況“於”應書寫為“於”，更無作手腳的可能了。這些說詞當然成立。但是事實是：連康熙有無遺詔，都已與宋太祖“燭影斧聲”一樣，成為了“千古之謎”了。
據馮爾康《雍正傳》披露：
“
雍正的繼位詔書漢文原件尚存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文件所署的時間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看似康熙逝世那天寫的。然而胤禛十六日才公佈遺詔，而且只是宣讀滿文本，引起御史湯保等參奏宣讀詔書的鴻臚寺官，指責他們沒有宣讀漢文本。胤禛就此作了說明，但沒有說清楚。（《上諭內閣》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這個遺詔從原件看，書寫比較草率，有四處塗抹，一個錯字。”“塗抹處是：‘欲致海宇昇平，人民樂業’一句，其‘人民樂業’四字，壓縮寫在二個字的空檔內；‘蓋由天下事繁’句中‘事繁’二字，‘惟諸葛亮能如此耳’句中的‘亮能’二字，‘禮親王、饒餘王之子孫現今俱各安全’句中的‘安全’二字，均只佔一字的空擋，顯系原來書寫有誤，抹去後填寫的文字。錯字是把‘承’字寫作‘承’（注：橫三道缺中間一道）。”“毫無疑問，這個遺詔是胤禛搞的，不是康熙的親筆，也不是他在世時完成的，不能作為他指定胤禛嗣位的依據。”
”
雍正寵臣張廷玉纂修的《聖祖實錄》，則有“
八人受詔”之說，道是康熙十三日凌晨病危，召見皇三子誠親王胤祉、皇七子淳郡王胤祺、皇八子多羅貝勒胤禩、皇九子固山貝勒胤禟、皇十子敦郡王胤䄉、皇十二子固山貝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以及步軍統領、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傳遺詔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而主角胤禛偏偏不在宣召之列。等他趕來，三次晉見，康熙還能“告以病勢日增之故”，卻居然毫不提及已經宣佈了受命遺詔，非得死後才由隆科多當面宣諭，這已經匪夷所思了。
現存所有談到遺詔問題的材料，都說是隆科多是傳詔之人。作為皇室之外的唯一重臣，其在雍正繼位上作用顯而易見。而雍正即位初在與心腹年羹堯的硃批密摺中也有突兀欣喜，莫名其妙的過譽之詞：
“
“舅舅隆科多，此人朕與爾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錯了。此人真聖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國之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也。”（《掌故叢編》第十輯《年羹堯奏摺》）
”
並且迫不及待地在即位第九天開始，對他又賞世爵又稱舅舅，賜雙眼花翎、加太保銜，封官升級，寵遇之隆，一時無兩。
不料，待到雍正五年“受詔”諸兄弟大都非死即關，隆科多得罪，雍正指責他講過“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儼然以諸葛亮自命。
同時上諭又說：“聖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詭稱伊身帶匕首，以防不測。”（《東華錄》卷一一，雍正五年十月）前後矛盾之大也是匪夷所思，或許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故伎，隆確曾身懷匕首造成“不測”乎？
眾所周知，“立儲”本為糾纏康熙後半生之頭等大事。太子的兩次廢立於他打擊甚大，至少感到對於“盛世明君 ”的歷史地位造成了巨大損害。所以雍正說康熙後來曾一再強調：“朕萬年後，必擇一堅固可託之人與爾等作主，令爾等心悅誠服”（《世宗實錄》卷一，卷十）“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康熙豈有不齎一詔、不留一言之理？諸皇子虎視眈眈，為覬覦九五之尊分崩離析之際，僅憑隆科多口宣遺旨，能使眾人“心悅誠服”乎？
被圈禁致死的胤禩
據雍正自述：“聖祖仁皇帝賓天時，阿其那並不哀慼，乃於院外倚柱，獨立凝思，派辦事物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忿可知。”（《世宗實錄》雍正四年六月）“塞思黑突至朕前，箕居對坐，傲慢無禮，其意大不可測。若非朕鎮定隱忍，必至激成事端。”（《大義覺迷錄》）隆科多則說：康熙死後他在西直門大街遇見皇十七子胤禮，“告以皇上登大位之言，果親王神色乖張，有類瘋狂。聞其奔回邸，並未在宮迎駕伺候。”（《東華錄》卷一五）
胤禮是雍正刻意拉攏的兄弟，談不上是胤禩、胤禟、胤禵的死黨，但觀其驚訝以至失常之狀，對四哥登基有一絲一毫之“心悅誠服”之情嗎？何況雍正一朝諸皇子圈死五人，病死者亦有四人（不包括雍正），成年皇子十數年間太半身亡，作為父親，康熙會認為這是諸子對繼位人“心悅誠服”之景象嗎？
所以不僅孟森、王鍾翰等前輩清史專家著文懷疑雍正矯詔篡位，戴逸最近也說：
“
“雍正後來所講康熙彌留前遺命傳位雍正的情形，仔細推敲，矛盾甚多。如說隆科多為唯一顧命之大臣，而其他諭旨中卻說康熙死時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說康熙傳詔時皇十七子允禮在寢宮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證明，允禮時在皇宮內值班，並不在暢春園寢宮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這一臨終傳位的現場，實屬疑問。”（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３日《人民日報》）
”
糊塗明白夢，陰險骨肉情
3
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正月初五日，京師官民還沒有從“破五”餃子和放炮仗的過年氣氛中醒過盹兒來，紫禁城養心齋裡發出一道上諭：“廉親王允禩狂逆已極，朕若再為隱忍，有實不可以仰對聖祖仁皇帝在天之靈者……”（編者注：雍正即位後，為避其諱，所有兄弟名字中的“胤”均改為“允”。）
對於允禩和允禟及其家屬親信來說，這不啻一道催命符。緊接而來的就是雷霆萬鈞般的打擊。宣佈立即褫去允禩、允禟宗室身份，把他們的老婆休回孃家，嚴行看守。二月將胤禩交所屬旗內稽查，隨即“
圈禁高牆”。這是清廷的特殊刑罰，據《永憲錄》卷三記載：
“
“聞國法圈禁有數等”，“地圈”是平地起高牆、“屋圈”是不準離屋一步、“坐圈”是“接膝而坐，莫能舉足”、“立圈”是用人“四圍並肩而立，更番迭換”。
”
不論哪種都夠殘酷。“罪人居中，不數日萎頓不支矣。”三月，改允禩名為“阿其那”，這是滿語，至今學者還在爭論其意思到底是“狗”還是“討厭、滾開之物”。
五月，宣諭全國，頒佈允禩、允禟、允禵、允䄉等人罪狀，並命允禟名為“塞思黑”（滿語，其意不可確指，大概是“豬”或者“迂俗可厭之人”）。允禟隨即從青海之西大通被押往保定，由直隸總督李紱奉旨“
圈住”。據載胤禟是被圈在直隸衙門附近，小房三間，加砌高牆，設轉桶傳進飲食，在外派官兵看守。“房小牆高，暑氣酷烈”，允禟“鐵索在身，手足痙攣”，幾中熱暈死。用冷水噴漬始蘇。（《文獻叢編·允禩允禟案》頁１６ａ）八月，李紱奏稱允禟病死，時年四十三歲。九月，允禩亦死於禁所，時年四十五歲。
接著在九月二十五日，胤禛下諭著允祥、張廷玉等親信為他擇地建陵。最後，他反常地避開了順治、康熙陵寢所在的遵化而選擇了易縣泰寧山太平峪。據說是因為遵化九鳳朝陽山地“規模雖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帶砂石，實不可用。”（七年十二月初二《上諭內閣》）按照禮制，葬於祖、父之側，左昭右穆本為“死後盡孝”的要義之一，自古帝王概莫能外。
胤禛自稱“孝子”，卻另擇葬地，於《禮》顯然不合。所以曾特別令諸大臣議奏，千方百計為他的行為找出藉口。清陵自他以後，子孫輪流分葬兩地，頗不尋常。按歷來風水堪輿之說，葬地吉凶主要關乎子孫命運。遵化既然只剩不吉之地，乾隆、道光、同治諸帝又何以能夠葬此而心安呢？
事實上，胤禛生前已經小心翼翼地避免在乃父居常之所出現。他在養心殿而不是乾清宮辦公，修圓明園而不是暢春園避暑，甚至也從不去康熙必行的熱河“秋獮”，江南巡幸。如果考慮到他迷信鬼神一貫行徑，這種反常也許證明了“弒父”說“事出有因”。而允禩、允禟剛死，他立馬就開始建陵，該不會是靈機一動，心血來潮的衝動吧！
雍正扮僧圖
也就是在這一年，胤禛翻出據說是當親王在藩邸時編選的文集，取名《悅心集》刊刻出版。這是一部“勸人樂天知命，清心寡慾，與世無爭，自得其樂”的文集。其中收錄的一些高人隱逸、方外僧道的所言所作，都是以怡情悅性，出世超脫為主旨的前作。
或許是為已死和將死的念頭纏繞太多，《悅心集》的出版正是心理學所謂“補償效應”（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的表現。現存故宮中胤禛化裝繪像特多，這些畫像中，有兩幅是扮僧或扮道，作悠遊山林態的“化裝寫照”。胤禛生平好神仙術，又喜歡和喇嘛高僧來往，居然以“圓明居士”自號。
雍正扮道圖
雍正偷桃圖
歷史上烏思道之流的幕僚根本沒有登堂入室的機會，倒是有一個叫文覺的禪師長住大內，“倚之如左右手”，出行則“儀衛尊嚴等王公”（《永憲錄續編》）。馮爾康《雍正傳》坦言他一直“用比丘密參帷幄 ”。
僧衲佛徒不僅為他爭位出謀劃策，“年羹堯、隆科多、胤禩、胤禟等人的案子，他都出了主意，成了雍正的高級參謀。”（４４６頁）作為回報，胤禛也熱衷於參與佛教派別之爭，甚至刊發了佛門《御選語錄》，其中包括胤禛自己的言論，這被後人譏笑為“以天子與匹夫搏”（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
他與羽士道流也保持密切來往，爭位之初就曾相信過武夷山道士的算命，後來又和白雲觀全真教往來甚密。胤禛的猝死據信也與煉丹求長生術中毒有關。以至乾隆登基的頭一批諭旨，就包括驅逐大內中的羽士張太虛、王定乾之流。這兩幅畫像，正是胤禛依違佛道之間，自鳴清高的形象寫照。
另一幅胤禛扮攀援偷桃之狀的畫像，恐怕是在模仿優人東方朔。史家每稱漢武帝時東方朔的機智和幽默，有資格作中國的“滑稽之祖”。
只是這些畫上胤禛的表情都顯得呆板，大概宮廷畫師只是依照標準像變化背景服飾動作，不能顧及眼神表情的配合。現在看來，這幾幅畫像呆滯的神情和誇張的姿態相配合，卻達到足夠滑稽的效果，不知讀者諸君以為如何。
專制皇帝的確是件勞累的活兒，不是在捉摸算計天下人，就是怕被天下人算計捉摸了。尤其是自個兒本有冷病，最怕西瓜，瞅誰都象是報仇索命的主兒，這就累邪乎了。胤禛深居九重，疑心極重，《悅心集》里居然收有唐寅的一篇妙文《一世歌》，也是憂鬱陰暗心理的一種“補償”：
“
“人生七十古來稀，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人錢多賺不盡，朝裡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白頭早。春夏秋冬彈指間，鍾送黃昏雞報曉。請君細點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裡高低多少墳，一年一半無人掃。”
”
錢鍾書《管錐編》中，曾以莊子《盜蹠》中的“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為此歌立意之源。其後如白居易、范仲淹等，吟詠此意者眾。
唐伯虎又有《七十詞》：“
前十年幼小，後十年衰老。中間只五十年，一半又在夜裡過了。算來只有二十五年，在世受盡多少奔波煩惱。”亦為此作。後來曹雪芹《紅樓夢》裡一僧一道《好了歌》以及甄士隱解注，情緒都是前後貫通的。這本是失意人的解脫語，胤禛收拾完政敵，正在躊躇滿志之時，此時刊刻究竟是從骨肉殺伐中得到了哲理上的解脫？還是悟得正因人生有限，所以更須“只爭朝夕”？筆者不是他肚子裡的蛔蟲，無由推斷。孰料胤禛不到十年以後，盛年遽爾驟死。自負如他，竟然“身後罵名滾滾來”。其間歷史呈現的巨大反差，倒也發人遐思。
“康乾盛世”獨少雍正，按一個相聲段子的“糊塗明白話兒”，這就是借譚小培的口說“你爸爸不如我爸爸，你兒子不如我兒子”，怎麼著也把自個兒繞過去了。
史家在這拐了兩個急彎兒，就像黃河單單繞過了陝西。這裡面究竟是前人的偏見，還是別有深意，是該捉摸捉摸。
和歷史掰腕子，楞告罵雍正是冤案，需要他們來作一把“青天”，攢電視劇的哥兒幾個，恐怕勁兒還太小了點兒。如果編導說是要影射現實，“古為今用”，那又是另一回事兒，為什麼呢？“掰”和“拍”完全是兩股勁兒，是吧您吶？
胤禛不過是人，具有人的一切情感和弱點，這咱們理解。但他又不是一般的人，因為宮廷向來是不見天日的地方，也自小養成了不見天日的心性兒。
您要是隻翻過《悅心集》，或許以為真遇見世外高人，超凡脫俗了；只瞧《大義覺迷錄》，又覺著是苦口婆心，不厭其煩的教書先生；通讀他的上諭，才知道喧騰一時的“性格組合”，還遠遠不足以窺知九五之尊的複雜性格和反常心態。
乾隆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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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學而》雲：“三年無改於父道，可謂孝矣。”作為熟讀經典，有志為賢君的乾隆來說，當然更明白其中的意義。所以他留用雍正權臣，也樂於把雍正遺詔中“
聖祖仁皇帝於諸孫之中最為鍾愛，撫養宮中，逾於常格”的話題傳播下去。但是在雍正暴卒後，他迅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卻又留給後人無限遐思。乾隆登基的第一件大事是驅逐宮中道士。先輕描淡寫地說雍正耽於“爐火修煉”，不過是“遊戲消閒之具”，對於張太虛、王定乾等道士也“視之如俳優人等耳，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且深知其為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謠生事”，這裡誰都嗅出了“此地無銀”的味道了。
接著語氣一轉：“今朕將伊等驅出，各回本籍。”進而聲色俱厲：“若伊等因內廷行走數年，捏稱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搖煽惑，斷無不敗露之理。一經訪聞，定嚴行拿究，立即正法，決不寬貸。”雍正死於煉丹術，史家早有論述，即使以之為明君如楊啟樵等亦莫不如是。
近來始有如電視劇描繪的以雍正為國為民“累死”之說起，真可謂“欲溢之美，何患無辭”，歷史真如“令人打扮的小姑娘”乎？
接著是為允禩、允禟、允禵翻案。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即繼位剛一個月，乾隆接連發出諭旨，說：“當初辦理此事，乃諸王大臣再三固請，實非我皇考本意。”先定了調子，接著擴大建言人的範圍：“其作何處理之處，著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見，確議具奏。”在短短几天中，乾隆接二連三發出諭令，把受牽連的皇叔及宗室親貴一律大赦。
不但釋放了僥倖存活的允䄉、允禵，賜予公爵銜，還昭雪了皇兄弘時。最為敏感的允禩、允禟平反案，是在四十三年後與多爾袞、阿濟格、多鐸一案同時進行的。
平反詔書也是一篇妙文，頗見心思。首先聲明他們“結黨妄行，罪由自取”，給先帝爺留足面子。接著說“莫須有”：“就兩人心術而論，覬覦窺竊，誠所不免。及皇考紹登大寶，怨尤誹謗，亦情事所有。”以下話題一轉：“特未有顯然悖逆之跡，皇考晚年屢向朕諭及，愀然不樂，意頗悔之，若有所待。”分明是承認所有罪名。本來都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但仍然以雍正名義糾正，為尊者諱。
特別重要的是，乾隆在諭旨中強調：“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後世子孫無敢言者。”決心翻成鐵案，不容後人再作文章。苦心孤詣，不難洞見。蓋緣允禩、允禟獄成定讞，死於非命時，乾隆已是十六歲之皇儲。這番骨肉相殘的悲劇，應當感同身受。如此委婉卻堅決的平反冤案，可謂“善補過矣”。
乾隆的第三項舉措，是不顧雍正不殺曾靜、張熙且鄭重承諾“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譭朕躬而追究誅戮”的諭旨，立派員將二人鎖拿到京凌遲處死。並將雍正散發全國的得意之作《大義覺迷錄》全部彙集京師，連版一體銷燬，以免雍正絮絮叨叨，反覆申述自己不是篡位者的言辭留存在世。
雍正和乾隆兩朝都在檔案上反覆下過改篡、銷燬和隱匿的功夫，不過父子二人的重點有所不同。“大內檔案”因之不復本來、全面的面目，其中真相也許永遠不得而知。各種推理揣測，無非是演繹一種又一種的歷史可能性。近年旅日學者楊啟樵等人著述，力說雍正得位的合法性，恐怕犯了“盡信書”的毛病。
至於雍正朝最受寵信的幾位人物，在乾隆朝的命運，亦可由以下幾事覘知：
乾隆元年七月，田文鏡心腹王士俊降為四川巡撫後上密摺說：“近日條陳惟在翻駁前案，甚有對眾揚言只須將世宗時事翻案，即繫好條陳之說，傳之天下，甚駭聽聞。”這實際上是以“無改父過”的正統觀念來試探乾隆決心。乾隆反映極為強烈，除下旨痛斥外還責王為“奸邪小人”，革職拿京，擬斬決。後來驅逐回籍。
乾隆四年，以允祿、弘晳“私相交接，往來詭秘”一案，削允祥之子弘昌爵位，允祥的其他兒子弘曉、弘晈也先後獲罪。可參《紅樓夢》怡府本公案的有關考證，周汝昌、吳恩裕、馮其庸都有專文或專章論述，感興趣的讀者不妨翻檢。
雍正遺詔中曾要求將鄂爾泰、張廷玉作為他的心腹重臣，身後配享太廟。但乾隆親政後一直在利用他們的矛盾分化其黨羽。乾隆十年，鄂死。二十年，胡中藻《堅磨生詩抄》案發，連及鄂侄、甘肅巡撫鄂昌，令自盡。鄂之兩子隨後亦陣亡於平準。
十四年，張廷玉以乞休時面請配享、不親自赴闕謝恩及植黨樹私等事，一再受到乾隆的折辱挖苦，甚至說他不過是“商彝古器，陳設座右而已”的古玩擺設。甚至一度借事罰款抄家，修改雍正遺詔，罷去他身後入太廟配雍正的殊榮。
正是張廷玉篡改史料檔案用心極多，曾受雍正“纂修《聖祖仁皇帝實錄》宣力獨多，每年遵旨繕寫上諭，悉能詳達朕意”，“其功甚巨”的特別誇讚。而乾隆對他的侮弄獨多，甚至要他自己評價該不該與開國功臣和拓疆元戎同配太廟。其中隱秘，恐怕只有當事人才能心知肚明。（編者注：張廷玉死後，乾隆勉強批准其配享。）
只有把乾隆的補過措施聯繫起來，才能看透籠罩在雍正繼位前後的重重迷霧。近年一些熱心為雍正翻案的史家大多沒有顧及此節，等於寫了一部沒有大收煞的半拉子戲，竊以為有失公允。
當然，雍正繼位有無合法性的問題，已經隨著皇帝制度的消亡不再具有現實的意義了。聯繫雍正登基後的種種反常表現，包括忽而扭捏作態，忽而風暴大作的戲劇化“作秀”，都使我們感到真實的雍正應該是比麥克佩斯、理查三世更加複雜，更加“莎士比亞化”的人物，而不是電視劇展示出來的這樣一個單面平塗而又“高大全”的“模範皇帝”。莫非編導們想把這個形象塞進當今領導幹部的“楷模”中去？那可是億萬升斗小民絕對消受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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