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中藥，離開國學，無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學好中醫，一定要學好國學。
中醫學是植根於中國歷史和文化沃土之上的參天大樹，中國古代哲學對於中醫學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促進和指導作用，對於中醫思維的形成更是有“水土”之功。中國古代哲學是以“易”為源頭，以儒、釋、道為核心。下面僅就此“四學”談一下筆者對於中國古代哲學與中醫學思維淵源的認識和體會。
易學象思維對中醫思維的影響
易學作為群經之首，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源頭活水，在影響中國古代諸子百家之時，也不斷滋養著中醫理論思維的產生和發展。
1.“陰陽”概念
《莊子》曾言：“易以道陰陽”，可見易是以陰陽為基礎的。《周易》對陰陽學說做出了“一陰一陽之謂道”的高度概括，並把陰陽的存在及其運動變化視為宇宙的基本規律。陰陽及其相互作用是解釋和認識宇宙萬物發生發展變化的原因和規律，成為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本工具。中醫學發展是將陰陽學說由解釋和認識宇宙萬物引申到解釋和認識生命和疾病現象。《黃帝內經》作為中醫學很早的、相當完善的典籍，將陰陽學說進行了系統運用和創新發展，便是例證。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提出“陰陽”之總論為：“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於本”。對於人體生理和結構表現為“背為陽，陽中之陽，心也……腹為陰，陰中之陰也”（《素問·金匱真言論》），“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素問·生氣通天論》）；對於疾病和治療原理表現為“夫邪之所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素問·調經論》），“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素問·至真要大論》），這些無不表徵著中醫學使用陰陽學說闡述生理變化以及疾病發生、發展、診治、預防等各方面的內容。可見，中醫學認為陰陽的存在及其運動變化不僅是宇宙的基本規律，也是生命和疾病的根本所在，陰陽學說在中醫學中得到了具體運用和發揮。
2.“應象”模式
《周易》通過“陰陽之象”和“卦象”的必應關係來解釋宇宙、社會和人體，蘊涵了豐富的應象思維模式。它通過“陰陽”之象的兩個“爻”，構成代表天、地、風、雷、水、火、山、澤的8個“卦”的“象”（卦象），通過應用8個卦象的組合、運動、變化，又形成了64個卦象，用來反映和思考宇宙萬物的變化規律，包含著世相、物象、事象等。中醫學在象思維的基礎上，採用應象思維模式，結合陰陽學說，通過對人體外部的象（屬陽）的觀察來對人體內部的象（屬陰）進行診察，並以此來對人體的生理病理進行認識、研究和診治；同時結合五行理論，將人體的“五臟”分別歸屬於木、火、土、金、水“五行”，通過“五藏”的“象”（藏象）的寒熱、虛實、生克、乘侮等的運動、變化，以及與五音、五味、五色、五氣、五方等理論結合、組合，來反映人體的生理、病理變化規律，形成了藏象理論學說。可見，中醫學應用易學的應象思維模式，論述人體生命的規律、說明疾病的發生傳變、確定疾病的病位病情以及指導疾病的診治預防等，形成了“藏象學說”，表徵著象思維在“應象思維模式”下在中醫學的應用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3.“三易”思維方法
“易”有“三易”——變易（變化無時無刻不在）、不易（變化的大規律不變、變者不變）、簡易（容易）。首先，易學中的“變易”思想，認為世界萬物處在不斷變化的恆動過程中，說明靜止是相對的，只有變化運動才是絕對的。這種變易思想在中醫學思維中表現為陰陽、五行總是處於一種恆動的變化當中，即陰陽的互根互用、消長平衡、相互轉化，以及五行的運動變化、消長平衡、生克乘侮等方面。其次，易學中的“不易”思想，認為世界萬物及現象看上去異常複雜，但其卻有不變的規律存在。與之相類似，中醫學在瞭解人體、疾病及其養生、診療過程中，要求把握住“永恆變化”這一“不易”的規律，從而導致了中醫學說中的“動態平衡”“知常達變”等理論的提出，以及“因人”“因時”“因地”的“三因制宜”診療原則的確立。最後，易學中的“簡易”思想，認為世間萬物及其規律十分複雜，需要有一種簡明的思想或方法，才能準確把握極其複雜的大千世界。同樣，中醫學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致力於尋找“執簡馭繁”的方法，通過“陰陽”“五行”“六淫”“八綱”“四氣”“五味”等理論，對人體的生理、病理、診斷、治療，以及藥物的性能功用等方面進行“簡易”處理，甚至在醫學教育方面，還產生了清代陳修園的《醫學實在易》。
道學道生思想對中醫思維的影響
1.道本論
道家採用“道”本思想解釋萬物的化生，認為“道”和“氣”是化生萬物的根本。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道德經》），“通天下一氣耳”（《莊子·知北遊》），是指萬物化生皆始於“道”，道生陰陽二氣，陰陽和氣而生萬物。道家尋“本”-釋“本”-循“本”的思維模式被中醫學吸收使用，中醫也以陰陽作為天地、萬物、變化、生殺、神明、治病等等諸多方面的根本，提出人自身陰陽的概念，如“人生有形，不離陰陽”（《素問·寶命全形論》），“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素問·生氣通天論》），認為人體生命發生和人體生命進程的推動調控的根源為“陰陽二氣”，以此“本”來解釋人體的生命現象。中醫的特色就是以陰陽精氣作為人體的根本，重視事物及機制的本質和規律的研究，並遵循此規律來指導人體的生命結構、生理功能以及診斷、治療、養生等各個方面的研究和運用。
2.道生論
老子在《道德經》中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在《養生主》中也提出“依乎天理”，可見道學將養生的法則歸結為遵循自然之理，即遵循“道”，而其思維方式則為“法”，即遵循、順任。《素問·上古天真論》中說“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做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同樣強調，人們必須採取順任自然，遵循“道”的養生原則，方能養生卻病、延年益壽。其次，《道德經》記載“至虛極，守靜篤……道乃久，沒身不殆”，提出“致虛守靜”的養生思想。《素問·上古天真論》提出了“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其同樣是強調“至虛”“守靜”在養生卻病中的作用。再次，《道德經》提出“見素抱樸，少私寡慾”的思想。《素問·上古天真論》也有“志閒而少欲……其民故曰樸……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的養生法則，可以說是對《道德經》養生思想在中醫學中的繼承和創造性應用，從而使中醫養生防病採用“知道”“合於道”而達到“道生”的遵循、順任自然的思維方式和養生方法。
儒學明理思想對中醫思維的影響
1.天人之理
儒學大家荀子在《荀子·天論》對人的生成、人與自然的關係進行了闡述。首先提出：“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認為人是自然界的產物。中醫學在儒家天人思想的影響下，採用其對人生成的思維模式，闡述人的生成及與自然的關係，如《素問·寶命全形論》：“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認為人是有天地二氣相合而生，是自然界的產物。其次，提出“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認為人通過認識自然、遵循自然規律發揮人的作用，就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從而達到“人定勝天”的目的。《素問·刺法論》中認為“正氣存內，邪不可幹”；《素問·上古天真論》：“虛邪賊風，避之有時”、“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可見中醫學繼承儒學人定勝天的思想，對於健康、疾病、診治、養生等的思維方式，從天人關係、遵循自然規律、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等方面展開的。
2.盡物之理
儒學之初便開始了對“理”的追求，有著窮盡明理之意，如“善學者盡其理”（《荀子·解蔽》），將“窮理”作為其哲學的內核來認識世界萬物。到了宋明理學，理成為解讀氣的世界萬物之本原。二程提出的“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是將理作為氣的本原和萬物的根本。可見“理”在儒家哲學中的地位至高。中醫學受到儒家明理思想的影響，在認識和診療疾病中，強調明理、求理的重要性，同時採用借鑑明“經理”的思維方法達到明“醫理”的目的。中醫在診治過程中強調求“理”的重要性，如“萬事不外乎理，而醫之理尤切，散之則理為萬象，含之則理歸一心”（《景嶽全書·傳忠錄》）；同時要求對“理”的追求，如“物理萬殊若此，學者其於不致知乎”（《本草綱目》），“故欲希扁鵲之神，必須明理，必須求經。經理明而後博採各家，廣資意見，其有不通神人聖者，未之有也”（《類經圖翼》）。無疑，這是通過“儒理”而透徹“醫理”的思維方法。
佛學本緣思想對中醫思維的影響
1.四大說
佛教中四大指地、水、火、風4種構成色法的基本元素，同時也是構成人體的4種基本因素和傷害人體的4種致病因素。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經過中國古代醫家的吸收融合，對中醫學的方方面面包括中醫思維產生了諸多影響。南北朝之後，出現了四大說與中醫學的結合，如佛學理論指出“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陶弘景將《肘後方》增補後改稱《補闕肘後百一方》，並開始使用四大學說解釋生理病理現象；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惡風候》中說“凡風病有四百四種，總而言之，不出五種，即是五風所攝。一曰黃風，二曰青風，三曰赤風，四曰白風，五曰黑風”。其採用了四大和五行理論，並以四大說中的“風”和中醫學中的“五行配五色”理論結合，用於風病的病因病機闡釋；孫思邈在《千金方》中，闡述“地水火風和合成人”、“四百四病，身手自造”、“一氣不調，百一病生，四神動作，四百四病，同時俱發”、“凡人火氣不調，舉身蒸熱……土散則身裂”，將四大說與陰陽、五行學說進行結合，用於闡釋病因病機；清代喻昌在《醫門法律·陰病論》中將四大說和陰陽理論結合，四大歸於陰病，使陰病理論和治療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四大說作為佛教醫學的基石，對中醫學思維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對中國文化、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哲學基礎的影響，其中最為直接的就是通過影響元氣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等的理論對中醫學的思維產生影響。
2.慈悲觀念
慈悲是佛教的根本和重要思想基礎，也是成佛的先決條件。佛學以慈悲為本的思想影響到了古代醫家，正如孫思邈《千金要方·大醫精誠》中說“凡大醫治病……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強調眾生平等和“普救含靈”；在診療病患之時，“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同時強調“至於愛命，人畜一也，損彼益己，物情同患……夫殺生求生，去生更遠……只如雞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處，不得已隱忍而用之”，不僅人與人之間要平等，人與物之間亦是平等的。
小 結
中國古代四學可謂“一源三流”，其各自的發展及其融合，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對於中醫學的影響亦可謂深遠。中醫各家有的受道家思想學說影響較深，如葛洪、陶弘景、巢元方、孫思邈、朱丹溪等；有的受佛家思想學說影響較深，如陶弘景、巢元方、孫思邈、王濤、喻昌等；有的受儒家思想學說影響較深，如寇宗奭、朱丹溪、朱肱、汪機、李時珍、楊繼洲等，形成了“道醫”“佛醫”“儒醫”等不同的流派群體，甚至有如陶弘景、孫思邈等醫家通曉諸家，以諸家合流的思維發展中醫學。可以說，中國古代四學通過對中醫學人思想的影響，進而影響了中醫的思維方式，使得在中醫學的病因病機、診法、治療、養生、教育等方面的探求和闡釋，在中醫學的各種思維範式中，存在著不同學說的影響。
致謝：文章的撰寫、修改得到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學郭剛教授的大力幫助，在此表示真摯的感謝！
參考文獻：略。
本文來源：《中華中醫藥雜誌》2015年2月第30卷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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