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 年初，已婚才子作家郁達夫在上海偶遇杭州美女王映霞，從而對其瘋狂追求。王映霞在經過猶豫、困惑、煩惱以及興奮和舉棋不定後，終於扛不住郁達夫苦心孤詣的追求，於1928年與之結為秦晉之好。但令人扼腕的是，這對在詩人柳亞子眼裡的“富春江上神仙侶”，數年後卻反目離婚，上海從此徒留下對這雙才子佳人愛恨情怨的悵然回憶。
1927年1月14日，32歲的創造社作家郁達夫前往馬浪路（今馬當路）尚賢坊40號看望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及同鄉孫百剛，結果在孫家不期遇上借住在孫家的畢業於浙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時年18歲的王映霞，不由對其一見傾心，就此展開瘋狂追求。此後郁達夫除了頻頻給王映霞寫情書，更將自己為愛情燃燒的心境寫入日記，其纏綿悱惻、露骨率真、點點滴滴，盡皆托出。
而據王映霞自述，郁達夫最初引起她注意，是因他的杭州口音。她在《我與郁達夫》中回憶道，當時“彼此坐定後，我就和平時一樣去後面倒了一杯茶出來，先遞給了孫先生，然後再由孫先生遞給了這一位來客。剎那間想起剛才孫先生給我介紹的，是一位好熟悉的名字啊。這樣一轉念，我倒自然而然地注意起他們談話的內容來了。從什麼稿子，什麼書店這些詞句裡，我又忽然回憶到學生時代曾看過一本小說叫《沉淪》的，這一本書的作者，似乎就是剛才孫先生給我介紹的郁達夫”。
她很快打量了一下郁達夫後，“便又留心著他們的談話，才聽出他是孫先生在日本讀書時的浙江同學，新從廣州來上海的……過了一會，我到隔壁房間裡去了。不幾分鐘，聽見孫先生在招呼我，說鬱先生邀我們一同出去吃午飯。我就很習慣地和他們同去了”。當時別說王映霞，就是孫百剛夫婦也沒有意識到，郁達夫這天心情這麼好，興致這麼高，多半竟是衝著他一見鍾情的王映霞去的。
此後一連數天，郁達夫幾乎天天“再會”王映霞。17日，約王映霞在朋友家用晚餐，餐畢送王回尚賢坊；18日鬱日記記載，去尚賢坊訪王映霞，王不在，鬱等了約半小時，“方見她回來，醉態可愛，因有旁人在，竟不能和她通一語，即別去”。19日，鬱晚飯後又去尚賢坊，邀王映霞他們外出看電影。看罷電影，又去吃夜宵。郁達夫魂不守舍的情狀自然瞞不過周圍人的眼睛，當然，也許鬱根本無意瞞大家。但人們多不贊成他追求王映霞，尤其是孫百剛夫婦。
孫百剛曾對妻子孫掌華說，郁達夫有妻子叫孫荃，“ 是富陽一大戶人家的小姐，讀過舊式書，對達夫感情很好，達夫對她也不錯。他們已經有兒女了。”孫掌華驚訝道，“照這樣說來，鬱先生不應該再在外邊尋人。”為此，她還委婉地問過王映霞對郁達夫怎麼看？王映霞開始一言不發，最後說了句：“我看他可憐。”
得知王映霞這樣說，孫百剛覺得應該對郁達夫提出忠告了，但是郁達夫根本聽不進去。兩人不歡而散。孫百剛回家後又找王映霞談話，希望她拒絕郁達夫的追求。王映霞回答道，我怎麼會願意答應他呢，不過我倘若斷然拒絕，只怕非但不能解除他的煩惱，也許會發生什麼意外。
此後的日子裡也出現了一些波折，尤其是當郁達夫得知王映霞回杭州後，曾瘋狂地乘上火車一路追到杭州。因尋她不遇，一度曾讓他感到無比痛苦和絕望，因此一次次以酒澆愁，喝得爛醉；還吸食鴉片，以圖麻醉自己。清醒後，便奮筆給王映霞寫情書。
2月9日，王映霞曾致信郁達夫，婉轉地批評他不該去杭州找她。11日，王映霞又致信郁達夫，但後者覺得信中“一點兒內容也沒有”。直到收到2月15日王映霞信，鬱才覺得她在信中“稍露了一點誠意，說她已經受過好幾次騙，所以現在意志堅強了。我也不明她的用意。不過她總要想試練我，看我的誠意如何”。於是郁達夫向王映霞開始新一輪情書“轟炸”。2月25日，郁達夫接到王映霞信，請他去尚賢坊一見。鬱當日日記記載： “馬上跑去，和她對坐到午後五點，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約我於下星期一再去，並且給了我一個地址，叫我以後和她通信。無論如何，我總承認她是接受了我的愛了……”
可以說，至此，鬱、王的戀愛關係終於出現了轉折。這時候，郁達夫突然產生糾結。他在2月27日日記中記載：“我時刻忘不了映霞，也時刻忘不了北京的兒女。一想起（孫）荃君那種孤獨懷遠的悲哀，我就要流淚…”
但是甜蜜的愛之激流，最終還是衝潰了理智的堤壩。而在王映霞這邊，除了在信中“稍露了一點誠意”，在行動上似乎也出現了跡象，那就是她搬出了尚賢坊，借住到一位同學那裡。反正從這時起。他們的關係急轉直下。其間郁達夫也曾因感到與王映霞相愛有“一點罪惡感”，便自欺欺人地於3月4 日致信王映霞說要中斷兩人關係。但5日上午，當王映霞如約出現在他面前時，郁達夫有的只是喜悅，昨晚作出的“和她絕交的決心，不知消失到哪裡去了”。那天他們“從早上九點談起，談到晚上，將晚的時候，和她上屋頂樂園散了一回步……我懷抱著她，看了半天上海的夜景……大約我們兩人的命運，就在今天決定了。她已誓說愛我，之死靡他，我也把我愛她的全意，向她表白了”。
至此，鬧得滿城風雨的郁達夫追王映霞之事，終於明朗化。王映霞的激勵也確實給郁達夫帶來勇氣和力量。這年5月底，當創造社出版部遭到搜查，郁達夫潛往杭州，就是避居在金剛寺巷王映霞家，由王映霞給予掩護的。顯然由於王映霞此前已做了家人“思想工作”，家人並沒反對她與郁達夫的結合。於是，6月5日，他倆假杭州聚豐園萊館，舉行訂婚儀式。兩人原打算於1928年3月12日在東京上野精養軒舉行婚禮，這一計劃後來沒有實現，結果在上海南京路上一家飯店請了兩桌客，“就算是作了我們的喜筵”（王映霞語）。至此，鬱、王這場引人關注的戀愛事件總算塵埃落定。
婚後，郁達夫最初與岳母同住於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裡1442號，不久租下毗鄰的嘉禾裡1476號底樓一間老式房，於3月底遷入。 8月，郁達夫將他戀上王映霞後寫的日記編成《日記九種》，由北新書局推出，開創了新文學作家出版日記的先例。《日記九種》出版後。幾年內連續印了八九版，發行量達三萬之多，轟動一時。
郁達夫、王映霞在嘉禾裡最初的日子過得雖不寬裕，但卻愜意。遺憾的是，郁達夫和王映霞在上海待的時間並不長，他們於1933年4月25日舉家離開上海回了杭州。關於遷居原因曾有多種說法，但為生活計多無疑義。王映霞曾這樣表白：“一九三一年以來，我心理上幻滅得厲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先衰，對於許多事物，也都發生不出興趣。有時想到樹高幹丈，總要落葉歸根，很希望有一個開支節省的安定的去處。達夫他亦流露出這個意思。”又說，“我們都認為唯一符合我們生活上經濟上願望上的去處是坐四小時火車即能到達的杭州。在從不關心政治的我的胸懷裡，還認為杭州是我想象中的最好去處，可以作我的終老之鄉”。
遷居後的郁達夫的心情似乎並不如王映霞達觀。在由上海遷居杭州的第一夜，郁達夫失眠了，於是他乾脆起床拿起新出版的魯迅與許廣平的《兩地書》看起來。這一看，頓時讓郁達夫精神煥然，他“從夜半讀到天明，將這《兩地書》讀完之後，神經覺得愈興奮了 ”，他此刻人在杭州，但心卻在上海。上海不僅有他與魯迅等人的戰鬥足跡，更有他對王映霞一見傾心後，就此留下的美好時光。他內心是否有預感，上海留紿他的甜蜜歲月一去不復返了；“好事只愁天妒我”，更多地也只能珍藏在心裡了。
郁達夫、王映霞此後的情感里程，最後果然出現了誰也不願看到的一幕：1940年3月，他倆以一則“離婚啟事”宣告了12年情緣的結束。1945年8月20日夜，用筆抗日的鬥士郁達夫在南洋被日本憲兵隊殺害。王映霞後來則以耄耋之年，在杭州“葉落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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