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上一颗璀璨明珠。而中国书法如果脱离了中国文化这个基础，就好像树木、花朵脱离了土壤一样，虽然可以在充满化学制剂的狭小天地中生存，但是终究是不如在大地土壤上扎根来的自然、美丽。
因此，中国文化是中国书法赖以生存的根本所在，没有中国文化的滋养，中国书法就难以焕发新的活力。而中国文化的某些特质，其实对今天我们看待某些书法现象、进行书法创作，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价值的。比方说，中国文化的这个“文化”概念，其实就有很深的意义在其中，通过对这些传统名词中的意味再度发掘和重新阐释，将有助于指导我们以后的书法创作。
文化之“文”我们已经在上篇文章中探讨和阐发过了。今天我们说一下这个“化”。
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
教行也。从从人，亦声。呼跨切文四。
其中，“教行也”是对“化”字的一个基本定义。意思是教育人的行为，言传身教，让一个人的行为有所改变，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化这个意义。
“从从人，亦聲。呼跨切文四”则是从读音和字形上对于“化”的一个继续阐释。
清代段玉裁曾经对许慎的这本书做过注解，其中对于“化”他是这样解释的——
教行也，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贾生曰，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从匕人。上匕之而下从匕謂之化。化篆不入人部而入匕部者，不主謂匕于人者。主謂匕人者也。今以化为变匕字矣。匕亦声。呼跨切。十七部。
段玉裁对于《说文解字》的阐释更进一步了。其中有些拓展很有意思。比如对于贾生和老子的话的引用。
贾生，也就是贾谊，说的这句：
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
这句话选自他著名的政论体文章——《治安策》，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怀才不遇的文人，心怀国家天下，却难以施展抱负，满腔悲愤化作一篇篇政论散文传到今天。其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这五种美德品行被上面的统治者掌握，那么老百姓自然就能收到感染教化。
段玉裁认为“化”其意义就在于教化、教育和感染作用。上面的统治者要做到立身示范、下面的百姓就能受到感染并且模仿学习。
接着，段玉裁又指出老子《道德经》里面的一句话，以佐证其“化”的意义。
我无为而民自化。
意思是统治者不做什么特别出格的事、做什么大的改动和行为，那么被统治的老百姓一样可以自己教化自己。
这里面虽然贾谊代表的儒家治国理政的观念和道家的观念出入甚大，但是其对于“化”的阐释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着眼于教化、教育的意义，因此化在其中是有一种模范、立身示范的意义的。
虽然从“化”甲骨文字形上面来考察“化”这个字的本意与教化之意有不相符的地方，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化”在文化中，其意义必然是取自“教化”之意的，作为“化”引申意义的“教化”涵义，其内涵在“文化”一词中自然是意味着以文来教育、感化人。
因此，当我们了解了这一层意义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诸如儒家的“诗教传统”、文教传统，其实都是以文化人的做法的延伸。
如果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做一个比较粗略的概括，我想文化在古代并不是什么不实用的艺术作品，或者纯粹具有“文”概念的情感产物，而是维系传统社会运转、维护君臣父子等传统社会复杂关系的行为规范。只不过其外表用一种艺术化、情感化的外衣做包装罢了。
而文化，其重点并不在“文”，而在于“化”。在中国古代尤其如此。而今天的我们，更关注于“文化”中的“文”的概念，是因为我们今天是用一种艺术性的角度来欣赏文艺作品的。
而今天文化作品更多的脱去了其中“化”的成分，而单纯的以艺术面貌出现，其实是一种社会进步，是进一步给艺术作品脱去枷锁的做法。因此，我们今天常常会听到文艺，而不是文化。
这个问题说到现在，让我想到前几天在豆瓣上很多人吵得不可开交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文艺作品三观问题。如果很多文学作品你仔细去深究其中的意义和内涵的话，其实学多人写的作品大多数都是三观不正的，像《包法利夫人》、《洛丽塔》等。而这些三观不正的文艺作品，恰恰是人性真实复杂的写照。人不可能像机器和教条一样机械的活着，人总有各种欲望、痛苦、矛盾、挣扎、幻想，而这些东西，远非三观所能囊括，也就谈不上三观问题了。
而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仍然会被拿来讨论、甚至是争辩，反映了我们当代文艺观念的一个落后，甚至停滞。而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文艺观念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正常的体系框架，近百年的现当代文学史，只留下流沙长河，寂寞无言。
因此，文学理念的缺失和机械化，让大多数人在面对文学作品的时候，只能拿着三观这套尺子来评价作品，未免太过局限。
但另外一方面，这样的现象也给一些书法乱象提供了生长的土壤，有些打着艺术化、行为艺术、超前艺术的旗号，冒充“书法大师”，拿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玩意，胡喷乱画。这样的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以说得上是充满艺术的、美感的、或者具有理念的思辨性的。大众除了看到耍猴似的动作以及滑稽可笑的行为，并没有受到一丝的感染和震撼，这样的行为，无论从哪个层面上看，都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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