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破，燕王朱棣奪取帝位。宮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蹤，有說自焚宮中，有說化裝成僧人出逃。一場大火湮滅了一段歷史，建文帝的下落也就成為明史的一大未解之謎。
，南京城破，燕王朱棣奪取帝位。宮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蹤，有說自焚宮中，有說化裝成僧人出逃。一場大火湮滅了一段歷史，建文帝的下落也就成為明史的一大未解之謎。
建文帝朱允炆為明朝的第二代皇帝——明惠帝，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長孫，建文為他的年號。藍玉黨案時我們已經提到過，本來這個皇位理應由朱允炆的父親朱標繼承，朱標作為皇長子，很早就被立為太子，可惜英年早逝。朱元璋按照嫡長子繼承的原則，便把長孫朱允炆立為皇儲。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位，此時的他已二十一歲，正是英姿勃發的時候。
建文帝本性慈善，崇尚文治，嚮往儒家的仁政。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力奪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右武的局面。洪武時，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同知也是從一品，而六部尚書卻只有正二品。《大明律》中還明文規定，文官不許封公侯，因此朱元璋的主要謀士劉基僅僅得封“誠意伯”，而武將得封公侯者甚多，稱王者也不少。在這種局面下，文官在朝政中的地位也可想而知了。建文帝即位後，一改尚武的風氣，大力加強文官在國家政事中的作用，將六部尚書升為正一品。同時，大開科舉考試，並屢次下詔要求薦舉優通文學之士，授以官職。建文帝身邊幾個被委以重任的大臣都是飽讀詩書的才子，如齊泰、黃子澄、方孝孺。正是因為建文帝所依賴的大臣多為這樣的文人，所以人稱新朝廷為“秀才朝廷”。
太祖朱元璋以剛猛治國，亂世用重典，法外用刑情況嚴重。建文帝對於祖父重典治國所造成的恐怖氣氛，深有體會，登基後就著手全面改革洪武吏治，力圖創造出祥和的氛圍。即位僅一個多月，他就下詔寬刑省獄，糾正了一大批洪武時期的冤假錯案，受到牽連的無辜官吏得以恢復職位，被流放異鄉的人也得以返鄉。據記載，建文朝監獄裡關押的犯人比洪武朝減少了近三分之二。
當然建文帝的溫文爾雅，也使得他顯得書生氣過重，缺少祖父與叔父們雄才大略的草莽習氣。朱元璋在世時，就曾對這位過於柔弱的孫子擔憂過，生怕那些開國元勳尾大不掉，因而晚年屢興大獄，大殺功臣，為其拔除棘刺。同時為了進一步鞏固朱家天下，還把他的二十三個兒子都封王建藩，作為維護皇權的屏障。太祖一心想的是以藩王來確保朱家江山，卻從未料到，在他去世後，起兵的恰恰就是這些藩王。
這種做法，同樣出身卑微的漢高祖劉邦也採用過，建立漢朝後，曾分封同姓諸侯王，作為劉家天下的屏障。結果適得其反，那些同姓諸侯王野心勃勃，與中央分庭抗禮。漢景帝接受晁錯的建議，進行“削藩”，結果卻招致藩王的反叛，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的名義發動了吳楚七國之亂。
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建文帝即位後，那些藩王們個個擁有重兵，位高權重，根本不把這個年輕的侄皇帝放在眼裡。建文帝時時感受到藩王的威脅，不得不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計議削藩。但在具體削藩策略上，大臣們卻各有主張。黃子澄認為燕王實力強大，應該先削弱小的周、齊、代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時機成熟再削燕王。齊泰則主張擒賊先擒王，只要先剷除燕王，其他諸王自然無力反抗了。建文帝聽取了書生黃子澄的意見，削藩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周王。建文帝密令李景隆以北上備邊的名義兵臨開封，趁周王毫無準備之際突然將其抓捕，送至京師，將其謫遣到“煙瘴之地”的雲南蒙化，後又把他召回京師禁錮起來。隨後，建文帝又先後廢湘王、齊王、代王、岷王等四王，目標直指燕王朱棣，可惜建文帝並未意識到他的行動實際上已經打草驚蛇。
燕王朱棣當然不會坐以待斃，他率先發難，並援引“祖訓”，如遇奸臣擅權，藩王可以移文中央聲討，索取奸臣，併發兵“清君側”。於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在他的封地北京起兵，發動“”，藉口“清君側”——以誅齊泰、黃子澄為名，矛頭卻直指建文帝。
建文四年六月，燕軍渡江直逼南京城下，谷王與曹國公李景隆開金川門迎降，南京城破。建文帝的失敗，無疑與他削藩策略的失誤有著直接關係。他雖然一直視燕王朱棣為心腹大患，但卻並沒有果斷地直指燕王，而是先削了其他五藩，給了朱棣充分的準備時間。
朱棣入京後，立即懸賞捉拿黃子澄、齊泰、方孝孺、鐵鉉等建文帝臣子數十人，並清宮三日，誅殺無數。追隨建文帝的忠臣及其家屬共一萬多人被虐殺，其殘酷的程度不下於其父朱元璋。
當時，南京城破，宮中失火，建文帝的結局到底怎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成為明史第一謎案。因為建文帝在太祖嚴苛統治之後，力行寬政，所以他的遭遇引起了無數人的同情，他的下落也就格外引人好奇。
一場大火
焚燒了一切，也使得事情變得愈加撲朔迷離，留給了人們無窮的想像空間。
關於建文帝的下落，明成祖朱棣欽定的官方說法，即《明太宗實錄》中記載的是：建文四年六月，“靖難”的軍隊打到南京金川門，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內侍數人而已，乃嘆曰：“我何面目相見耶!”遂闔宮自焚。燕王立即派遣太監前往救援，無奈來不及，太監把建文君的屍體從火中找出，報告燕王，燕王哭著說：果然如此痴呆?我來是為了扶翼你為善，你竟渾然不覺，而走上絕路！八天之後，朱棣以天子禮葬了那具屍體。
《太宗實錄》的可靠性為人們所質疑，由於永樂朝的政治高壓、文網嚴密，對建文帝出亡之事沒有留下更多的記載。天順、正德朝之後，嚴峻的政治環境有所寬鬆，關於建文帝出亡說的史料開始多起來。《明神宗實錄》載萬曆二年十月，十二歲的神宗曾向張居正問及建文帝下落一事，張居正回答：“國史不載此事，但先朝故者相傳，言建文皇帝當靖難師入城，即削髮披緇，從間道走出，後雲遊四方，人無知者。”可見首輔張居正也傾向於建文帝出亡之說，並且此時談論建文帝出亡已經不再是禁忌話題，越來越多的人對建文自焚的事表示懷疑。
首先，《太宗實錄》中對朱允炆不稱建文帝，而徑直改稱“建文君”，以表示他並不是帝位的合法繼承人，因為無臉見人，才畏罪自殺——“闔宮自焚”。這很顯然是出自朱棣的篡改。
《太宗實錄》對建文帝死於火焚的記載，也非常含糊。明成祖朱棣禮葬的是建文帝嗎？有人認為當時下葬的並不是建文帝而很可能是馬皇后，“棣遣中使出後屍於火，詭雲帝屍，越八日壬申，用學士王景言，備禮葬之”。當時並無建文帝的屍體，找到的只是馬皇后的屍體，並且史料沒有發現安葬馬皇后的記載。朱棣曾指天為誓，說他此來是要仿效“周公輔成王”，幫侄子建文帝治理天下。可是破城第二天，他就匆忙“即皇帝位”。這樣給人的印象是朱棣為了鞏固帝位，使建文舊臣放棄反抗，似乎有意弄假成真，將馬皇后之屍冒充建文之屍儘快埋葬。儘管明成祖“用天子禮”安葬了建文帝，但是南京卻沒有建文帝的陵墓。明末人談遷在《國榷》中記道：“金陵故老，無能指建文帝葬處。”本朝人已指不出建文帝的陵墓，足見當時陵墓肯定不大，或者明知安葬的就不是建文帝。
另外一個疑點就是城破時沒有發現建文帝的長子。當時建文帝有兩個皇子：長子朱文奎七歲，次子朱文圭才兩歲。朱文圭，史稱建庶人，被成祖幽禁在廣安宮，直到英宗天順年間才被放出來，當時已經五十七歲了。由於一直被關在宮內，出來時連牛馬都分辨不清。然而作為建文帝長子的朱文奎卻一直下落不明，《明史》中說“燕師入，七歲矣，莫知所終”。既然朱文奎可以逃脫，沒有理由相信建文帝不能出亡。而且，所謂的“靖難之役”長達四年，並非朝夕之間，建文帝有充分的時間準備。朱棣進入南京時，江南、西北、西南、東南等大部分地區還都不在朱棣的控制之下，建文帝有能力組織有效的反攻。
宮中大火之後，連明成祖朱棣自己也不相信建文帝真的自焚而死。《明太宗實錄》記載，有一次明成祖對身邊的大臣說：“朕於宮中遍尋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時，並寶璽皆毀矣，朕深慟之。”寶璽被焚怎麼可能沒有一點殘骸呢？建文帝很有可能帶著寶璽逃跑了，藉著寶璽他就有可能東山再起，這種疑慮與擔憂始終縈繞在明成祖心中。《明史·胡濙傳》記載，永樂五年朱棣派遣戶科都給事中胡濙，以頒佈御製諸書、尋訪仙人張邋遢為名，暗中偵察建文帝的蹤跡，前後長達十六年之久。所有這些都表明，建文帝有可能逃出宮了。
逃向何方
關於建文帝出亡一事，以清代學者谷應泰編撰的《明史紀事本末》的記載最具有代表性。它成書早於《明史》，為私人著述，權威性是被當時人們所認可的。他認為建文帝並未自焚，而是在大臣的保護下由密道逃出南京。
據谷應泰記載，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門失守，長吁短嘆，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建議，不如出走流亡。太監王鉞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昇天之前，留下一個寶匣，交代說，如有大難，可以打開。眾人一起趕到奉先殿左側，看到一個紅色寶匣，四周用鐵封著，鎖也用鐵灌注。建文帝一見祖父的遺物，不免悲慟，下令焚燒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砸開寶匣後，但見裡面有三張度牒，分別寫著“應文”、“應能”、“應賢”，裡面還有和尚的袈裟、僧帽、僧鞋、剃刀，以及銀元寶十錠。寫著：“應文從鬼門出，其餘人等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時分在神樂觀的西房會合。”建文帝嘆道，這豈非天數！程濟立即為皇上剃去頭髮，換上袈裟、僧帽、僧鞋。楊應能表示願意剃度，隨帝流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說，臣名賢，無疑就是“應賢”，也剃度改裝隨從。當時在殿上的五六十人痛哭流涕，都表示要隨從流亡。建文帝說，這麼多人一起行動，勢必引起懷疑。於是決定由九人陪他前往鬼門，在神樂觀乘船至太平門。民間盛傳當建文帝出鬼門時，門外正好有一艘小船，船中有一道士，呼建文帝乘舟，並叩首稱萬歲。道士說：“昨夜夢見高皇帝，命臣來此守候。”
這段富有傳奇色彩的文字，其真實性讓人懷疑，可谷應泰講得栩栩如生，令人真假難辨。建文帝到底是自焚而死呢，還是由密道逃離南京了？
在此後的一些典籍中，也出現了關於建文帝逃出宮所走密道的描述。《明史考證》有這樣一段記載：“宮中陰溝，直通土城之外，高丈二，闊八尺，足行一人一馬，備臨禍潛出，可謂深思熟慮矣。”但是傳說中的密道是否存在呢？對這段歷史很有研究的季士家老先生多年前發現，1978年太平門裡一家叫南京鋼銼的工廠要建棟新樓，挖地下室挖出了地道。從挖出情況看，高度大概在兩米五左右，寬度在兩米左'右。當年發現地道的地方就在原來明皇宮的旁邊。可這一個地道是否能直通皇宮？2005年6月的一天，季老先生接到一個電話，說在清涼山旁邊的國防園發現一個明代涵洞。涵洞位於原明故宮的宮城外，在明代主要是為排水用的，但不下雨時，是沒水的旱洞，完全可以容納一個人通過。根據季先生的推斷，這個涵洞很可能就是地道的出口。為了求生，建文帝使了一個火燒皇宮的金蟬脫殼計，從這個涵洞鑽進地道逃走了。
那麼，既然建文帝有可能遜國出亡，他又去了哪裡呢？綜合各種資料，有如下幾種說法：
遜國為僧，雲遊四方
正如《明史紀事本末》記載，建文帝從南京逃出後，帶著楊應能、葉希賢、程濟兩比丘一道，隱名易服，雲遊天下。當時建文帝被攆下臺後，可以說是四面楚歌，無處藏身。因為當年建文帝大刀闊斧地“削藩”時，引起了藩王的恐慌和憎恨，這個時候根本不可能有哪個藩王站出來幫助建文帝，因此他只有去西南的貴州一帶（當年貴州尚未建省，於永樂十一年，即1413年才正式建省）。為逃脫追捕，“西遊重慶，東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中間結庵於白龍，題詩於羅永，兩入荊楚之鄉，三幸史彬之第”。建文帝曾流亡於雲南、貴州、四川、青海一帶，很多地方都留有建文帝的遺址和傳說。
雲南省楚雄州武定縣獅山，現存很多有關建文帝的歷史遺蹟和傳說。在獅子山上，原先由元代印度僧人指空和尚擴建的正續禪寺，並沒有指空和尚的一席之地，在大雄寶殿中央端坐的卻是建文帝身披袈裟、頭頂摩戒的塑像。寺內大雄寶殿的柱子上，則有這樣一副楹聯：“僧為帝，帝亦為僧，數十載衣缽相傳，正覺依然皇覺舊；叔負侄，侄不負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獅山更比燕山高。”聯內所說的皇覺寺，指明太祖朱元璋早年為僧之所；“叔負侄”指朱棣篡奪了侄兒朱允炆的帝位。顯然作此聯的古人堅信朱允炆曾在此為僧，並寄以同情。
聯中“衣缽相傳”語，概括了祖父朱元璋由僧為帝，孫子朱允炆由帝為僧的滄桑鉅變。在《明史紀事本末》中，記載有建文帝所作詩詞數首，都是反映他在雲南一帶流浪生活的，如《宿永慶寺》、《羅永庵題壁七律兩首》、《七言述懷》等。其中《七言述懷》雲：“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乾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據說這首詩是建文帝在朱棣死後，“決意東行”，擬回京參見新皇帝時所作。今日獅子山上亦立有此碑。
徐霞客在《徐霞客遊記》中記載有建文帝在貴州白雲山修行時遺留的遺蹟：“有巨杉二株，爽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為火傷其頂，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為白雲寺，則建文君所開山也；前後架閣兩重。有泉一坎，在後閣前楹下，是為‘跪勺泉’。下北通閣下石竅，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龍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龍潭，時有金鯉出沒雲。由閣西再北上半里，為流米洞。洞懸山頂危崖間，其門南向，深僅丈餘，後有石龕，可傍為榻。其右有小穴，為米所從出，流以供帝者，而今無矣。左有峽高迸，而上透明窗，中架橫板，猶雲建文帝所遺者，皆神其跡者所託也。洞前憑臨諸峰，翠浪千層，環擁回伏，遠近皆出足下。洞左構閣，祀建文帝遺像（閣名‘潛龍勝蹟’，像昔在佛閣，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運所建，前瞰遙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門，其後即山之絕頂。”看來建文帝在遜國後，在貴州停留過是有可能的。
還有學者認為，建文帝曾遁匿於貴州安順平壩縣境內的高峰寺。安順是中原聯繫西南的重要通道，明代先後有幾十萬大軍來此軍屯，他們祖籍大多為南京郊區以及江浦、六合等地。同時此地還有諸多隱匿的有利條件：依山傍水，地形隱蔽，易守難攻，不易發現；語言便於溝通；生活便於適應。據《平壩縣誌》載：高峰寺懸壁處，有“西來面壁”石刻，相傳出自建文帝手筆。“西”可能是“璽”的諧音。玉璽是皇權的象徵，建文帝逃到哪裡，玉璽也會帶到哪裡。高峰寺內齋堂地下有一處藏身洞，洞底有一石碑，上刻銘文：“秀峰肇建文跡塵知空般若門。”另一石碑為萬曆時所刻，碑文說高峰寺建於洪武七年，開山僧為秀峰大師，他於永樂四年七月收留過建文帝。
安順當地崖壁上有塊高大的“紅崖天書”，長十米，高六米，是用奇特的鐵紅色顏料寫成的文字，似篆非篆，無人能識。據報載最近終於有人破譯了“天書”：其成書約在1406年（明永樂四年），是遜國的建文皇帝頒發的討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詔檄》。全文直譯為：“燕反之心，迫朕遜國。叛逆殘忍，金川門破。殺戮屍橫，罄竹難書。大明日月無光，成囚殺之地。須降伏燕魔，作階下囚。丙戌（1406年）。甲天下之鳳凰（御製）。”這與《明史紀事本末》中所載朱允炆的一首詩相印證：“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如果譯文準確無誤，就能證實建文皇帝朱允炆確已逃出，並圖謀恢復。
四川也留下了建文帝的足跡，青川華嚴庵曾為建文帝的避難所。華嚴庵位於青川縣青溪鎮以南七公里的蓮花山上，佔地面積超過一百畝，東西兩面是草木叢生的山溝，西側山溝內有巨石壘砌的雙層中空明代石牆，留下了石碑、石佛、九五方圓塔、清皇曆書等遺址、遺物。在“廣佛碑”和“華嚴庵重建碑”兩碑文上，兩者所記載的“建文帝於宣德六年到此”，與《明史紀事本末》中“宣德六年文帝由延安到西安入蜀”的記載相吻合。
還有人認為建文帝在四川平昌佛羅寺躲藏過，並病逝於此，葬於寺後山坡上。建文帝之所以選擇佛羅寺，是喜歡這裡偏僻難尋，不容易被發現。因他常常面向京城的方向暗自哭泣，後人就把佛羅寺改稱望京寺。
另外，有學者認為，“靖難之役”後建文帝逃亡到了青海瞿曇寺。《創修渭源縣誌》卷九《藝文志》中《五竹寺記》載：“建文於夏六月庚申十三日未時，由癸門出，比時願扈駕二十二人，節（郭節）其一也。君臣奔竄崎嶇，晝伏夜行。歷滇南、巴蜀，建文至樂都瞿曇寺。”據史料記載，瞿曇寺建立初期就與明皇室建立了密切關係。永樂以來，明朝歷代帝王給瞿曇寺賜匾、修佛堂、封國師、賜印、派大臣等史不絕書，這種割捨不斷的關係本身就耐人尋味。“靖難之役”爆發後，燕王率軍南下，北方道路被封，建文帝只有向南方逃竄，輾轉雲貴、巴蜀，最後選擇西北邊荒的河湟地區作為落腳點，是極有可能的。這一逃亡路線正好也印證了民間傳說中的“滇、黔、巴蜀間相傳有帝為僧時往來跡”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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