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人見聖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就千方百計替他開脫，到了證據確鑿，無從開脫的時候，就說書上的事蹟，出於後人附會。
李宗吾這樣的論說，讓我們民族性中的這種可愛與不地道的一面暴露了出來。我們這種內向型的自我保護意識形態還是很明顯的。
當然，這樣的自我保護意識形態中也就再一次把我們的“面子”情結給呈現了出來。這樣的情結，有時候可能確實會給我們帶來一定的好處，但是，這樣的情結，無疑又給我們民族性格中，多增加了一些依賴性與苟且偷安的特性。
也就是說，在我們的民族性格中，時不時有著為了保護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而不敢，或者說是不願面對事實地自欺欺人。這應該說是我們民族性格中的軟肋。
這樣的民族性的可惡之處正如李宗吾在其著作中所說：中國人民，受了數千年君主的摧殘壓迫，民意不能出現，無怪乎政治紊亂。中國學者，受了數千年聖人的摧殘壓迫，思想不能獨立，無怪乎學術消沉。
李宗吾的特立獨行，也在於他的這種敢於橫刀立馬，劍指上層建築，並能擊中要害。因為這是有著他生存的歷史背景的，要是這樣的話放當代話語權比較寬鬆的學術領域中來看，似乎也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來的。
而他所生存的是一個基本上難以把下面的意思往上傳達的社會，也就是說，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從上邊壓下來的。
而這樣的安靜，是可怕的，尤其是對一個民族來說，更是一個可怕的噩夢。
因為這樣的混沌，其下場就是一場血淚史的書寫。所以，我們古人也作詩句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在學術界，不是“聖人”說的，就不敢說，或者是把這種真正原創性的見解當作不嚴謹來看待，這樣的審美中，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正在玩著“掩耳盜鈴”式的把戲，把我們的警鐘給遮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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