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直击看病难、看病贵这一沉重而残酷话题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近日在中国掀起观影热潮，
一名纯粹的药贩子，一个轰动一时的“药侠”原型，这部被称为难得回归现实的中国影片，
上半场喜，下半场悲，正如它的海报显示的那样，角色越是笑得开心，电影里越是哭到崩溃。
《我不是药神》的成功在于走“现实主义路线”，不仅描写了民众真实生活，而且直击看病难、看病贵等痛点。
“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行吗？”这是《我不是药神》里，一位身患慢粒白血病的婆婆流露出的无助。
“病了三年，4万元（人民币，下同）的药吃了三年，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
她抓着警察的手，说到最后声音已经颤抖。
这部现实主义电影在中国上映短短数日就已经积攒了相当高的人气与口碑。
从故事层面，《我不是药神》并不复杂，徐峥扮演的落魄中年男人程勇正处于人生窘境之中，
父亲重病，离婚的妻子要来争夺儿子的抚养权，在风光现代的上海滩，他经营着一家没人光顾的印度神油店。
这时候，他遇到了年轻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吕受益（王传君饰），
据吕受益说，中国卖4万多元的进口特效药“格列宁”，印度也有，不过是仿制药物，其价格是正版的1/20，而药效却基本无异。
电影中，程勇（中）带着几名患者创建了公司，贩卖仿制药。
在巨大的利润诱惑下，程勇成为了一名“药贩子”，并拿到了“印度格列宁”的独家代理权，在中国售价5,000元一瓶。
对程勇而言，他靠倒卖药品发家致富；对广大慢粒白血病人而言，他们有了便宜的救命药，拥有了活下去的机会。
于是，病友们纷纷给程勇送锦旗，称其为“药神”。
但随着与病人接触越深，生命的无助就越刺眼。程勇不想当救世主，但也无法忍受因贫穷而被挡在“求生”门外的绝症患者。
终于，警察开始查封这个在中国境内禁止销售的“印度格列宁”了，担心坐牢的程勇决定不再继续代理仿制药，病患们的命路也随之被切断，吕受益因为断药而病情转危选择自杀。
影片后半段，程勇走上救赎之路，印度仿药他只卖500元，即便后来印度药厂关门，要按市场价收购，他依然只卖500元，自己贴钱卖。
徐峥曾说：“这个角色最打动我的就是他内心的转变，一开始是想自救、想赚钱，在过程中见证到了生命的脆弱，触动了作为人的悲悯之心，主动站了出来。”
该片没有过多地展示白血病病人凄苦的生活，而是讲述他们像普通人一样在活着、在挣扎。
但病人脸上厚厚的口罩和蜗居在医院周边各种小旅馆里的镜头让人震撼。
其中有一段，程勇让所有人摘下口罩，患者们都有些迟疑，他们始终认为自己与别人不一样。
同为患者的吕受益在这个倒卖药品的“小团伙”中感受到人生的快乐，他摘下了口罩，这是他第一次觉得病人也可以正常的生活，他也可以做一个“正常人”。
《我不是药神》努力地发掘现实中的爱与善良，当警察调查贩卖假药时，没有一个人供出程勇。
而在程勇被判刑时，前来送他的患者排起了长队，所有人摘下了口罩，用无声的方式向尊重自己生命价值的人表达敬意。
电影中还有一幕令人触动，病患黄毛（章宇饰）去拿药时为躲避警察而出车祸死去，
程勇追问警察：“他只有20岁，他只是想活，他有什么罪？”
法庭审判上，程勇没有煽情的自辩，只是简单地说：“这些人买不起药，就会死，我难道就看着他们去死？”
千千万万的“吕受益们”因病致贫，因贫买不起药，然后只能睁着空洞的眼睛等死——这不是电影，是当下中国社会同步进行的故事。
事实上，《我不是药神》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原型陆勇也是一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被称为“药侠”“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
今年50岁的陆勇在无锡经营一家针织品公司，他患病已16年。
头两年，他一直服用瑞士诺华制药公司生产的抗癌药“格列卫”，该药在中国售价23,500万元一盒，
平均一粒药200元，一盒药只够吃一个月，每吞下一粒药，其实都是在吞钱，再加上治疗费用等，
两年间，陆勇花掉近70万元，即使家境还算殷实的他也不堪重负。
与电影中的程勇（下图）不同，角色原型陆勇（上图）是一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他被称为“药侠”。
对于无数被噩运选中的患者来说，普通人用于调侃的“药不能停”四个字是他们脑袋上的紧箍咒。
2004年，陆勇偶然得知印度有“格列卫”的仿制药，他尝试服用后发现效果好，价格便宜（最初4,000元/月，后逐渐降至200元/月），便分享给其他病友，还无偿帮忙买药。
陆勇因此被许多病友称为“药侠”“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
2013年8月，为方便给印度汇款，陆勇网购三套他人身份信息的银行账户，并将其中一套提供给印度制药公司作收款账户。
同年11月，他因涉“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之后，数百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求情，最终法院对这起案件“撤回起诉”，陆勇免去了一场牢狱之灾。
《我不是药神》的上映让陆勇再度成为热点人物。
但很长一段时间，陆勇对电影的改编并不满意，他不想让外界以为他是为了钱做这件事，
电影首映典礼上，徐峥宽慰陆勇说：“这部电影小人物的部分属于我，英雄的部分属于你。”
图为程勇将印度仿制药带回了中国。
英雄是怎么产生的，是这部电影试图理清的一个问题。
徐峥扮演的程勇一出场时狼狈至极，他像众多挣扎在红尘中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为了谋生狡猾又鸡贼，暴躁、麻木、迟钝，以及抱有某种自欺欺人的自尊，自己的生活已经一团乱麻，对他人的苦难往往也是冷漠的。
不少人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了《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和《辛德勒的名单》的影子，
仔细对照，在电影表达手法上，各自之间的共同之处事实上并不多，
但就现实意义而言，却大有殊途同归的影子，影片的主角们都不是英雄，都绝非一清二白的“好人”，
但在故事行进的过程中，这些被生活异化和扭曲的人，最终激发出纯良的一面，实现自我救赎与忏悔，从而抚慰世间的公义和人心。
所以，当程勇开始被大家唤做救世主时，他可以毫无负担地否决掉，“我不要做什么救世主，我就是挣钱。”
监制宁浩、男主徐峥，看到这样的搭配，再看看海报里笑得无比灿烂的人物，
电影上映前，不少观众认定，这是一部特殊的喜剧片，
但结果却是相反，有影评称，这部回归现实的影片，上半场喜，下半场悲，扎根社会，海报上的人越是笑得开心，电影里越是哭到崩溃。
《我不是药神》无疑是催泪的，但绝不是空煽情，它戳中的正是每个人的痛点——看病难，看病贵。谁能保证这一辈子自己和家人不生病呢？
一位中国网民表示：自己的妈妈去年确诊卵巢癌晚期。
那时，海外上市了可以吃的靶向药Niraparib，效果很好，但药不能停。
目前最低的报价为一个月12万元。稍微便宜点的Olaparib也要一个月6万元。
“只要吃了就能少受罪，多活命。但是我卖房卖车也不够一年的药钱。这种绝望，没经历过的人根本不可能明白”。
最初，通过贩卖仿制药，以程勇为首的“小团队”一夜暴富。
《我不是药神》里也赤裸裸地展现了这样的现实，药贩子得意又冷血地说出，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有评论称，这部电影太容易引起中国观众的共情。
“天价药”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是中国高昂的关税，且中国仿制药少，对专利药竞争压力少，价格自然下不来。
每个国家对专利法其实都有“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指一些专利在利用的不合理、或由于一些紧急或重要原因需要使用时，国家可以强制把一项专利授权使用，即专利白名单。
印度在药物方面是开放“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所以各药店有大量价廉物美的仿制药，成分与功效相同，但价格更低。
中国尽管也有“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但实际上却从未使用过。
直到2014年“格列卫”的专利权到期，中国才出现了仿制“格列卫”，但也仅限于一代药物的仿制。
周一围饰演的警察受命调查假药事件，身为执法者的他在情与法之间难以抉择，他也很好地诠释了这种纠结。
“有病没有药是天灾，有药买不起是人祸。”这是一名湖南白血病人去省委要求“格列卫”纳入医保时说的话。
从情理上说，当进口原研抗癌药的价格高不可及、海外又存在质优价廉的仿制药时，若秉持尊重生命的理念，应该允许患者自己获得这些仿制药。
但从法理上讲，一切未经批准在中国上市的药品都属于“假药”，贩卖假药属于违法行为，治病不能成为违法的理由。
当法理和情理出现冲突，是以法理为重，还是以情理为重，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这部电影就抛出了这对矛盾，引发人们对这道难题的深入思考。
所以，《我不是药神》的社会意义要远大于电影意义。
它至少是个起点，不过，如今，那群生活在噩运之下的人看到了希望，中国已经采取了诸多相应举措，譬如加快进口抗癌药在中国市场的上市审批进度、实行零关税等。
这些举措受到患者和公众的认同和赞许。而就在电影上映前，中国已经取消进口药的关税，片中天价药“格列卫”也已经纳入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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