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風眠與徐悲鴻、劉海粟、顏文樑在中國現代美術教育史上並列，他們極大地推動和影響了中國現代美術教育，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林風眠曾經出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同時他也是“國立藝術院”第一任院長，對中國現代美術教育做出了歷史性貢獻，無愧於“一代美術宗師”之稱號。
林風眠
林風眠（1900—1991）字鳳鳴，廣東梅州人，1900年11月22日出生於廣東梅州一個石匠之家，祖父經常在石碑上雕刻花紋，其勞動場景在林風眠心裡播下了繪畫的種子。
林風眠自幼臨摹《芥子園畫譜》，這是一部中國傳統繪畫的經典課本，自1679年問世以來，歷來被世人所推崇，是初學畫者的必備之書。
1909年，林風眠所畫的一幅中堂《松鶴圖》，就曾被一位商人購買，這表明他的中國畫已經達到一定的藝術水準。
1914年，林風眠考入清末著名外交家、詩人黃遵憲等人創辦的“梅州中學”，林風眠遇到了影響其一生的老師梁伯聰，梁伯聰擅長詩、書、畫，在其影響和教育之下，林風眠臨摹了大量的繪畫作品。
1919年夏，林風眠的梅州中學同學林文錚來信告知，蔡元培等人正在上海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林風眠隨即前往上海與林文錚會合赴法，從此就再也沒有回過故鄉。
1919年12月25日，林風眠與林文錚等人從上海乘法國“安德烈·萊蓬號”郵輪前往法國，當時同船而行的還有李金髮、蔡和森、蔡暢、向警予、葛健豪等100餘人。
1920年1月31日，“安德烈·萊蓬號”郵輪抵達馬賽港，林風眠等留法生被“法華教育會”安排在楓丹白露市立中學補習法文、數學等課程，林風眠選擇做了一名油漆工，開始了半工半讀的留學生活。
留法時期的林風眠
1921年春，林風眠考入“蒂戎國立美術學院”，這所學院位於法國東部，創建於1765年，林風眠師從浮雕家揚西斯教授學習素描。
素描起源於歐洲，是培養構圖和造型能力的一種畫法，也是學習繪畫的基礎，林風眠在這裡如魚得水，繪畫藝術進展神速。
當年秋天，經揚西斯教授的推薦，林風眠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在著名的“柯羅蒙畫室”拜費爾南德·柯羅蒙教授學習素描、色彩、油畫等繪畫課程。
“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位於塞納河畔，創建於1796年，是世界最著名的美術學院之一，林風眠在這所藝術殿堂接受了各種藝術形式的薰陶和影響。
林風眠是一個在藝術探索上不守規矩的學生，尤其為塞尚、莫奈、畢加索、馬蒂斯等這些離經叛道的畫家所影響，並漸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這完全得益於當時院長的點撥，曾建議他參觀巴黎東方美術館、陶瓷博物館，林風眠在館藏的彩陶、漢畫磚、唐三彩及瓷器花紋上，發現了中國民間藝術的奇特魅力，從中國傳統藝術中汲取養料並獲得了極大地啟發。
林風眠與林文錚、王代之、劉既漂、吳大羽等留法學生組織了“霍普斯會”，後來又更名為“海外藝術運動社”，他所創作的油畫《秋》，還被推薦參加了巴黎秋季美術展。
1923年春，在德國留學的同鄉熊君銳邀請林風眠等人前往遊學，由於“一戰”的原因，當時德國的物價要比法國低很多，因此很多留學生都願意到德國去留學。
林風眠與林文錚、李金髮等人在德國開始了為期近一年的遊學，林風眠在熊君銳的介紹下結識了周恩來，熊君銳、周恩來曾遊說林風眠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沒有得到林風眠的回應，因為當時的林風眠醉心於藝術而無心於政治。
左起：李金髮、林風眠、林文錚
林風眠在德國遊學期間，接觸了大量新的藝術風格流派，尤其是接受了反對自然主義的表現主義，他在柏林創作了巨幅油畫《柏林咖啡屋》、《漁村暴風雨之後》等繪畫作品。
林風眠在德國的另一大收穫，就是與奧地利裔姑娘愛麗絲·馮·羅達一見鍾情，羅達是奧地利貴族後裔，當時是柏林大學化學系學生，二人在銀行排隊換錢時相識並墜入愛河，但這份愛情僅維持了一年多。
1924年5月，林風眠參加了在斯特拉斯堡萊茵宮舉辦的“中國古代與現代美術展覽會”，其參展巨幅油畫《摸索》引起了法國畫界的關注。
《摸索》創作於1923年初，畫面佈滿古今名人，其中包括荷馬、耶穌、但丁、孔子、托爾斯泰、雨果、易卜生、歌德、梵高、米開朗基羅等人，作品不求人物神似而求其精神，注重表現這些先賢在摸索人生之路，讚歎他們作為人類先導者的探索精神。
正在法國旅居的蔡元培在駐法國公使趙頌南的陪同下，前往斯特拉斯堡觀看了這次展覽會，長時間駐足在《摸索》前凝望，由衷地讚歎畫家的深深思考和藝術天才，並牢牢記住了這幅畫的作者，蔡元培在林風眠眾多的參展作品中，發現了其中所蘊藏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蔡元培還曾攜夫人周峻幾次前往林風眠家中探望，見他與正在待產的妻子羅達生活非常清苦，就贈送了3000法郎，以資助林風眠一家拮据的生活。
1924年7月，羅達因分娩時染上產褥熱而病亡，剛出生的嬰兒不久也夭折了，林風眠將母子安葬在巴黎郊外，並親自雕刻了墓碑，妻兒亡故對林風眠是非常沉重的打擊，這份悲傷情懷曾一度影響到了林風眠的創作風格。
油畫《摸索》在斯特拉斯堡展出之後，林風眠受到法國各界的關注和稱讚，《摸索》又於當年秋天入選“巴黎秋季沙龍展”，一同入選的還有他的中國水墨畫《生之慾》，林風眠在這幅水墨畫中，借鑑了“嶺南畫派之父”高劍父的畫法，描繪了大小四隻老虎從蘆葦從中呼嘯奔出的場景，象徵著一種對生命的渴望與自信。
1925年春，“國際裝飾美術博覽會”在巴黎舉辦，主題是“裝飾藝術與現代工業”，林風眠的許多繪畫作品被推薦參加了這一舉世矚目的盛會，其中一幅水彩畫《飲馬秋水》，描繪了一位穿淺色衣服的騎士，跨著深色駿馬，向畫面深處奔去，這種策馬長行的畫面，顯示出了一種特別豪邁的自信，被海外收藏家收藏。
當年秋天，林風眠與法國姑娘阿麗絲·瓦當結為夫婦，新娘是林風眠在“第戎國立美術學院”學習時的同學，只不過是雕塑系的學生。
1925年聖誕節後，林風眠攜妻子踏上回國旅程，蔡元培已向時任教育總長章士釗推薦林風眠出任“北京國立藝術專門學校”校長，但林風眠對此卻毫不知曉，因為章士釗簽發的聘書寄到法國時，林風眠已經在回國的郵輪上了。
當郵輪抵達上海港時，林風眠看見岸上有人高舉“歡迎林校長回國”的條幅，一名學生擠上船高喊：“誰是林風眠校長？”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景之下，林風眠才知道自己被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為全國最高藝術學府的校長了。
1926年3月2日，林風眠正式出任“北京國立藝術專門學校”校長，同時還兼任學校的教務長和油畫系主任，當時學校剛由“北京美術學校”更名為“北京國立藝術專門學校”。
林風眠上任後，擬請齊白石任教，消息傳出之後，立刻就遭到了國畫系教授們的一致反對，齊白石自己也不肯到“洋學堂”教書，但林風眠頂住壓力，一次次登門遊說年逾花甲的齊白石出山，林風眠專門為齊白石準備了一把藤椅，讓他坐著上課，下課後又親自送他走出校門。
林風眠為了使中國美術界瞭解自己的藝術成就並樹立藝術聲望，在校園內舉辦了他在國內首次個人畫展，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職的魯迅也曾慕名親臨現場觀看了畫展，並發表了《東西藝術之前途》一文，提出了“中西融合”的藝術主張。
1927年5月11日，由林風眠發起的“北京藝術大會”開幕，這是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藝術品種最全的一次藝術大展，林風眠為此還發表了《藝術的藝術與社會的藝術》，提出了美術是改造社會利器的主張。
1927年6月18日，張作霖控制了北洋政權，其親信劉哲出任北洋政府最後一任教育總長，劉哲以“有傷社會風化”、“浪費國家錢財”為由，下令停辦了北京城內國立高等院校中的所有藝術系科。
林風眠不但被免去校長，還被劉哲汙衊是共產黨，甚至提議把林風眠抓起來槍斃，幸虧張學良說了句良心話：“林風眠一個畫畫的，沒什麼了不得的，放他一馬吧。”張學良對林風眠的救命之恩，也讓林風眠感恩了一輩子。
1927年8月，林風眠妻子為其生下女兒林蒂娜，初當爸爸的喜悅還沒有消退，就收到了時任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發來的聘書，大學院為當時全國最高行政教育機關，蔡元培邀請林風眠出任全國藝術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這個委員會的主要成員有張人傑、張繼、李金髮、周峻、高魯、呂彥直、蕭友梅、李重鼎等人，王代之為秘書，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籌備“全國第一屆美術展覽”。
林風眠在南京籌辦畫展期間，正值蕭友梅在上海籌備創辦“國立音樂院”，林風眠也向蔡元培提交了一份《籌辦國立藝術大學院提案》，最終被批覆，校址被定在杭州西子湖畔，由林風眠負責籌建“國立藝術院”並出任院長，王代之出任總務長，協助林風眠辦學。
上海的“國立音樂院”和杭州的“國立藝術院”，都是中國國家級的高等藝術學府，也都是為了踐行蔡元培倡導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思想，以此推動和改造國民和社會。
1928年1月初，“全國第一屆美術展覽會”在南京舉行，林風眠的諸多作品參加了展覽，其中油畫《人道》引起廣泛關注。
畫展結束之後，林風眠開始為創建“國立藝術院”而奔忙，以西子湖畔哈同花園為校址籌建校舍，擬定招生簡章及一切開學事宜，並在杭州、南京、上海三地設置報名地點，組織招生考試。
林風眠深得蔡元培的賞識、信賴和提攜。1928年4月，蔡元培攜夫人親赴杭州參加了“國立藝術院”成立慶典，不僅親自主持了“國立藝術院”的開學典禮，而且還親自題寫了校名，並介紹自己的長女蔡威廉來校當老師。
蔡威廉自幼隨父母旅居德國、法國和比利時，曾就讀於“布魯塞爾美術學院”、“里昂美術專科學校”，是著名的油畫家和美術教育家，蔡威廉曾與林文錚結為夫婦，後來也不幸死於產褥熱。
蔡元培夫婦居住在林風眠在西湖邊的小木屋裡，杭州各界名流拜訪蔡元培時，都要到林風眠家裡，蔡元培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為林風眠站臺，幫助林風眠在南方美術界打開局面。
“國立藝術院”的建立，標誌著中國獨立高等藝術院校的開端，為了能夠高起點辦學，林風眠相繼聘請了潘天壽、吳大羽、劉既漂、李金髮、李樹化、林文錚、蔡威廉等人來校任教，還聘請了來自法國的克羅多、日本的齊藤、英國的魏達等著名畫家執教。
左起：林風眠、林文錚、吳大羽
林風眠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深深地影響了他的學生，吳冠中、李可染、趙無極、董希文、席德進、蘇天賜等學生都是在林風眠的培養教育下成長起來，甚至影響了中國美術界多年，也可以說是撐起了現代中國美術的半壁江山，當年10月，“國立藝術院”院刊《亞波羅》創刊，師生們有了發表自己作品和文章的園地。
曾留學英國、法國的張道藩來到杭州，欲在“國立藝術院”謀求教授職位，被林風眠斷然拒絕，因為林風眠瞭解張道藩的背景，深知此人志在政治而不在藝術上，來“國立藝術院”謀職，只不過是為了藉機追求蔡威廉方便而已，林風眠沒有聘用張道藩，但也徹底得罪了張道藩，也為自己今後的人生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1929年10月，依據教育部新修訂的《大學組織法》，“國立藝術院”被更名為“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林風眠繼續出任校長。
這一年，林風眠創作了油畫《痛苦》，這幅作品成為林風眠的代表作之一，蔣介石曾觀看過這幅油畫，曾脫口說道：“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麼多痛苦的人？”這是在表達一種不滿之意。
1930年暑期，林風眠與潘天壽赴日考察藝術教育，並在東京舉辦了“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教授作品展”，展示了教授們的藝術水平。蔡元培還撰寫了《二十五年來中國之美育》，對中國藝術教育進行了回顧。
三十年代初期，是林風眠生活安逸期和創作高峰期，不但發表了《美術的杭州》、《我們所希望的國畫前途》等多篇文章，還創作了油畫《悲哀》、《構圖》等作品。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林風眠組織和帶領“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西遷，最終在湖南沅陵停下了流亡的腳步，與輾轉西遷的“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合併，組建了“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林風眠被任命為主任委員，校址選在沅陵沅江老鴉溪，租用當地民宅恢復上課。
林風眠曾經在“國立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擔任過校長，但兩所學校合併在一起，還是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諸多矛盾，兩校不但教學風格存在差異，南方同學和北方同學之間也是嫌隙不斷，這原本是一種正常情況，但還是被別有用心的人報告到教育部，而張道藩當時任教育部常務次長，林風眠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1938年夏，中日在武漢地區進行會戰，長沙已經處於抗戰前沿，為了躲避戰火，“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再次踏上西遷雲南昆明之旅，並改組為“昆明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由滕固出任校長，身心俱疲的林風眠在被解職之後，沒有隨學校西遷，而是前往上海與妻女團聚。
林風眠與妻子、女兒合影
1928年至1938年，是林風眠執掌“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的十年，這也是他一生最輝煌的時光，此後的林風眠徹底退出了中國美術教育的舞臺，迴歸一個畫家的本位，但也從此落入寂寞的“畫海”之中。
1939年，林風眠與妻女定居在上海法租界南昌路53號一座二層小樓，二樓為臥室和畫室，一樓則為客廳和廚房，但平靜的生活沒過多久，汪偽政權的高官就找上門來，邀請林風眠出山，林風眠被迫離開上海，最終輾轉來到重慶。
林風眠在陳布雷的幫助下，在重慶軍委會政治部設計委員會謀了一個虛職，領取一份微薄的薪水維持生計，並承擔一些抗日宣傳任務。
林風眠在嘉陵江邊一座倉庫中獨自隱居了七年，過著清靜而寂寞的生活，並集中全部精力潛心創作，由於四川出產的宣紙是正方形的，因此這一時期的作品，也就形成了獨特的“風眠體”。
1942年，“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從昆明輾轉遷至重慶磐溪辦學，許多師生前來看望老校長，林風眠也曾應邀前往磐溪演講。
1944年，潘天壽出任“重慶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時，第一件事就是誠懇地邀請林風眠回校任教，潘天壽三顧茅廬才說服了林風眠，可見林風眠內心傷痛之深。
當時“國立藝專”實行教室制，在“林風眠教室”的學生有蘇天賜、席德進等人，重新回到學校教書育人，這讓林風眠暫時擺脫了孤獨和寂寞。
抗戰勝利後，“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又被拆分，各自復員遷移北平和杭州，林風眠隨學校復員至杭州，他遺留在杭州家中的大半生畫作都被日本兵毀掉，其中就包括《摸索》、《人道》等代表性作品，這讓他痛苦萬分，畢竟這都是他的心血之作。
林風眠希望重新執掌“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但此時已經物是人非了，師生也分為兩派，一方希望林風眠繼續執掌校長，而另一方則支持潘天壽掌校，最後林風眠和潘天壽都不當校長，而是由汪日章出任校長，汪日章也曾在“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學習油畫，與蔣介石沾親帶故，曾長期擔任蔣介石侍從室秘書。
在這種情況之下，林風眠不便繼續留在“杭州藝專”，只能辭去教授之職，與夫人、女兒一起居住在杭州家中，又開始了潛心作畫了。
林風眠在杭州寓所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杭州軍管會派人接管了“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同年9月，雕塑家劉開渠出任校長，林風眠被聘為教授並主持“林風眠畫室”，其學生蘇天賜擔任他的助教。
1951年11月，“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更名為“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由於林風眠的藝術主張和繪畫作品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是被革命、批判和鬥爭的對象，在這種政治氛圍之中，林風眠只能託病辭去教職，並攜全家離開杭州移居上海，從此閉門謝客，再一次沉浸在自己的藝術世界之中。
上世紀五十年代，沒有工作單位就沒有合法收入，也就無法正常維持基本生活，林風眠只能依靠賣畫為生，但那時整個國家都沒有書畫交易市場，民眾也無收藏意識，僅有的微薄收入，也只能夠勉強養家餬口，誰也沒有多餘的閒錢買畫。
林風眠的畫只能通過夫人賣給喜歡中國畫的外國人，但那個時候生活在上海的外國人也都陸續回國了，林風眠的畫就只能賣給中國人，一張畫只賣10元錢，而且還要搭上一張無簽名的畫，其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
1954年，在周恩來和艾青斡旋下，林風眠擔任了華東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上海第一屆政協委員，每月有80元的生活補貼，這才解決了全家人生活上的窘迫。
林風眠夫人還是不適應新中國的生活，於1955年帶著女兒女婿移居巴西，林風眠一個人在上海獨自生活。
1956年，鑑於當時許多畫家生計陷入困境，周恩來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議在北京和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國畫院”，以解決畫家的生計問題。
上海美術界組成了“上海中國畫院籌備委員會，時任華東美術家協會主席、黨組書記賴少其出任主任，委員有唐雲、潘天壽、劉海粟、傅抱石、沈尹默、謝稚柳等13人，但林風眠的名字不在籌委會名單之中。
1957年，在文藝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精神的鼓舞之下，林風眠發表了《美術界的兩個問題》、《要認真地做研究工作》，給藝術界提出誠懇的批評和建議，這種不合時宜地發聲，如果不是廣東老鄉賴少其暗中給予保護，林風眠有可能會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林風眠下鄉體驗生活，完成了一系列命題“作畫”，諸如：《跨入一個新時代》、《老年欣逢盛世》、《捕魚》等反映時代的作品。
林風眠在上海寓所
這一年，林風眠編著的《印象派繪畫》，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也出版了《林風眠畫集》，但收入的作品僅有12幅，也就是說林風眠的大多數作品不合時代風格。
1960年6月，上海中國畫院正式成立，漫畫家豐子愷被任命為院長，林風眠在畫院擔任畫師，總算成為一個有單位的人了，當年還赴京參加了第二屆全國文代會，期間選舉產生了中國美術家協會第二屆理事會，主席是何香凝，副主席有蔡若虹、劉開渠、葉淺予、吳作人、潘天壽、傅抱石，秘書長為華君武，林風眠被選為理事並出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主席。
1963年，上海美術家協會在上海美術館舉辦了《林風眠畫展》，展出其作品近70幅，這是林風眠解放以後舉辦的第一次個人畫展，其後又在北京、香港進行了巡展，期間有人在報刊上發表了《為什麼陶醉？》，引發對林風眠的討論和批判，林風眠又被打入冷宮。
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譯家傅雷與夫人朱梅馥因不堪忍受凌辱而自殺身亡，林風眠聞之非常震驚，因為他與傅雷是二十多年的知己朋友，他根本不相信這一傳聞，於是讓學生前往打探消息，待傳聞得到確認之後，林風眠沉默了。
傅雷之死給了林風眠致命一擊，他預感到自己在劫難逃，遂決定毀掉自己幾十年來所有的畫作，他將自己珍藏的1000多幅畫作浸入浴缸中，並用木棍搗成紙漿，然後在一勺勺倒入馬桶中沖掉，一部分油畫則用火爐燒掉。
這是林風眠在抗戰時期毀掉大量畫作之外，又一次大量畫作被損毀，而且是他親手毀掉，實在是心在滴血的一幕，也是中國美術史上多麼諷刺而殘酷的一幕。
林風眠的預感很快得到了證實，抄家的紅衛兵蜂擁而至，家中被劫掠一空，門窗櫥櫃等都被貼上封條，林風眠與其他畫家一起被集中在上海美術館進行政治學習並接受審查。
1968年8月，林風眠被捕入獄，罪名是“日本特務”，開始了長達四年半的囚徒生涯，林風眠能夠在獄中活下來，也算是個奇蹟。
70年代初，中美兩國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後，著名建築大師貝聿銘應邀設計北京香山飯店時，邀請了華裔法籍畫家趙無極為香山飯店創作壁畫，趙無極在北京見到了老同學吳冠中，當趙無極提出要見一見昔日恩師林風眠時，上海有關方面犯難了，因為林風眠尚被關押監獄中。
1972年11月28日晚，在周恩來的過問之下，林風眠被上海市公安局無罪釋放，骨瘦如柴的林風眠，拖著瘦弱的病軀回到了冰冷的家中。
林風眠曾經在獄中寫下這樣的詩句：“一夜西風，鐵窗寒透。沉沉夢裡鐘聲，訴不盡人間冤苦。鐵鎖鋃鐺，憧憧鬼影，瘦骨成堆，問蒼天所為何來？”以此描述其在獄中的情景和心情。
1974年，林風眠其人其畫再次遭到嚴厲的批判，這場由江青挑起的風暴，實際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將矛頭指向了周恩來。
身處逆境之中的林風眠，有一天突然被通知參加會見外賓活動，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外賓竟是自己的學生趙無極，此時的趙無極已經是法籍世界級的大畫家了，趙無極見到林風眠，竟然長跪不起，師生二人抱頭痛哭，此番情景讓陪同會見的領導們目瞪口呆，從此林風眠的處境才有所好轉。
1977年10月19日，林風眠獲准移居香港，他隨身只准許攜帶了34幅舊作，以便兌換從香港到里約熱內盧的單程機票，而帶不走的畫作則被林風眠贈送給了朋友，巴金得到了一幅《鷺鷥圖》，吳冠中則收到了一幅《蘆塘和歸雁》。
《鴛鷺圖》
1978年3月，林風眠乘機前往巴西里約熱內盧探親，見到了分別23年之久的妻子和女兒、女婿。當年夏天，林風眠就返回到香港潛心作畫，儘管此時他已近80歲高齡，但卻迎來了創作高峰期，在香港舉辦了個人畫展並出版了《林風眠畫集》。
1979年7月，林風眠在上海展覽館舉辦了“林風眠畫展”，展出其繪畫作品127幅及12個瓷盤畫，並與其臺灣籍學生席德進會面。
當年8月，在趙無極的斡旋之下，“林風眠畫展”在法國巴黎東方博物館舉行,時任巴黎市長希拉剋主持了開幕式，這次畫展所展出的80幅作品，象徵著林風眠八十歲的人生，趙無極把許多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杭州藝專”校友邀請到巴黎，慶賀他們老校長畫展開幕。
林風眠在巴黎舉辦畫展時留影
1979年底，林風眠再次飛抵巴西探親，1982年，其夫人在巴西去世，此後林風眠又以高齡之軀，多次去巴西探望女兒。
1989年，林風眠已經90歲高齡，臺北歷史博物館為慶祝林風眠九十壽辰，舉辦了“林風眠作品回顧展”，中國美協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林風眠個人畫展”，展出作品60餘幅。
林風眠在香港寓所作畫
1991年7月，林風眠因為心臟病突發，被送往香港港安醫院搶救，在住院療病的日子裡，林風眠最後的離世絕筆，是應傅雷之子傅聰之約，題寫了“傅雷紀念音樂會”並署上自己的名字，這也是他對老朋友傅雷最後的交代。
1991年8月12日10時，林風眠在香港病逝，享年92歲，徹底結束了他坎坷而苦難的繪畫人生。
著名畫家黃永玉所著的《比我老的老頭》，其中一篇《離夢躑躅》是悼念林風眠的文章，這篇文章末尾註明是寫於1991年“八.一三”之夜,也就是黃永玉在驚聞林風眠逝世消息之後，於當天夜裡撰寫的，文章的結尾是這樣的：
九十二歲的八月十二日上午十時，林風眠來到天堂門口。
“幹什麼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問他。
“畫家！”林風眠回答。
上帝與子民之間的簡短問答，可謂道盡了林風眠的苦難、坎坷與孤獨，但一切卻又都盡在不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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