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特色風光丙烯畫
在第一次進軍海南之前，李書福已經算是比較成功的企業家。
那個時候，改革開放才推進十幾年，李書福就已經創辦了黃岩縣北極花電冰箱廠，日後，他又嗅出了逐漸富裕的人民，在住上對裝潢的需求，於是又創辦了裝潢材料廠。儘管中間有所波折，但他創辦什麼，就大賣什麼。所以，當他踏進海南的土地時，兜裡揣的是數千萬的資金。要知道，那可是在1992年，基層公務員的工資也才兩三百一個月。
海南卻給這位企業家當頭一棒，同時也對他那抑制不住擴張的衝動，亮出了一張黃牌。
讓他血本無歸的，正是海南在1990年代初的“房地產大躍進”——在1988年脫離廣東獨立建省之後，海南吸引了大批的人前來淘金。與此同時，在中國的宏觀經濟過熱的經濟環境背景下，以四大銀行為首的資金，包括大型國企以至鄉鎮企業和民營資本的大量資本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了房地產市場，當時流傳著“要掙錢，到海南；要發財，炒樓花”的口號。
這也導致了總人數不過160萬的海島上竟然出現了兩萬多家房地產公司。短短三年，房價增長超過4倍。最後的遺產，是600多棟“爛尾樓”、18834公頃閒置土地和800億元積壓資金，僅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壞賬就高達300億元。
李書福以為自己又遇見了一片“藍海”，結果卻成了接盤俠。倒是先他而進入海南的潘石屹、馮倫等人，早早地嗅出了市場上一股不對勁的氣味，趕緊風大扯呼，從而從泡沫破裂之後的死人堆中爬了出來。
今天，再回憶起當年的經歷，潘石屹依舊覺得驚心動魄，也暗自慶幸當年有機會靠五斤橘子兩條三五煙，從當地規劃局查到了這樣的數據——海口常住的15萬人，加上他這些跑去的沒戶口的，差不多三十來萬人。然後，他再將海口市規劃批了的面積，也就是市政配套費都遞交了的，加起來，除了一下海口的人口，記得數字是四十九平方米，而當時的北京，人均住房只有七點四平方米。
誰能相信，一個剛剛建省，就連紅綠燈都少有的地方，房子建得比首都還超前，所以，再不跑，一定會出問題。於是，潘石屹就趕緊跑到北京來，做了第一個項目，在阜成門這邊，萬通新世界廣場，一下子賺了不少錢。相反，海口的大多數企業家，基本上全軍覆沒，出來的很少。
這無疑是李書福創業史上的一次“滑鐵盧”。在回顧自己前半生的創業經歷時，李書福對此有意無意地進行淡化處理。但是，它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碼它讓李書福認識到了，自己並不是什麼都可以做，“我只能幹實業！”
很慶幸，中國因此少了一個很平庸的房地產商人，卻多了一個傑出的製造業能人。
當然，這次投資對李書福而言也不全無是處。也正是在參股三亞東方大酒店的過程中，他結識了自己日後從事汽車製造的幾位好幫手——一個是桂生悅。當時他還在香港華潤，正代表華潤來承建東方大酒店；一個是劉金良，曾作過東方大酒店的常務副總。機緣巧合，他們都因此結識，並互相認可。
多年後，前者協助李書福成功運作吉利在香港上市，並擔任上市公司——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行政總裁及CEO；後者則和尹大慶、趙福全以及安聰慧一起成為李書福的“四大金剛”，併成為吉利在新能源汽車這一戰線的重要開闢者之一。
這應該是海南“房地產大躍進”送給李書福為數不多的好處了。只是，誰也不曾預料的是，在這個曾經跌倒的地方，李書福會換一個方式爬起來。
海南，既是傳奇的黑洞，也生長傳奇。
海南，簡稱“瓊”，省會海口。位於中國最南端，北以瓊州海峽與廣東省劃界，西臨北部灣與廣西壯族自治區和越南相對，東瀕南海與臺灣省對望， 東南和南邊在南海中與菲律賓、文萊和馬來西亞為鄰。
省內的三沙市是中國地理位置最南、總面積最大（含海域面積）、陸地面積最小且人口最少的地級區劃。
上圖為一個儋州人眼中的海南地圖。儋州，也就是瓊F，漢時儋耳郡所在地，今天海南省下轄不設區的市（地級）。處海南西北部，瀕臨北部灣。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人常常會讀錯儋州的儋，其實它讀的是[dān]。
1.>>>漢棄珠崖，開創了中國歷史上主動放棄領地統治權的先例<<<
如果你愛一個人，那麼送他去海南；如果你恨一個人，那麼也請送他去海南。
通讀中國的歷史，你就會發現，舊時的趙家，大多是這樣對待它看不順眼的，或者反叛它、挑戰它權威的子民。
海南島曾經在好長的時間裡都作為流放謫貶官宦和罪臣的地方。可以考知姓氏的第一人是隋代的楊綸。到了唐宋，更是達到了高峰。直到清朝，政府改變了口味，喜歡將犯人流放到東北，或者新疆伊犁。
今天，在省府海口美蘭區，有一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海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海口市青少年德育基地——五公祠。它正是為紀念唐宋兩代被貶謫來此的李德裕（唐朝宰相）、李綱和趙鼎（均為宋朝宰相）、李光和胡銓（均為宋朝的大學士）五位歷史名臣而建。當然，最為知名的，是另一位大咖，蘇東坡。
這是一位一輩子都在政治漩渦中打轉的詩人，曾位極人臣，也曾被一擼到底，花甲之年還被趕到了海南的昌化軍（今儋州），給他的職位叫做“瓊州別駕”——幾乎是從一個國家總理，被斷崖式降職為偏遠地區的一位市長助理。
這種打擊，尚不如海南本身給他帶來的衝擊。從廣東的雷州半島渡海前，他心如死灰，甚至做好了死的準備。
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春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做棺，次便做墓。”
等到他望著茫茫無邊際的大海，想到此去將與家人生死兩隔、自己將要客死在這座被海水囚困的荒蕪淒涼的孤島，更是老淚縱橫，連連發出“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的悲嘆感慨。
剛被貶到海南時的蘇軾，想送首《涼涼》給自己。不過，海南卻給了蘇軾溫暖的懷抱。可以說，蘇軾在海南度過了他人生最後一個重要階段，不管是海南對於蘇軾，還是蘇軾對於海南，相互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致他在作別海南時，發出了另一種慨嘆：九死南荒吾不恨, 茲遊奇絕冠平生。
沒辦法，誰叫此時的海南，還不是遊人如織的度假天堂，而是一塊未開化的蠻荒之地。這個遠離大陸的島嶼，從陸地面積上來說，不大，本島，加周邊的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只有3.54萬平方公里，未必能入統治者的法眼。
更重要的是，它四面皆為海水所隔，和北方之間還橫貫著一條瓊州海峽。在唐虞三代，它被稱為“南服荒繳”（繳：邊界），在秦代，它還是被稱為“越郡外境”。
直到西漢元封元年，正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的聲望以及大漢帝國的國運達到其歷史巔峰之際，海南島才正式納入中國政治版圖，設立郡縣——一為珠崖郡（治今瓊山），另一為儋耳郡（治今儋州），屬交州刺史管轄。
這是海南島歸入中國版圖最早的兩個行政地名，標誌著中央政權對海南島直接統治的開始。
日後，漢武朝太史令司馬談之子司馬遷在他那部曠世鉅著《史記》中，專列《封禪書》一章，其中有“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一句。據考證，這是我國現存典籍中首次出現“海南”一詞。其時的原意應該是指“船沿著渤海向南航行”，但司馬遷這一筆，卻讓這個在他父親去世那年才進入中國政治版圖的海島，有了自己的專有名詞。
海南卻沒有因此走進那被寵愛被關懷的燦爛日子。僅僅過了64年，到了漢武帝的玄孫漢元帝時，海南竟然被當作無用之地，被朝野上下一併捨棄。
西漢著名政論家賈誼的曾孫、時任金馬門待詔的賈捐之曾為此作出《棄珠崖議》，就像一把匕首，紮在海南的心窩。
在這篇對海南赤裸裸的歧視文中，賈捐之勸漢元帝不要再勞民傷財去平定海南島頻繁發生的民間叛亂了，還不如直接放棄那塊領土——因為關東的百姓生活問題還沒有解決，“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還操心什麼海南，簡直是吃飽撐的。再說，捨棄海南，又沒有什麼損失，無非就是一些“珠、犀、玳瑁也”，這些又不是從別的地方搜刮不到。
另外，區區獨居大海之中的州島上，霧露潮溼，又有很多有毒的植物、昆蟲、蛇類以及水土環境的危害，敵人還未被俘虜，戰士就自己死亡了。所以為了海南勞師遠征，有些得不償失。
如果說這貌似有理，但《棄珠崖議》的其它觀點就讓人匪夷所思，比如賈捐之認為，珠崖島上的駱越人，父子同河洗澡，還習慣用鼻子喝水，與禽獸沒有不同，原本就不值得設置郡縣；還認為，那裡的百姓就像魚鱉一樣，哪裡值得貪取？
不得不說，罷郡雖避免了漢王朝與當地黎族先民的衝突，但在海南被棄的背後，一方面是源於統治者對偏遠地區能否進行很好的控制缺乏自信，另一方面則在於傳統的農業文明，對海洋文明的排斥。對封建統治者來說，它們看到的只是一個陸地小省，但是，今天的海南，卻在我們中國300萬平方海里的海洋麵積中，就管轄了200萬平方海里。
這種視野的缺失，讓海南的長期開發受到了影響和制約。同時，漢棄珠崖開創了中國歷史上主動放棄領地統治權的先例，此後歷代王朝面臨類似困境時，棄珠崖之事都會被一再提及。
幸運的是，島內與大陸的交往卻沒有停止，甚至，很多大陸人民還不斷遷往島上，既增進了漢族與當地少數民族的交往，也讓當地的生產力得以提升。
因朋黨之爭被流放到海南的李德裕就寫下這樣的詩句：“魚鹽家給無墟市，禾黍年登有酒尊。” 這說明了海南在唐朝的時候，至少在物質基礎上並不是最差的。
題外話一句，也正是因為這些名動一時的人物的到來，意外地讓海南“躺名”——很多外人對這座島嶼開始有了深刻的關注。
更重要的是，他們來到海南之後，興修地方公益事業、傳播中原文化和培養人才，像蘇東坡就培養了海南第一位舉人姜唐佐、第一位進士符確。
當地百姓感恩於此，所以才建了一座五公祠予以紀念。而在五公祠左側，就有蘇公祠。其中最佔便宜的是李綱，他到海南島僅僅三天，就接到了朝廷的赦令，來去在這個島上不過十天，卻與李德裕一樣，在五公祠裡享受著瓊崖百姓的香火。
今天“五公祠”二樓的大柱上，有這樣一副引人注目的楹聯，用俏皮的口吻書曰：
唐宋君王非寡德，
瓊崖人士有奇緣。
2.>>>宋子文意在海南島舉辦實業，將其再造為“太平洋的天堂”<<<
海口，因海而盛。別稱“椰城”，海南省省會，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支點城市，北部灣城市群中心城市。由本島海南島（部分）、離島海甸島、新埠島組成。與雷州半島上的廣東湛江市徐聞縣隔瓊州海峽相望。
今天海南的省城是海口，而海口的前身，只不過是老首府瓊州（今海口瓊山區即為瓊州府的所在地）邊上最為不起眼的外港，位於南渡江的出海口處。宋開寶五年（972年），當地在此建浦，因此起名“海口浦”。
一開始，這個地方作為海南香料外運的起始站，以及一個遠航船隻的補給站而存在。隨著宋代海口港口業的興起，海口浦漸漸地繁華起來，從四面八方來居住的人增多，逐漸形成了新的城區，“海口”也因此而得名。
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始築海口所城，闢四門。明弘治初年，城市發展形成五條街；清代海口城區進一步擴大，至清道光年間，海口的店鋪比明代增加了10倍，城區街道也擴展至25條，形成“商賈絡繹，煙火稠密”的局面。從海口林立的關帝廟，以及源自福建的媽祖信仰（天后廟），可見海口的商業和海上貿易的興盛。
只是，海口港的先天條件並不好——因為海南島北部的海岸平坦，水深不足，而南渡江每年又攜帶大量的泥沙入瓊州海峽，最後只能靠颶風助力才勉強成津。在歷經千百年泥沙沖積後，海口港也只能應付應付小帆船。
既恥辱也幸運的是，懦弱無能的清政府在對外關係中連連失守，繼上海、南京等地之後，又在1858年，於《天津條約》中被迫增開多出通商口岸，其中就包括瓊州。
就如上海，雖然抹不去其恥辱的痕跡，但是它曾經的恥辱卻成了它在現代化轉型中的外在推動力。沒有這段中洋雜糅、八面來風的歷史，上海也很難成其為今日的上海。
事實上，海口也因通商而盛——為了應付西洋大輪船的進出，海口港一再被改良。與此同時，隨著船隻頻繁出入和停靠，最終的結果便是，“瓊州雖然仍是全島的首府，卻全然破舊；而海口作為全島的驕傲，在不停地改變，不斷地美化，成了島上真正的首府。”
某種意義上，被增闢為通商口岸，是西方對海南的“認可”。對法國來說，它不僅處於日本與馬六甲航線的中點，而且與印支半島的法屬安南（越南）隔海為鄰；對英國來說，它與自己的租借地——香港水程只有268海里，是近在遲尺的市場。
隨著外籍稅務司管理的瓊州海關（俗稱洋關）在1876年4月1日於海口正式成立，海南島也脫離粵海關，正式成為一個單獨的關區。顯然，瓊州的開放通商並獨立設關，促進了海南對外貿易的發展，造就了海口商埠的繁榮發展，使之成為海南對外貿易商品的集散地。
今天的海口，除了五公祠、天后廟，還有一組建築，正逐漸成為海口生長過程中的標誌記憶。那就是集中於得勝沙路、中山路、博愛路、新華路、長堤路和解放路這幾條街道的騎樓建築——此樓所騎的，正是人行道。
行人打人行道經過，頭頂上便是樓房建築。穿行其間，不怕風吹雨打。而其外形，同樣精美，有著細緻的浮雕和洋派的裝飾，充滿巴洛克風格。
據說騎樓最初是西班牙和英國人在南洋殖民的時候傳到了南洋，鴉片戰爭後，下南洋回來的華僑又把騎樓的形式帶回了我國的華南沿海地帶，並逐漸的流行了起來。正好海南這些地方夏季炎熱而且雨水很多，騎樓恰恰與人方便也與己方便。
人行道上騎個樓
這種門戶開放，以及對西方新技術、新形式的擁抱，讓這個當年的莽荒未開化之地，變得有異樣的風情。更重要的是，隨著西方列強的蠶食，尤其是越南淪為了法國殖民地之後，海南島的戰略意義終於得到了重視。
19世紀80年代，中法戰爭爆發，法國企圖侵略中國西南，同時，東南海疆也受到威脅。晚清重臣張之洞因力主抗爭任兩廣總督。
時任兵部侍郎曾紀澤向光緒皇帝曾如此加以申述，“瓊州情形，較臺灣尤為吃重，該處孤懸海外，逼近越界，應如何未雨綢繆，扼要佈置，著張之洞、倪文蔚酌度情形，會商妥籌。”
這也讓海南又有了一次“奇緣”，迎來了又一個風雲人物。在1884-1889年任兩廣總督期間，張之洞對海南的政治、治安、開發、文化等社會層面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治理，並建置海南各處炮臺。
今天，這些炮臺只剩下海口秀英炮臺這一遺蹟，供人瞻仰，成為中華民族抗擊侵略、不畏強暴的歷史見證。其建於瓊州海峽南岸控制海峽咽喉的秀英村兩邊的金剛嶺，用銀10萬餘兩，歷時4年完工。有大小炮臺五座，五門產自德國克虜伯兵工廠的大炮臥於炮臺，炮口朝北面向大海鎮守著瓊州海峽。
儘管中法戰爭再次讓中國蒙羞，戰場上取勝（鎮南關大捷），卻簽訂了城下之盟（清政府承認法國吞併安南，中國西南門戶大開），但秀英炮臺的存在，卻世世代代保護著海口的平安，直到1939年，它還向侵瓊的日軍發出了怒吼。
對海南來說，它還有一個重要的改變命運的機會，源於文昌宋氏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崛起。1936年12月，時任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委的宋子文和時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的宋子良到海南視察——這是宋子文第一次回故鄉，在文昌發表演講時，他說到，“父親囑咐，做不成人，不能回去文昌認祖宗，見父老，現遵父之囑，兄弟第一次回故鄉，同父老兄弟眾鄉親見面，非常高興。”
事實上，這次回故鄉，並非只是宋家兄弟的衣錦還鄉，而是帶著開發海南島推動故鄉發展的宏願而來的。在引起各界對海南開發的廣泛關注的同時，相應的開發計劃和措施隨之都提上了政府工作日程。不過，可惜的是，日本在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又一次阻礙了海南的開發事業。如果說《棄珠崖議》是自棄，日本的侵略則是他傷。
1938年10月21日，廣州被日本佔領後，日本大本營的陸、海軍部隊逐漸向海南島轉移，佔領具有戰略意義的海南島，封鎖南海海疆，掠奪海南的天然資源。
次年2月10日，日軍佔領海口。從此，海南相繼被日本人佔領達8年之久。
上面兩圖，為日軍佔領海南期間，以海南黎族生活畫和海口風光畫印刷的明信片。這不禁讓人悲憤，大好河山，卻拱手讓人，成了別人的花園。
好在抗戰勝利之後，宋子文辭任國民黨行政院院長改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再次將開發受廣東省管轄的海南島，列入了自己的工作計劃。
日後，有人曾遠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查閱了檔案館裡收藏的1947年至1949年間宋子文的有關檔案，可以看到很多於海南島開發相關的文件，如《關於海南島發展的通報》、《關於月靈港的發展建議》、《關於海口建設的建議書摘要》、《海南島農業以及輕工業發展計劃》、關於在海南建設現代化鹽場的指示文件……“宋子文意在海南島舉辦實業、艱苦創業的宏圖，在這些文件中可見一斑。”與此同時，宋子文也有一個全盤計劃，“經濟特區”、“發展要惠及海南本土居民”、“農業是資源開發重點”等想法貫穿其中。
《海南島的經濟發展計劃》中便提出，“海南島處在一個很特殊的區域，在國家提供支持下，由海南島自己制定計劃及發展自由企業。將海南島建設成一個民主模範島，在這片海島上，每一寸土地都會被海南島計劃委員會利用。原始森林、荒山、窪地、河流、溪水都會被納入這項宏偉的模範事業中———再造海南島成為‘太平洋的天堂’。”
這樣的計劃，看上去殊為美好，即使在今天，也不為過。然而，計劃不如變化，在時代的宏大敘事面前，個體的命運常常被裹挾，被忽略。這讓所有的一切還沒來得及開封，便被匆忙打包，並順手丟在了歷史的角落。
直到臺灣成了亞洲的四小龍之一，海南島的建設終於又被提上了議程。
3.>>>投機海南，是對海南的最大殺傷<<<
在很長時間內，臺灣是作為海南島的對標而存在的。
這倆同為中國這隻“雄雞”的雞爪，因為政權走向的不同，而命運各異。
在大陸的各種運動此起彼伏，並與西方相抗衡的六七十年代，因為承接了美國的產業轉移，且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產業，臺灣地區和韓國、新加坡以及香港地區先後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的騰飛，成為了亞洲的四小龍，直到今天，臺灣對大陸還殘存著一絲優越感。
1984年，中國召開了“擴大沿海開放14城市座談會”，會上傳達了中央領導的講話精神，其中就有這樣一點，如果用20年的時間把海南的經濟發展到臺灣的水平，就是很大的勝利。
此時就任海南行政區黨委書記兼行政區公署主任的是廣西人雷宇。當年，中央讓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調派以思想解放的改革派著稱的任仲夷到廣東任第一書記，任仲夷隨身除了他的秘書只帶了一名隨從，就是他。
在聽到這句話後，雷宇的腦袋裡就發熱，“激動得夜不能寐。”他理解老一輩領導人的海南島情結：“海南和臺灣本是條件相差不大的島，海南島是3.4189萬平方公里，臺灣是3.57萬平方公里，只差1500平方公里。如果按耕地面積，海南島還要大。國民黨是我們手下敗將，龜縮到臺灣，臺灣為什麼現在發展得這樣快？海南島在我們共產黨領導之下幾十年，如果長期差距那麼大，肯定覺得臉上無光。把海南島經濟搞上去，也證明共產黨不僅在政治上可以，經濟上也可以。他們有這個緊迫感。”
這種緊迫感對海南來說，無疑是一件大好事。這說明大家都很重視。但問題是，在自身經濟條件欠缺，且未通盤考慮的基礎上，急著與人爭高下或短長，容易導致急火攻心，投機風行，到最後反而傷害了自己。
雷宇也因此在“海南汽車事件”中受到處分、黯然離瓊。今天再回頭看這一事件，不能說雷宇的本意不好，都是想借國家政策的東風，來急速完成海南的原始積累。只是在落實到執行層面上時，好經卻被念歪。
“海南二十條”中規定，海南開發建設所需各種生產資料，均可免稅進口，但“上列進出口物資和商品只限於海南行政區內使用和銷售，不得向行政區外轉銷。”之所以禁止向行政區外轉銷，是因為需要保護本國民族工業的生存和發展，不要影響到國內企業生存。然而，當時的海南卻有意無意地打開方便之門，通過各種渠道將引進的汽車銷往了內地——這意味著，只要誰弄到批文，哪怕轉手一輛汽車，就是十足的利潤。
於是，全國各地的採購人員一時雲集海口，一批批各色豪華轎車跨過瓊州海峽，通過雷州半島的國道，源源不斷地流向內地，掀起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汽車狂潮。僅半年時間，全島便出現了872家公司，個個直奔汽車而去。
這種現象在日後的“房地產大躍進”中又再次重演。這讓1988年才建省辦經濟特區的海南，不僅起步晚，而且摸著石頭過河，卻走錯了路。
在這樣的投機風潮中，這個宋子文想打造的“太平洋的天堂”，變成了誘惑的天堂，照見的是最原始的慾望，和最不堪的人心。
這給海南帶來的損失，不僅僅是干擾了市場秩序，破壞了外匯管理條例和信貸政策，而且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更重要的是影響了國家對海南建設的計劃和信心。
直到很長一段時間，圍繞海南的建設策略還在各種爭論中搖擺不定。有的主張貿易突破，有的堅持無工不富，有的認為旅遊先行。還有一些幹部群眾在相當長時間裡認為，海南應"吃小灶"，只要網開一面，放開“黃賭”，海南很快就可以趕上東南亞國家和臺灣地區——這些調調，讓人竟有些百感交集、啞口無言。
海南，到底要成為怎樣的海南？
4.>>>海南的發展，必須放在中國南海戰略的大背景下通盤考慮<<<
吾球君去過海南，在三亞的碧水藍天以及豔陽中，感受到了極大的“溫暖”，以及無處不在的東北口音。
這讓吾球君堅信，海南一定得是中國人共同的海南，不然每一個東北人都不幹。
儘管這個地方，生活中無數的黎、苗、回、藏、彝，但他們都是中國人中的一份子，不能像《棄珠崖議》那樣，隨隨便便就給放在一邊，甚至拋棄。
其次，海南，海南，無海則難（南）。我們天天唸叨著這個名字，卻偏偏沒有留意到中間的那個“海”字。就像緣木求魚、鑽火得冰，對海南做得再多，也是事倍功半。
今天，我們要重新唸誦自司馬遷筆中冒出的剎那靈感，深刻領悟到海南的發展實質——要想發展，就必須要做好“海”文章。
對海南來說，雖然它只是一個陸地小省，在農業社會為主的封建中國，很難會受到重視。這情有可原。但是在越發注重“藍海經濟”的今天，有著巨大海洋麵積的海南，卻坐擁其他內陸省份不曾有的優勢，這也註定它有後來居上的極大可能。
反過來，將“海南”的名字掉換一下次序，它就變成了“南海”。對海南而言，綜觀從2009年開始，特別從黨的十八大開始就逐漸變得清楚的中國南海戰略——步步為營，絕對不放棄權利，讓海南迎得了自己百年來未見一遇的真正機遇。
在南海逐漸成為中國發展的戰略要地之時，作為南海的海上明珠，扼守連接太平洋與印度洋之要衝，並與東南亞諸多新興國家地緣相近、人文相通的海南，應該是中國南海戰略中最為不可缺少的棋子。
它可以藉助著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完全有條件充分利用其特殊地位，發揮其獨特優勢，通過倡導和實施“泛南海經濟合作”，以海洋合作為切入口，並逐步推進、全面提升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全方位寬領域的合作水平，以此邁出“把海南打造成我國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開放門戶”的第一步。
這也意味著，海南的建設和發展，一定得放在整個南海戰略的大背景下來進行考量。它對中國的意味，絕非““珠、犀、玳瑁也”，也絕非開放一下博彩或賽馬業。
把海南的開發放在南海開發的大背景之下，它的地位和作用便凸顯出來。相比於內陸的自由貿易區而言，海南地緣優勢是，是我國最接近東南亞的省份之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性支點，還是南海運輸的重要港口通道。
在海南建省30週年的2018年，海南重新確立了自己新的四大戰略定位：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試驗區、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國際旅遊消費中心、國家重大戰略服務保障區，同時又收穫了國家送上的重磅利好：支持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穩步推進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分步驟、分階段建立自由貿易港政策和制度體系。
這既是對海南做好“海”文章的信心，也為海南在未來國家發展中賦予了重要的使命和責任，尤其是在一旁的寶島，這些年因為“臺獨”嘰嘰歪歪讓人心煩之際，建設好海南這個“自由港”，其實也是敲山震虎。
這裡還要再強調的是，做好 “海”文章，不僅是面向海洋，更需要的是面向海洋文明中所孕育的開放、冒險和創新。
事實上，建自由港之前，海南曾在1988年，於海南西北部的洋埔搞過開發——通過香港商人居間，將其租給日資，租期70年，由此把這個海深水闊，但遍地荒山亂石之地，變成一個較為現代化的治所，而政府還可以從中抽稅分利。然而，被各種租界、侵略搞怕了的中國人民，將這個方案扣上了 “出賣國土”的帽子，皆喊可殺。最後，開發洋埔的優惠政策被陸續收回，外資也告退出。
海南洋浦的千年古鹽田。這裡的鹽田十分獨特，將海邊大片的天然火山岩石削去一半，在石頭頂部除四周留出凸邊外，把中間打磨平滑，做成石槽。
平時在這些石槽中注入經海泥過濾後的海水（漲潮時海水就會自動漫入這些鹽槽），靠陽光曬出高品質的食用鹽。
由於這種方式開創了高產量的“日曬製鹽”的先河，清朝乾隆皇帝曾御書“正德”賜給這些鹽田人，後來人們也稱這裡為“千年古鹽田”。
這個最終功虧一簣的案例，和“海南汽車事件”以及房產泡沫一起，成了海南內心的隱痛。但是兩者卻有著截然的分別。
也許是對此念念不忘，就有了今天開發自由港的迴響。同時，它也告訴海南，要想脫穎而出，除了要秉持“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頭苦幹”的特區精神，更要進一步解放思想。
吾球君想說的是，“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試驗區”這一戰略正是為海南建設自由港在制度設計上所提供的重要思想配套。不全面深化改革，不對所在地區的經濟運行的體制和制度設計、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政府管理能力進行全面提升，很難想像，我們能在基礎條件薄弱的海南，成功創建目前國際上開放水平最高的經濟特區。
做不好這些前提，海南自由港也將和國內其它一些雷聲大雨點小的自貿區一樣，沒什麼太大的區別。某種意義上，海南借國家之力發展自己，國家借海南來深化改革。
不管如何，海南的發展雖然充滿著坎坷，但聰明的人總不會輕言放棄。
也正是在1988年的暑假，在復旦大學哲學系讀書的郭廣昌一路騎行來到海南，看到海南熱火朝天的建設場面，從此認識到，商業也能帶來社會進步。這改變了一個青年的命運。這個世界遂少了一位哲學大師，而多了一個商業精英。
2018年4月，海南省全島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之後的首個世界級旅遊度假項目——三亞·亞特蘭蒂斯一站式綜合旅遊度假目的地正式開業，而這一大手筆正是源自郭廣昌。
他的浙江同鄉李書福，亦是如此。在被海南的房地產泡沫閃了一下腰，他最終退回到自己熟悉的實業領域之後，上下求索、銳志創新，終於在汽車領域打下了屬於自己的一片天下。但吾球君想，他一定會永遠記得1997年的海口。
那個時候，他還沒有功成名就，正面臨著各種不解和嘲諷，以及政策、投資、經營上的各種不順。這讓他很鬱悶。那一天，他在海口的家中來回踱步，而此時外面是狂風大做，把窗戶打得霹靂啪啦的響，一股狂風捲進來，他腦子裡面不知道怎麼就蹦出了這句話，力量在風中迴盪——後來他的解釋是，只要你能掌握趨勢，把握住規律，你就能感受到其中的力量。正是這一如同神賜的天啟，支撐著他將汽車事業繼續下去。
今天的海南，力量也在風中迴盪。它是誘惑的天堂，投機的熱土，但它更願意對那些用心經營的人，給予自己最深厚的回報。
2005年，李書福和海南再續前緣。這次，他選擇的是投資教育，在三亞創辦了三亞學院。經過十數年的發展，其已名列中國民辦高校前三甲，有效補充了海南教育的短板。同時，也為吉利和這個國家培養了產業人才。2012年，成功收購沃爾沃的李書福，又將全球型企業文化研究中心放在了三亞學院。
“海南是我心中最美的寶島。”多年以後，李書福這樣慨嘆。
本文在創作過程中參考了：
《古代太平“寶地”》（《萬科週刊》）、《漢代：從“初入版圖”到“棄置珠崖”》（《海南週刊》）、《海南曾是流放地》、《海口港百年思變之路》（《海南週刊》）、《400年城市地標 從這裡讀懂傳奇海口》、《蘇東坡在海南——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宋子文曾想開發海南島意在當地舉辦實業》（許春媚）、《近代海南設關及其對外貿易》（連心豪、謝廣生）、《我與海南30年30人| 郭廣昌談與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年共成長》（《海南日報》）、《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從四大戰略定位透析海南未來發展前景》、《海南自由港該是什麼樣》（菁城子）、《海南為什麼沒有發展起來以及海南汽車走私案和洋浦風波》、《如何評價1984年的“海南汽車事件”？》（知乎）、《海南特色風光丙烯畫》（張興華）等文獻/文章，以及繪畫作品。
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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