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中药，离开国学，无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学好中医，一定要学好国学。
中医学是植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沃土之上的参天大树，中国古代哲学对于中医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和指导作用，对于中医思维的形成更是有“水土”之功。中国古代哲学是以“易”为源头，以儒、释、道为核心。下面仅就此“四学”谈一下笔者对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思维渊源的认识和体会。
易学象思维对中医思维的影响
易学作为群经之首，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源头活水，在影响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之时，也不断滋养着中医理论思维的产生和发展。
1.“阴阳”概念
《庄子》曾言：“易以道阴阳”，可见易是以阴阳为基础的。《周易》对阴阳学说做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高度概括，并把阴阳的存在及其运动变化视为宇宙的基本规律。阴阳及其相互作用是解释和认识宇宙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原因和规律，成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工具。中医学发展是将阴阳学说由解释和认识宇宙万物引申到解释和认识生命和疾病现象。《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很早的、相当完善的典籍，将阴阳学说进行了系统运用和创新发展，便是例证。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阴阳”之总论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对于人体生理和结构表现为“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腹为阴，阴中之阴也”（《素问·金匮真言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生气通天论》）；对于疾病和治疗原理表现为“夫邪之所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素问·调经论》），“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这些无不表征着中医学使用阴阳学说阐述生理变化以及疾病发生、发展、诊治、预防等各方面的内容。可见，中医学认为阴阳的存在及其运动变化不仅是宇宙的基本规律，也是生命和疾病的根本所在，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具体运用和发挥。
2.“应象”模式
《周易》通过“阴阳之象”和“卦象”的必应关系来解释宇宙、社会和人体，蕴涵了丰富的应象思维模式。它通过“阴阳”之象的两个“爻”，构成代表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的8个“卦”的“象”（卦象），通过应用8个卦象的组合、运动、变化，又形成了64个卦象，用来反映和思考宇宙万物的变化规律，包含着世相、物象、事象等。中医学在象思维的基础上，采用应象思维模式，结合阴阳学说，通过对人体外部的象（属阳）的观察来对人体内部的象（属阴）进行诊察，并以此来对人体的生理病理进行认识、研究和诊治；同时结合五行理论，将人体的“五脏”分别归属于木、火、土、金、水“五行”，通过“五藏”的“象”（藏象）的寒热、虚实、生克、乘侮等的运动、变化，以及与五音、五味、五色、五气、五方等理论结合、组合，来反映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规律，形成了藏象理论学说。可见，中医学应用易学的应象思维模式，论述人体生命的规律、说明疾病的发生传变、确定疾病的病位病情以及指导疾病的诊治预防等，形成了“藏象学说”，表征着象思维在“应象思维模式”下在中医学的应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三易”思维方法
“易”有“三易”——变易（变化无时无刻不在）、不易（变化的大规律不变、变者不变）、简易（容易）。首先，易学中的“变易”思想，认为世界万物处在不断变化的恒动过程中，说明静止是相对的，只有变化运动才是绝对的。这种变易思想在中医学思维中表现为阴阳、五行总是处于一种恒动的变化当中，即阴阳的互根互用、消长平衡、相互转化，以及五行的运动变化、消长平衡、生克乘侮等方面。其次，易学中的“不易”思想，认为世界万物及现象看上去异常复杂，但其却有不变的规律存在。与之相类似，中医学在了解人体、疾病及其养生、诊疗过程中，要求把握住“永恒变化”这一“不易”的规律，从而导致了中医学说中的“动态平衡”“知常达变”等理论的提出，以及“因人”“因时”“因地”的“三因制宜”诊疗原则的确立。最后，易学中的“简易”思想，认为世间万物及其规律十分复杂，需要有一种简明的思想或方法，才能准确把握极其复杂的大千世界。同样，中医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致力于寻找“执简驭繁”的方法，通过“阴阳”“五行”“六淫”“八纲”“四气”“五味”等理论，对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以及药物的性能功用等方面进行“简易”处理，甚至在医学教育方面，还产生了清代陈修园的《医学实在易》。
道学道生思想对中医思维的影响
1.道本论
道家采用“道”本思想解释万物的化生，认为“道”和“气”是化生万物的根本。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是指万物化生皆始于“道”，道生阴阳二气，阴阳和气而生万物。道家寻“本”-释“本”-循“本”的思维模式被中医学吸收使用，中医也以阴阳作为天地、万物、变化、生杀、神明、治病等等诸多方面的根本，提出人自身阴阳的概念，如“人生有形，不离阴阳”（《素问·宝命全形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生气通天论》），认为人体生命发生和人体生命进程的推动调控的根源为“阴阳二气”，以此“本”来解释人体的生命现象。中医的特色就是以阴阳精气作为人体的根本，重视事物及机制的本质和规律的研究，并遵循此规律来指导人体的生命结构、生理功能以及诊断、治疗、养生等各个方面的研究和运用。
2.道生论
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在《养生主》中也提出“依乎天理”，可见道学将养生的法则归结为遵循自然之理，即遵循“道”，而其思维方式则为“法”，即遵循、顺任。《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做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同样强调，人们必须采取顺任自然，遵循“道”的养生原则，方能养生却病、延年益寿。其次，《道德经》记载“至虚极，守静笃……道乃久，没身不殆”，提出“致虚守静”的养生思想。《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出了“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其同样是强调“至虚”“守静”在养生却病中的作用。再次，《道德经》提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思想。《素问·上古天真论》也有“志闲而少欲……其民故曰朴……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的养生法则，可以说是对《道德经》养生思想在中医学中的继承和创造性应用，从而使中医养生防病采用“知道”“合于道”而达到“道生”的遵循、顺任自然的思维方式和养生方法。
儒学明理思想对中医思维的影响
1.天人之理
儒学大家荀子在《荀子·天论》对人的生成、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阐述。首先提出：“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中医学在儒家天人思想的影响下，采用其对人生成的思维模式，阐述人的生成及与自然的关系，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认为人是有天地二气相合而生，是自然界的产物。其次，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认为人通过认识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发挥人的作用，就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从而达到“人定胜天”的目的。《素问·刺法论》中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上古天真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可见中医学继承儒学人定胜天的思想，对于健康、疾病、诊治、养生等的思维方式，从天人关系、遵循自然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等方面展开的。
2.尽物之理
儒学之初便开始了对“理”的追求，有着穷尽明理之意，如“善学者尽其理”（《荀子·解蔽》），将“穷理”作为其哲学的内核来认识世界万物。到了宋明理学，理成为解读气的世界万物之本原。二程提出的“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是将理作为气的本原和万物的根本。可见“理”在儒家哲学中的地位至高。中医学受到儒家明理思想的影响，在认识和诊疗疾病中，强调明理、求理的重要性，同时采用借鉴明“经理”的思维方法达到明“医理”的目的。中医在诊治过程中强调求“理”的重要性，如“万事不外乎理，而医之理尤切，散之则理为万象，含之则理归一心”（《景岳全书·传忠录》）；同时要求对“理”的追求，如“物理万殊若此，学者其于不致知乎”（《本草纲目》），“故欲希扁鹊之神，必须明理，必须求经。经理明而后博采各家，广资意见，其有不通神人圣者，未之有也”（《类经图翼》）。无疑，这是通过“儒理”而透彻“医理”的思维方法。
佛学本缘思想对中医思维的影响
1.四大说
佛教中四大指地、水、火、风4种构成色法的基本元素，同时也是构成人体的4种基本因素和伤害人体的4种致病因素。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过中国古代医家的吸收融合，对中医学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医思维产生了诸多影响。南北朝之后，出现了四大说与中医学的结合，如佛学理论指出“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陶弘景将《肘后方》增补后改称《补阙肘后百一方》，并开始使用四大学说解释生理病理现象；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恶风候》中说“凡风病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五风所摄。一曰黄风，二曰青风，三曰赤风，四曰白风，五曰黑风”。其采用了四大和五行理论，并以四大说中的“风”和中医学中的“五行配五色”理论结合，用于风病的病因病机阐释；孙思邈在《千金方》中，阐述“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四百四病，身手自造”、“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土散则身裂”，将四大说与阴阳、五行学说进行结合，用于阐释病因病机；清代喻昌在《医门法律·阴病论》中将四大说和阴阳理论结合，四大归于阴病，使阴病理论和治疗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四大说作为佛教医学的基石，对中医学思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的影响，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通过影响元气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等的理论对中医学的思维产生影响。
2.慈悲观念
慈悲是佛教的根本和重要思想基础，也是成佛的先决条件。佛学以慈悲为本的思想影响到了古代医家，正如孙思邈《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强调众生平等和“普救含灵”；在诊疗病患之时，“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同时强调“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只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不仅人与人之间要平等，人与物之间亦是平等的。
小 结
中国古代四学可谓“一源三流”，其各自的发展及其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对于中医学的影响亦可谓深远。中医各家有的受道家思想学说影响较深，如葛洪、陶弘景、巢元方、孙思邈、朱丹溪等；有的受佛家思想学说影响较深，如陶弘景、巢元方、孙思邈、王涛、喻昌等；有的受儒家思想学说影响较深，如寇宗奭、朱丹溪、朱肱、汪机、李时珍、杨继洲等，形成了“道医”“佛医”“儒医”等不同的流派群体，甚至有如陶弘景、孙思邈等医家通晓诸家，以诸家合流的思维发展中医学。可以说，中国古代四学通过对中医学人思想的影响，进而影响了中医的思维方式，使得在中医学的病因病机、诊法、治疗、养生、教育等方面的探求和阐释，在中医学的各种思维范式中，存在着不同学说的影响。
致谢：文章的撰写、修改得到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郭刚教授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真挚的感谢！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年2月第30卷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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