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直擊看病難、看病貴這一沉重而殘酷話題的電影——《我不是藥神》近日在中國掀起觀影熱潮，
一名純粹的藥販子，一個轟動一時的“藥俠”原型，這部被稱為難得迴歸現實的中國影片，
上半場喜，下半場悲，正如它的海報顯示的那樣，角色越是笑得開心，電影裡越是哭到崩潰。
《我不是藥神》的成功在於走“現實主義路線”，不僅描寫了民眾真實生活，而且直擊看病難、看病貴等痛點。
“我不想死，我想活著，行嗎？”這是《我不是藥神》裡，一位身患慢粒白血病的婆婆流露出的無助。
“病了三年，4萬元（人民幣，下同）的藥吃了三年，房子吃沒了，家也吃垮了。”
她抓著警察的手，說到最後聲音已經顫抖。
這部現實主義電影在中國上映短短數日就已經積攢了相當高的人氣與口碑。
從故事層面，《我不是藥神》並不複雜，徐崢扮演的落魄中年男人程勇正處於人生窘境之中，
父親重病，離婚的妻子要來爭奪兒子的撫養權，在風光現代的上海灘，他經營著一家沒人光顧的印度神油店。
這時候，他遇到了年輕的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患者呂受益（王傳君飾），
據呂受益說，中國賣4萬多元的進口特效藥“格列寧”，印度也有，不過是仿製藥物，其價格是正版的1/20，而藥效卻基本無異。
電影中，程勇（中）帶著幾名患者創建了公司，販賣仿製藥。
在巨大的利潤誘惑下，程勇成為了一名“藥販子”，並拿到了“印度格列寧”的獨家代理權，在中國售價5,000元一瓶。
對程勇而言，他靠倒賣藥品發家致富；對廣大慢粒白血病人而言，他們有了便宜的救命藥，擁有了活下去的機會。
於是，病友們紛紛給程勇送錦旗，稱其為“藥神”。
但隨著與病人接觸越深，生命的無助就越刺眼。程勇不想當救世主，但也無法忍受因貧窮而被擋在“求生”門外的絕症患者。
終於，警察開始查封這個在中國境內禁止銷售的“印度格列寧”了，擔心坐牢的程勇決定不再繼續代理仿製藥，病患們的命路也隨之被切斷，呂受益因為斷藥而病情轉危選擇自殺。
影片後半段，程勇走上救贖之路，印度仿藥他只賣500元，即便後來印度藥廠關門，要按市場價收購，他依然只賣500元，自己貼錢賣。
徐崢曾說：“這個角色最打動我的就是他內心的轉變，一開始是想自救、想賺錢，在過程中見證到了生命的脆弱，觸動了作為人的悲憫之心，主動站了出來。”
該片沒有過多地展示白血病病人悽苦的生活，而是講述他們像普通人一樣在活著、在掙扎。
但病人臉上厚厚的口罩和蝸居在醫院周邊各種小旅館裡的鏡頭讓人震撼。
其中有一段，程勇讓所有人摘下口罩，患者們都有些遲疑，他們始終認為自己與別人不一樣。
同為患者的呂受益在這個倒賣藥品的“小團伙”中感受到人生的快樂，他摘下了口罩，這是他第一次覺得病人也可以正常的生活，他也可以做一個“正常人”。
《我不是藥神》努力地發掘現實中的愛與善良，當警察調查販賣假藥時，沒有一個人供出程勇。
而在程勇被判刑時，前來送他的患者排起了長隊，所有人摘下了口罩，用無聲的方式向尊重自己生命價值的人表達敬意。
電影中還有一幕令人觸動，病患黃毛（章宇飾）去拿藥時為躲避警察而出車禍死去，
程勇追問警察：“他只有20歲，他只是想活，他有什麼罪？”
法庭審判上，程勇沒有煽情的自辯，只是簡單地說：“這些人買不起藥，就會死，我難道就看著他們去死？”
千千萬萬的“呂受益們”因病致貧，因貧買不起藥，然後只能睜著空洞的眼睛等死——這不是電影，是當下中國社會同步進行的故事。
事實上，《我不是藥神》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原型陸勇也是一名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患者，被稱為“藥俠”“印度抗癌藥代購第一人”。
今年50歲的陸勇在無錫經營一家針織品公司，他患病已16年。
頭兩年，他一直服用瑞士諾華製藥公司生產的抗癌藥“格列衛”，該藥在中國售價23,500萬元一盒，
平均一粒藥200元，一盒藥只夠吃一個月，每吞下一粒藥，其實都是在吞錢，再加上治療費用等，
兩年間，陸勇花掉近70萬元，即使家境還算殷實的他也不堪重負。
與電影中的程勇（下圖）不同，角色原型陸勇（上圖）是一名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患者，他被稱為“藥俠”。
對於無數被噩運選中的患者來說，普通人用於調侃的“藥不能停”四個字是他們腦袋上的緊箍咒。
2004年，陸勇偶然得知印度有“格列衛”的仿製藥，他嘗試服用後發現效果好，價格便宜（最初4,000元/月，後逐漸降至200元/月），便分享給其他病友，還無償幫忙買藥。
陸勇因此被許多病友稱為“藥俠”“印度抗癌藥代購第一人”。
2013年8月，為方便給印度匯款，陸勇網購三套他人身份信息的銀行賬戶，並將其中一套提供給印度製藥公司作收款賬戶。
同年11月，他因涉“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藥罪”被捕。
之後，數百名白血病患者聯名寫信求情，最終法院對這起案件“撤回起訴”，陸勇免去了一場牢獄之災。
《我不是藥神》的上映讓陸勇再度成為熱點人物。
但很長一段時間，陸勇對電影的改編並不滿意，他不想讓外界以為他是為了錢做這件事，
電影首映典禮上，徐崢寬慰陸勇說：“這部電影小人物的部分屬於我，英雄的部分屬於你。”
圖為程勇將印度仿製藥帶回了中國。
英雄是怎麼產生的，是這部電影試圖理清的一個問題。
徐崢扮演的程勇一出場時狼狽至極，他像眾多掙扎在紅塵中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為了謀生狡猾又雞賊，暴躁、麻木、遲鈍，以及抱有某種自欺欺人的自尊，自己的生活已經一團亂麻，對他人的苦難往往也是冷漠的。
不少人在這部電影裡看到了《達拉斯買傢俱樂部》和《辛德勒的名單》的影子，
仔細對照，在電影表達手法上，各自之間的共同之處事實上並不多，
但就現實意義而言，卻大有殊途同歸的影子，影片的主角們都不是英雄，都絕非一清二白的“好人”，
但在故事行進的過程中，這些被生活異化和扭曲的人，最終激發出純良的一面，實現自我救贖與懺悔，從而撫慰世間的公義和人心。
所以，當程勇開始被大家喚做救世主時，他可以毫無負擔地否決掉，“我不要做什麼救世主，我就是掙錢。”
監製甯浩、男主徐崢，看到這樣的搭配，再看看海報裡笑得無比燦爛的人物，
電影上映前，不少觀眾認定，這是一部特殊的喜劇片，
但結果卻是相反，有影評稱，這部迴歸現實的影片，上半場喜，下半場悲，紮根社會，海報上的人越是笑得開心，電影裡越是哭到崩潰。
《我不是藥神》無疑是催淚的，但絕不是空煽情，它戳中的正是每個人的痛點——看病難，看病貴。誰能保證這一輩子自己和家人不生病呢？
一位中國網民表示：自己的媽媽去年確診卵巢癌晚期。
那時，海外上市了可以吃的靶向藥Niraparib，效果很好，但藥不能停。
目前最低的報價為一個月12萬元。稍微便宜點的Olaparib也要一個月6萬元。
“只要吃了就能少受罪，多活命。但是我賣房賣車也不夠一年的藥錢。這種絕望，沒經歷過的人根本不可能明白”。
最初，通過販賣仿製藥，以程勇為首的“小團隊”一夜暴富。
《我不是藥神》裡也赤裸裸地展現了這樣的現實，藥販子得意又冷血地說出，
“這個世界上只有一種病，窮病。”
有評論稱，這部電影太容易引起中國觀眾的共情。
“天價藥”是一個需要高度重視的社會問題。究其原因，是中國高昂的關稅，且中國仿製藥少，對專利藥競爭壓力少，價格自然下不來。
每個國家對專利法其實都有“專利強制許可制度”，指一些專利在利用的不合理、或由於一些緊急或重要原因需要使用時，國家可以強制把一項專利授權使用，即專利白名單。
印度在藥物方面是開放“專利強制許可制度”的，所以各藥店有大量價廉物美的仿製藥，成分與功效相同，但價格更低。
中國儘管也有“專利強制許可制度”，但實際上卻從未使用過。
直到2014年“格列衛”的專利權到期，中國才出現了仿製“格列衛”，但也僅限於一代藥物的仿製。
週一圍飾演的警察受命調查假藥事件，身為執法者的他在情與法之間難以抉擇，他也很好地詮釋了這種糾結。
“有病沒有藥是天災，有藥買不起是人禍。”這是一名湖南白血病人去省委要求“格列衛”納入醫保時說的話。
從情理上說，當進口原研抗癌藥的價格高不可及、海外又存在質優價廉的仿製藥時，若秉持尊重生命的理念，應該允許患者自己獲得這些仿製藥。
但從法理上講，一切未經批准在中國上市的藥品都屬於“假藥”，販賣假藥屬於違法行為，治病不能成為違法的理由。
當法理和情理出現衝突，是以法理為重，還是以情理為重，的確是一個兩難的選擇。
這部電影就拋出了這對矛盾，引發人們對這道難題的深入思考。
所以，《我不是藥神》的社會意義要遠大於電影意義。
它至少是個起點，不過，如今，那群生活在噩運之下的人看到了希望，中國已經採取了諸多相應舉措，譬如加快進口抗癌藥在中國市場的上市審批進度、實行零關稅等。
這些舉措受到患者和公眾的認同和讚許。而就在電影上映前，中國已經取消進口藥的關稅，片中天價藥“格列衛”也已經納入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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