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百里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高材生，曾經擔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二任校長，被譽為中國現代兵學泰斗，他也是中華民國時期最為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教育家，著有《國防論》一書，其軍事理論和軍事思想在中國軍事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蔣百里也堪稱中國近現代國防思想的奠基人，他曾是中國政府對日作戰戰略層面上的主要設計者和策劃者，其重要的歷史貢獻還不為國人所熟知，但其女婿錢學森卻是一個家喻戶曉的科學家。
蔣百里
蔣百里（1882—1938）名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寧人，1882年10月13日出生於浙江杭州府海寧州硤石鎮。
其祖父蔣光煦是清朝著名的藏書家、刻書家，父親蔣學烺以醫為生懸壺濟世，母親楊鎮和出身名醫世家，是蔣百里的啟蒙老師，對其一生都產生重要的影響。
浙江海寧是一個人傑地靈、名人輩出之地，歷史上就曾建立了許多書院，從唐朝至清末，共產生了366名進士，這些燦若群星的歷史名人，既照亮了中國歷史的天空，也為海寧留下了綿延不斷的文脈。
1895年，蔣百里的父親蔣學烺亡故，年僅13歲的蔣百里只能與母親相依艱難度日，時常要依靠孃家的資助。
喜歡讀書的蔣百里經常溜到叔叔蔣世一的書房，傾聽私塾先生講課，先生見其聰慧伶俐，頓生愛才之心，免費教授其讀書，年少的蔣百里除了熟讀“四書五經”等典籍之外，還通讀了《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大量的古典小說。
1898年，蔣百里考中秀才，適逢戊戌變法運動興起，以康有為、嚴復、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為代表的維新派，說服光緒皇帝倡導學習西方現代模式，力圖改革政治、教育等制度，蔣百里內心深受戊戌變法思想的影響。
當時海寧的南關廂街上建起了一座“雙山書院”，購進了四大櫥櫃經史子集和時務、策論、算學、格致等方面的書籍，蔣百里聞訊之後，就經常泡在“雙山書院”，如飢似渴地閱讀所藏書籍。
蔣百里尤其喜讀《資治通鑑》、《白芙堂叢書》、《日本國誌》、《普天忠憤錄》、《經世文編》等書，但對他影響最大的還是《普天忠憤集》，這是一部中日甲午戰爭時期的詩文總集，蔣百里經常讀得熱血沸騰，心中暗暗發誓，一定要為國家效命。
1900年初春，蔣百里被鄰鎮孫氏聘為塾師，開始承擔起養家餬口的重擔，時任海寧縣令方雨亭賞識蔣百里的才華，將其推薦至杭州的“求是書院”深造。
“求是書院”是杭州知府林啟於1897年利用普慈寺創辦的一所新式學堂，也是浙江省第一所新型高等學府，當時為了避免受到封建保守勢力的阻撓，因此起名為傳統的書院而未稱為現代學堂。
林啟親自兼任總辦（校長），聘請美國人E.L.Mattox為總教習，並延聘了各學科教習，所設課程有必修課和選修課之分，必修課以國文、英文、算學、歷史、地理、格致、化學及體操等課程，選修課則有日文、外國曆史地理、音樂等課程，學生可到藏書樓借閱圖書，學業以5年為限。
蔣百里在“求是書院”讀書期間，與錢學森之父錢均夫為同學，錢均夫年長蔣百里兩歲，是吳越國王太祖武肅王錢鏐之32代孫。錢均夫於1904年考入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曾長期在國民政府教育部任職，並擔任過浙江省教育廳廳長。
蔣百里與錢均夫私交甚篤，曾一度將三女兒蔣英過繼給錢均夫，並改名為錢學英，但蔣英長大之後又重新迴歸蔣家，但最終還是嫁給了錢學森，其身份也由女兒變為兒媳。
1901年，蔣百里在林啟、方雨亭和陳仲恕（普慈寺監院）共同資助下，自費東渡日本留學，始入“成城學校”就讀，當時這是一所升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後來被“振武學校”所取代。
1902年，中國在日本留學生總數已達3000人左右，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留學潮，主要因“甲午海戰”失敗並簽訂《馬關條約》而引發，一向被中國輕視的“莞爾小國”，竟迫使大清帝國割地賠款，將清政府和國人從大國的沾沾自喜中驚醒。
當時許多社會精英都紛紛東渡日本留學，以探求日本強大之奧秘，這其中就包括官費生和自費生，這些留日學生思想激進且傾向革命，清政府也完全沒有料到，為自己培養了許多的掘墓人。
1902年7月，蔣百里以自費生名義申請就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當年同批申請入學的中國留學生共有20人，具體名單不詳，陸軍省在徵求外務省意見之後，這20名中國留學生被批准入校，蔣百里以第一志願被錄取為步兵科。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的“士官”為中文“軍官”之意，設步兵科、騎兵科、炮兵科和工兵科，主要教授軍事課程，教學嚴謹而科學，以培養中下級軍官為主，尤其注重培養學生的武士道精神和軍國主義思想，所培養的畢業生成為日本軍隊中的骨幹力量，在非常尚武的日本社會具有極高的聲望和影響力。
1903年2月17日，《浙江潮》在東京創刊，主要由海寧蔣百里、諸暨蔣智由、秀水王嘉榘以及孫冀中、馬君武等人發起創立並擔任編輯，《浙江潮》以“洶湧革命潮”為象徵，宣揚暴力革命和排滿思想，傳播西方社會政治學說，浙江籍人士章太炎、王國維、周樹人、周作人都曾為該刊撰稿。
1905年，蔣百里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畢業，曾以少尉軍銜在日軍聯隊中實習，至於蔣百里究竟從幾期畢業？並無詳細史料佐證，其同期畢業的日本、中國學生中，都有哪些人與之同學，也無詳細史料考證。
蔣百里（右一）在軍隊見習時與友人合影
1906年，蔣百里回到中國後，在京城南苑禁衛軍中擔任管帶，當時禁衛軍設協、標、營、隊四級編制，主官都以管帶稱之。
蔣百里老師陳仲恕當時正在給主政東北的趙爾巽當幕僚，遂將自己的學生蔣百里舉薦給趙爾巽，而趙爾巽剛出任盛京將軍不久，急需軍事人才輔佐。
趙爾巽曾任湖南巡撫、戶部尚書、湖廣總督、四川總督等職，是清政府最為重要的大臣之一，而趙爾巽所擔任的“盛京將軍”為清朝武官之職，是統轄東北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盛京”即指今天的瀋陽，也是清皇室的祖籍之地。
趙爾巽召見了抵達瀋陽的蔣百里，當時日俄戰爭剛結束不久，蔣百里認為日俄兩國必將是中國最大的敵人，儘管俄國戰敗，但俄國的侵略野心尤甚於日本，因此籌劃東三省國防建設迫在眉睫，而訓練新軍更是第一要務，蔣百里遂被趙爾巽任命為東北新軍督練公所總參議，協助趙爾巽籌建東三省國防建設並訓練新軍。
但籌建新軍工作不久，蔣百里就觸動了舊軍的利益，當時舊軍的主要統領張勳和張作霖等人都遷怒於蔣百里，新軍和舊軍之間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形勢對蔣百里極為不利，陳仲恕力勸蔣百里儘快離開這個是非之地，以免惹來殺身之禍。
蔣百里為此向趙爾巽請辭：“我在日本學的是初級軍事，中國國防應當取法於上，當今世界當屬德國陸軍最強，我希望有去德國實習陸軍的機會。”
趙爾巽極為賞識蔣百里的雄才大略，認為蔣百里為“特異人才，可以大用”，遂專門向朝廷遞交奏摺，舉薦蔣百里前往德國考察軍事，朝廷很快就批准了，蔣百里因此被公派前往德國研習軍事。
1906年底，蔣百里經日本前往歐洲，考察德國陸軍，學習更為先進的德國軍事理論，並在興登堡將軍所轄部隊中擔任實習連長。
在德國期間，蔣百里購買了歌德、席勒、莎士比亞等人的作品，其所閱讀文學方面的作品甚至遠多於軍事方面的著作。
蔣百里還遊歷了德國許多地方，甚至還到文藝復興的發源地意大利旅行，對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輝煌充滿了濃厚的興趣，這也為他日後譯著《歐洲文藝復興史》打下了基礎。
蔣百里在結束德國遊學之後，又回到東北瀋陽擔任原職，這次歐洲之行，使蔣百里更加認識到東北國防建設的重要性，並且專門派人前往俄國留學，蒐集俄國軍事情報以做局勢之研判。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消息很快傳至東北，蔣百里與一些留日同學密謀策應，但終因所轄力量不足而作罷，此時新軍和舊軍之間矛盾更加激化，蔣百里甚至遭到了張作霖的追殺，只是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蔣百里才躲過了拘捕。
逃回浙江老家後，蔣百里被時任浙江都督蔣尊簋聘為都督府總參議，蔣尊簋與蔣百里同庚，二蔣也同是“求是書院”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並且還都精通軍事，因此被章太炎戲稱為“浙江二將”。
蔣百里在浙江任內不久，就被調往北洋政府出任陸軍部高等顧問，擔任段祺瑞的幕僚，從軍事戰略方面輔佐之。
1912年冬，蔣百里應蔡鍔之邀，準備前往雲南昆明出任民政長，以輔佐蔡鍔主政雲南，蔣百里與蔡鍔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同學，二人可謂是生死之交，當蔣百里向段祺瑞總長辭行時，段祺瑞向其透漏消息，總統袁世凱擬讓蔣百里出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之職。
1912年12月15日，蔣百里以陸軍少將軍銜正式出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此時蔣百里剛過而立之年，當他一身戎裝地出現在保定軍官學校時，甚至驚呆了在校的1500多名學生，這些學生對這位曾留學日本和德國的校長充滿了敬意。
蔣百里自己也是信心滿滿，終於可以一展宏圖，實現自己的建軍救國思想，他在就職演說中鄭重承諾：“今後一切事物，我必率先躬行，如果我做了榜樣，你們不跟隨，當嚴厲制裁；如果方震不盡職責，辦不好學校，當以自戕，以明責任。”
蔣百里履職之後，主要從五個方面入手：一是整肅清潔和儀容；二是改善伙食；三是嚴格規章制度、四是整頓教師隊伍；五是提高教學質量。特別舉薦同學張承禮出任教育長，輔佐學校事務，整個保定軍校面貌煥然一新。
當蔣百里謀求進一步發展和改革時，經常遭到北洋政府陸軍部的掣肘和抵制，尤其是得不到充裕的辦學經費，致使蔣百里精心設計的保定軍校願景和規劃不能實現，因此而鬱郁不得志。
1913年6月18日早晨，在軍校例行早操訓話之後，蔣百里以白朗寧手槍自戕，已兌現自己當初的承諾，幸虧被人擋了一下，子彈從肺葉之間穿出，經日本醫生搶救而脫離了生命危險，其寫給張承禮、蔡鍔和家母的遺書也被公之於眾，此事件引起朝野一片譁然，也由此看出蔣百里剛烈的個性。
蔣百里在療傷期間，日本護士佐藤屋登對其精心照顧，她對蔣百里有這樣一段勸慰之語：“忍是大勇者之所為，自殺不是勇敢，而是逃避人生責任，人生責任應當以大無畏的精神，衝破一切難關，以求實現偉大理想，如果不能忍耐，將來如何能夠成就大業？如果有熱血、有志氣的好男兒輕言犧牲，國事尚有何人承擔？如何對得起國家和培養人才的前輩？”蔣百里聞之甚為羞愧，對其心生情愫，經過艱難的追求，二人最終喜結姻緣，併為妻子取了中文名“蔣佐梅”。
蔣百里傷愈之後，被袁世凱任命為公府軍事處參議，期間為袁世凱撰寫了《孫子淺釋》一書，對《孫子兵法》作通俗解釋，並在《庸言雜誌》上連載發表。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在北京宣佈恢復帝制，激起全國人們的憤慨和反對，蔣百里對袁世凱的倒行逆施也非常反感，與一些志同道合之人密謀反袁，並參與了一些討袁活動。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副總統黎元洪接替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總統，黎元洪任命蔡鍔出任四川督軍兼省長，但此時蔡鍔已身染重疾，蔡鍔力邀蔣百里入川輔佐，出任都督府參謀長並代行督軍職權，蔣百里見到蔡鍔之後，卻決定陪好友蔡鍔赴日治病，1916年11月8日上午，蔡鍔因喉癌醫治無效病逝。
1917年2月，蔣佐梅在北京待產，蔣百里服侍在旁，期間接到四川方面來電，督促其儘快履職，蔣百里在南下途徑長沙時，被同學故舊挽留小住了幾日，因此躲過被殺一劫，他又輾轉返回北京。
蔣百里回到北京後，被段祺瑞晉升為陸軍中將並出任總統府顧問，這實際是一個閒職，並無多少事務可做，此時老友梁啟超出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北京松坡圖書館館長，梁啟超邀請蔣百里主持圖書部事務，蔣百里利用這個機會，開始著譯工作，藉以消遣時光。
1918年底，梁啟超組織了一個“歐洲考察團”，這個團的成員都是一些學有所成的名人，蔣百里也在被邀請之列，這次歐洲之行歷時十個月，蔣百里應梁啟超之邀撰寫了《德國戰敗之諸因》，分析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的原因，蔣百里在回國之後，又開始著譯《歐洲文藝復興史》一書。
蔣百里（左一）、梁啟超（左三）、張君勱（左四）
1920年9月，由蔣百里主編的《改造》雜誌創刊發行，與陳獨秀的《新青年》相媲美，蔣百里每期都要發表一篇親自撰寫的文章。
1921年1月4日，蔣百里與鄭振鐸、沈雁冰、周作人等12人發起成立了“文學研究會”，這個文學性質的社團是新文化運動中影響最大的社團之一，宗旨就是“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
1921年，蔣百里完成了《歐洲文藝復興史》的著譯，交由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梁啟超為之作序，但所寫序言竟達5萬多字，實在不像一部書稿的序言，只好另寫短序，而這篇長序在增添完善之後，取名為《清代學術概論》出版，梁啟超又請蔣百里為之作序，成為民國文壇的一段佳話。
1923年，蔣百里又與梁啟超、胡適、徐志摩等人創辦了新月社，這個文學社團先以聚餐會的形式出現，後來發展為俱樂部，徐志摩以泰戈爾詩集《新月》為之命名，蔣百里十分賞識徐志摩這個海寧小老鄉的才華，與小其15歲的徐志摩結為“忘年交”。
蔣百里樂於混跡於文人騷客之中，但這只是他的雅好而已，他真正傾心的還是在軍事上面，如蔣百里亦軍亦文之人，翻遍古今中外，也實在找不出幾個與其類似之人。
蔣百里（右六）與泰戈爾、徐志摩、胡適等人合影
儘管蔣百里身為將軍，卻從未領軍一兵一卒，更何況統兵打仗，他是一個天生的幕僚之才，猶如諸葛亮再世，無論哪位軍事統領，都視蔣百里為座上賓，頗有得蔣百里而得天下之。
因此活躍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馮玉祥、吳佩孚、孫傳芳、唐生智等各路軍閥，也都曾極力拉攏重用蔣百里，以憑藉蔣百里之智慧而立足紛繁複雜的中國社會。
唐生智是蔣百里在擔任保定軍校校長時期的學生，對蔣百里推崇備至，但此公一生三次起兵“倒蔣”，蔣百里曾力勸唐生智謹慎行事，但唐生智卻最終一意孤行，最終受唐生智牽連，蔣百里被蔣介石拘捕入獄達20月餘。
徐志摩聞訊之後，曾哭喊著要陪蔣百里坐牢，後來在陳銘樞、吳稚暉等黨國大員的保舉之下，蔣百里才被釋放出獄。
蔣百里出獄後留影
1931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時，駐守上海的第19路軍中幾個保定軍校出身的將領，曾多次問計於蔣百里，蔣百里給出的策略是，隱兵於公共租界之內，迫使英美參與調停而不能採取隔岸觀火態度，但南京方面所採取的方針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蔣百里的策略未能被採用。
“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淞滬抗戰”之後，蔣百里認識到中日之間的戰爭已經不可避免，而南京國民政府加強國防建設的步伐也刻不容緩，為此，蔣百里撰寫了大量有關介紹國防建設方面的文章和一些軍事論著。
1933年，蔣百里奉蔣介石之命赴日考察，蔣百里在日本不僅有廣泛的人脈，也有很高的知名度，他詳細考察、瞭解和分析了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並提出自己的意見和主張，以有助於南京國民政府進行決策。
蔣百里還從軍事角度開始擬就中國的國防計劃，提交南京政府參考，以備不可避免發生的中日之間戰爭。
蔣百里認為：中日之間的戰爭將是持久的，津浦線、京漢線及沿海地區將被日軍佔領，中國的國防應以洛陽、襄陽、衡陽三點一線為據點逐次抵抗，而戰時大本營宜設在芷江、洪江一帶，因為這裡是天然的防守地帶。而中國的國防工業佈局，應以湖南南嶽為工業核心，分佈在株洲、郴州一線，一旦中日開戰，江西九江以下地區都不是安全區。
1935年夏，蔣百里被聘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級顧問，參與國家的國防建設和全國軍事戰略部署。
蔣百里在著述時留影
1936年，蔣百里又被軍委會派往歐美考察軍事，他與駐法大使顧維鈞、駐意大利大使劉文島等人同船抵達歐洲。
蔣百里先後訪問了意大利、奧地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國、法國、英國等歐洲國家，在意大利訪問時還拜訪了墨索里尼。
蔣百里在途徑德國時，將三女蔣英、五女蔣和留在德國學習，在訪問法國和英國之後，又橫跨大西洋抵達美國和加拿大訪問。
1935年12月初，蔣百里結束歐美之旅回國，他根據歐美各國的國防建設和戰時總動員法等情況，撰寫了一份軍事考察報告——《總動員綱領》，向軍委會作了詳細報告，並提出了在國防建設中應重點建立空軍的建議，這也是中國最早關於空軍軍種構建的思想。
蔣百里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海軍為主導，我預料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以空軍為主力”，歐洲各國都在拼力發展空軍。只是由於中國積貧積弱，沒有強大的工業基礎，導致中國空軍發展經歷了一個特別緩慢的歷史過程，以致中日戰爭期間，中國完全沒有制空權，任憑日機在中國上空肆意轟炸。
蔣百里還提出這樣一個主張——“勇者授勳，能者在位”，中國自古以來，任何當權者都是重軍功而輕人才，論功行賞已經成為約定俗成的慣例，一介武夫僅憑一點戰功就被重用為獨擋一面的大員，而無論其有無統御和管理疆域之才能，以致武夫常常擁兵自重，盤踞一方割據，無視國家統一，實乃誤國誤民，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幕僚輔佐，更是貽害無窮。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時，蔣百里也恰巧在西安，被張學良當作國府大員扣留，蔣百里遂在張學良和蔣介石之間斡旋，蔣鼎文被派回南京商談協調事宜，就是蔣百里推薦的結果。
蔣百里年長蔣介石5歲，在蔣氏王朝中處於一種尊而不親之地位，在西安事變中與蔣介石共患難之後，蔣介石對蔣百里開始重視起來，更何況二人還是浙江同鄉，而蔣百里的軍事理論之建樹，更是無人能出其右。
1937年初，蔣百里奉蔣介石之託，到全國各地視察防務，他幾乎走遍了半個中國，在杭州遇到老同學錢均夫，二人談起中日之間關係時，蔣百里分析到，除了打之外，別無出路，中日戰爭即將爆發，而世界大戰也不可避免。
當錢均夫問起中國能否打過日本時，蔣百里說：“感謝我們祖先，中國有地大與人眾兩個優越之條件，不戰則已，戰即不能不動用拖的哲學，拖到東、西戰爭合流，我們轉弱為強，把敵人拖垮而後矣。”
1937年3月，中日之間戰爭已經箭在弦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廬山舉辦高級將領軍事訓練班，蔣百里受聘擔任訓練班教官，學員們都喜歡聽蔣百里授課，其軍事素養以及對日本和世界各軍事強國都有深刻的瞭解和分析，尤其對中日之間的形勢判斷和分析，讓這些高級將領受益匪淺，對其佩服之至。
“七七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成立了戰時諮詢機關“國民參政會”，蔣百里被聘為參政員，同時也是國防參議會議員。
1937年9月18日，蔣百里又一次奉命出使歐洲開展外交戰，爭取外援對中國的幫助，國民政府這一時期的外交方針，主要是聯絡美英，分化德意日聯盟，蔣百里第一站抵達意大利羅馬，與墨索里尼展開斡旋，隨即趕往德國柏林，會見了德國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和納粹黨第二號人物戈林，並看望了在德國留學的女兒。
蔣百里（左三）與女兒蔣英（左二）蔣和（左四）
1938年初夏，蔣百里與女兒蔣和一道從歐洲回國，在女兒的建議之下，他撰寫了《抗戰一年之前因後果》一文。
蔣百里匆匆趕到武漢，向蔣介石彙報歐洲考察情況，並應蔣介石之邀，撰寫了《為國聯開會警告英倫人士》一文，以警告英國人的綏靖政策。
針對當時亡國論之說，蔣百里發表了《抗戰基本觀念》一文，以鼓舞全民族堅持抗戰的決心，他在文章中寫道：“戰爭的目的，在於屈服敵人的意志，而屈服一個將軍的意志，使之放棄抵抗，這是可能。屈服一個政府的意志，使之改變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個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中國最大的武器就是堅強不屈的民族意志，日本人想要屈服中國人的意志，則是完全不可能的。”
蔣百里對中國的抗戰前途是持樂觀態度的，力主政府實行持久抗戰，這是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總方針，對付日本的唯一之方法，就是在軍事上反其道而行之。“彼利速戰，我持之以久，使之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線，我則置之第二線，使其有力而無用處。”
蔣百里對蔣介石是完全信任的，這種信任來自於蔣介石的堅強意志，蔣介石能在中國諸侯中脫穎而出並能夠立足，完全仰賴其堅強的意志，而領袖所具備的這種意志，也正是一個政府的意志，更是中國國民的意志，蔣百里在其《國防論》的扉頁上題詞：“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
1938年10月，蔣介石邀請蔣百里出任陸軍大學校長，陸軍大學是中國最高軍事學府，自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一直都由蔣介石親自擔任，蔣百里不肯出任校長之職，只願以教育長輔佐之，最終蔣介石決定任命蔣百里為陸軍大學代理校長。
蔣百里將軍
此時武漢會戰已近尾聲，蔣百里奉命將陸軍大學由湖南桃源遷往貴州，1938年11月4日凌晨，蔣百里在途徑廣西宜山時，由於過度勞累，罹患心臟麻痺症而突然病逝，享年只有57歲，一代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教育家就此隕落，對於正在浴血抗戰中的中國，可謂是巨大的損失。
時任《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這樣評價蔣百里，“百里先生是中國有數的軍事學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學生多是典兵大將；他的軍事著作雖不算多，而片語隻字都可作兵學經典，百里先生的淹博宏通，實是一位罕有的學者。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軍人，多是文學修養很好的人。百里先生如果典兵，便是典型的儒將風流。”
2018年是蔣百里逝世80週年，在如此漫長的歲月裡，除了一些軍事院校和軍事愛好者知道蔣百里其人其事，國人還很少有人知道蔣百里的歷史貢獻。
對於蔣百里的研究，也是歷史學者和軍事學者面臨的研究課題，蔣百里在許多領域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尤其是抗日戰爭時期的軍事理論和戰略思想，更是值得學者進行深入地挖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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