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內公益圈接連有“大佬”被曝出涉嫌性侵女學員或女志願者。先是被譽為乙肝鬥士的知名公益人雷闖被女志願者指控在三年前的徒步活動中遭其性侵，隨後，雷闖承認性侵指控屬實，表示後悔莫及，考慮向警方自首。緊接著公益圈的“馮校長”馮永鋒也被女學員指控性騷擾。昨日上午，馮永鋒對舉報內容作出回應，並羅列“性騷擾”的事實，期望得到原諒。
其後，陸續有公益圈其他人士也被扒。公益圈儼然成了性侵的“多發區”。
以慈善、公益為標識的公益圈，為什麼會成為性侵“多發區”呢？這恐怕與公益圈自身的一些特點分不開。
與任何職場性侵事件一樣，公益圈性侵之所以發生也主要由三個因素影響。一是權力落差。性侵事件的加害人與受害人往往存在著顯著的權力落差，前者相比於後者擁有相當的權力。當然，不同的職場，權力的意蘊可能有所不同。
影響職場性侵的第二個因素是加害人往往是擁有權力的資深男性。在職場中，實施性侵的加害人往往是位高權重的男性資深高階管理人員，或者舉足輕重的男性資深員工。位高權重好理解，意味著權柄；資深在許多職場語境中，也同樣意味著某種權力。
相對地，影響職場性侵的第三個因素就是受害人往往是沒什麼背景的新入職年輕女性。新入職的職場新人也就意味著在職場根基淺，擁有權力的加害人可以給她們提供利於職場適應和發展的種種資源，甚至稀缺資源。
權力落差、資深權重的加害人、年輕新進不久的受害人，構成了職場性侵最關鍵的三個因素。公益圈與其他典型職場的區別在於，年輕新人進出頻繁，大多是懷著理想主義情懷，憑著年輕熱忱而投身到公益事業來的，她們既缺乏經驗，也不怎麼具有專業技能。
因此，在公益圈內，在某一領域具有聲名、歷史業績和資深資歷的“大佬”，相對於年輕的學員或志願者來說，就具有專業上的權威。同時，這些“大佬”往往是兼職身份，與年輕的學員或志願者之間是一種鬆散的合作關係，不像典型職場有著縝密的制度約束和限制。
就這樣，缺乏制度約束和限制的鬆散合作關係；進出頻繁人數眾多的年輕女性新人；“導師”般的權力和對年輕女學員或志願者的影響力，這幾個因素疊加，性侵事件頻發也就不奇怪了。
而要避免和遏制公益圈性侵頻發的現象，就需要對資深“大佬”與年輕女學員之間的交往互動，建立起類似典型職場那樣的制度性約束和限制。非但如此，有效的制度約束，還需要落實在有效的制度性懲戒和制度性防範上。
可喜的是，隨著多例涉嫌性侵的“大佬”被曝光，許多公益機構和組織已經行動起來，著手從制度建設上來完善對女性志願者保護。希望這一番“風暴”能真正成為助益公益圈風清氣正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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