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被暗示指挥的群体！
在说明群体时曾提到，它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极易受人暗示，我们还指出在一切人类群体中暗示的传播性所能达到的程度，这解释了群体态度为何能迅速的朝某个方向转变的原因。通常，群体总是在期待中关注某事，因此很容易被暗示，尽管人们认为这点不值一提。最初的暗示经过相互传播后进入群体所有成员的大脑，接着群体态度趋于一致，并很快成为既定事实。
当所有个体处于暗示作用的影响下，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转化为行动。无论是纵火焚毁宫殿还是自我牺牲，他们都一样毫不犹豫。这一切取决于刺激的性质，而不像独立个体取决于受到暗示的行为与全部理由之间的关系，两者关系可能互相对立。
因此，群体永远徘徊在无意识边缘，随时接受一切暗示的指挥。他们表现出所有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是缺乏理性、批判力且极端轻信的人所独有的。我们要牢记对于群体而言没有不可能这个概念，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群体为什么会有编造并传播各种神话故事的能力了。
群体永远徘徊在无意识边缘，随时接受一切暗示的指挥，并且很容易接收暗示。
群体中能够轻易地传播神话的原因，不仅源于他们极端轻信，也是他们奇思妙想、过度歪曲的结果。一件最简单的事受到群体关注后，很快会变得面目全非。群体透过形象思维将一连串前后毫无逻辑的形象唤起。就如同我们有时因为回想某件事情而引发一连串的联想一样，群体的这种状态很容易被理解。
理性告诉我们这些联想是零散且不连贯的，而群体不仅无视这一点，还将扭曲的想象与真实相混淆。群体很少对主客观的概念加以区分。他把脑中出现的虚幻形象当作真实的，尽管这些假象常常与我们看到的事实之间仅有一丝微弱的联系。
在群体中传播神话或谣言为何如此容易？
由于群体成员性格各不相同，因而他们歪曲所见事情的方式也应该不计其数。但情况并非如此，由于相互传播的结果，这种歪曲是一致的并在群体所有成员中呈现相同形态。
群体成员对事实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播性暗示过程的起点。当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之前，在场的人中肯定有一个人首先感应到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传播的作用下，这个人编造的奇迹会立即被所有人接受。
这种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在历史进程中经常发生，这种幻觉似乎具备了真实性的所有特点，因为成千上万人目睹了这些现象。
要想反驳上述所言，无需考虑群体成员的智力因素。因为自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的那一刻起，有识之士便与无知之辈同样失去了观察力。这一论点似乎自相矛盾。要使人们深信不疑，必须对大量历史史料进行研究，仅凭几本著作是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
无论教育、专业、训练，成为群体极容易产生幻觉！
下面这个例子极具典型意义，因为它是发生在受集体幻觉支配的群体身上的事实。该群体成员来自各个阶层，个人素质参差不齐，有最无知的人，也有最博学的人。海军上尉朱利安．菲利克斯曾在他的《海流》一书中偶然提及过此例，此外，《科学杂志》也曾加以引用过。
护卫舰贝尔．波尔号在公海巡航，寻找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天气极好，阳光明媚，突然一个守卫发现了有船只发出的求救信号。全体船员一齐朝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他们清楚地看见一只载满遇难者的木筏被几条显示遇难信号的船只牵引（然而这不过是集体幻觉）。
舰队司令德斯弗斯命令船员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士兵。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在混乱的人群中，到处是伸着双手求救的人，而且隐约听见人们发出的混杂不清的哀号。但是当他们到达目标时却发现，面前漂浮的不过是从附近海岸漂来的几根长着叶子的树枝。在真切的事实面前幻觉消失了。
无论有什么专业，一旦聚成群体，他们会立刻呈现出在其专业之外，属于群体的所有特征，包括看到神灵现形。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船上官员在期待中关注某件事；另一方面，守卫发出船只失事的信号，这一暗示在相互传播后，被在场全体官兵接受。
当眼前发生的事实遭到歪曲，真实被无关的幻觉取代时，并不需要许多群体成员参与这一过程。一旦少数个体聚成群体，他们会立刻呈现出在其专业之外，属于群体的所有特征，即使他们一个个学富五车，其独立个体时所具有的观察力、批判精神也会立即消失。
别相信群体证词，集体观察的结果极有可能出错！
回到群体观察力的问题上，我们的结论是：集体观察的结果极有可能出错，多数时候只是个人幻觉，这种幻觉在传染过程中极容易影响同伴。无数事实证明，明智的做法是完全不要相信群体证词。英国将军吴士礼爵士在最近出版的书中证明，时至今日，关于滑铁卢战役中最重要的事件上仍存在十分严重的错误，尽管这些事件的真相已被数百名目击者证实。
这些事实显示出群体证词的价值。各类逻辑学专著提及许多证人的一致证词，这些证词都是支撑事实真相最强有力的证据。然而就我们掌握的群体心理知识而言，逻辑学专著在这一点上需要重写。最受怀疑的事件一定是那些目击者最多的事件。也就是说，当某一事件受到了数千名目击者的证实，通常真相与公认的报导越会相差甚远。
很明显，上述种种现象表明史学著作只能被当作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一知半解的事实做出自以为是的记述，再加上一些思考后得出结论。如果历史没有留下文学、艺术和其他方面的传世巨作，我们根本不可能了解历史真相。
像赫丘利、佛祖或穆罕默德这些在人类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历史记录里有关他们生平的记录有一句是真的吗？很可能一句都没有。
事实上，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来讲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关心的是这些伟人在大众神话中是以什么样的高大形象呈现。因为对群体心理产生影响的是神话中不朽的英雄，而非现实中一时的英雄。
遗憾的是，虽然书中明确记录了各种神话故事，但是它们本身仍在不断发生变化。随时光的流逝，尤其是受种族因素的影响，群体想象力不断改变这些故事。《旧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慈爱的圣德兰有着天壤之别，中国朝拜的佛祖与印度尊奉的佛祖同样也没有多少共同点。
英雄传说被群体想象力改变而使得英雄远离我们，不一定要花上数百年的时间，有时这种改变只消几年的工夫。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便可看到同样的事情，一位最伟大的历史传奇人物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数次嬗变。波旁王朝时期，拿破仑被塑造成了一位快乐祥和、向往自由的田园派慈善家兼谦卑的友人形象。在诗人笔下，拿破仑必将长期留存在乡村人民的记忆中。
三十年后，这位随和的英雄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利、破坏自由后，为满足一己私欲发动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百万人命丧黄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传奇人物的故事又有了新的变化。数千年后，未来的学者面对这些自相矛盾的记述，也许会对拿破仑是否存在过发生质疑，如同现在有人怀疑佛祖是否存在一样。
在拿破仑身上，学者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光辉灿烂的神话，或是一个赫丘利式传奇英雄的发展史。学者们当然能够轻松应对这种变化，因为与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对群体的特征和心理会有更深的了解。他们知道除了神话，历史几乎保存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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