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被諡為文正的大臣共有八人，他們分別是：
睢州湯斌（公元1627年～公元1687）；
諸城劉統勳（公元1698年～公元1773年）；
大興朱珪（公元1731年～公元1806年）；
歙縣曹振鏞（公元1755年～公元1835年）；
濱州杜受田（公元1788年～公元1852年）；
湘鄉曾國藩（公元1811年～公元1872年）；
高陽李鴻藻（公元1820年～公元1897年）；
壽州孫家鼐（公元1827年～公元1909年）。
這裡，就說一說清代八文正之一的朱珪。
先從朱珪的門生對其晚年的記述說起。
清人姚元之在《竹葉亭雜記》卷五中，對自己的座師朱珪做了記述。因姚元之在嘉慶十年（農曆乙丑年·公元1805年）中進士，而朱珪為嘉慶乙丑科會試總裁官，故二人是門生與座師關係。
在講述姚元之的記述之前，先簡單說說朱珪的學行狀況。
根據朱珪一生的學行看，他的學問與主導思想，是以經術為依歸的。所以，在修身方面，他是以儒家為範式的。再具體來說，朱珪所踐行的一切，可歸入理學的範疇。
姚元之的記載，簡單整理後，大意如下文所述。
晚年時，朱珪經常閉目養靜。
門生故舊前去拜訪朱珪時，他都會倚桌而坐，以手杖支撐著下頜。手杖頭上，會搭有一方青絹。這青絹，是朱珪用來擦拭眼睛的。在與客人談話的過程中，朱珪一般都是不會睜開眼睛的。但是，這並不影響他談話的效果，因為他很喜歡用風趣詼諧的方式交流。
相傳，翰林院的土地神是昌黎韓愈，所有，很早以前，那裡就有文公祠。朱珪認為，取代韓愈做土地神的，是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辛未科狀元吳鴻。吳鴻39歲去世，那時，朱珪33歲。
有一天，朱珪丁祭【又稱“祭丁”，祭孔之禮。清世祖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定製：每年春、秋二祭，均在仲月上丁，故稱丁祭。】結束，他乘著轎子經過文公祠。過程中，朱珪在轎子中轉過頭去，向文公祠打拱作揖，大聲說道：
“老前輩有請了。”
關於“老前輩”一說，清人陳恆慶《諫書稀庵筆記》中有云：
“翰林院論前後輩極嚴，即庶吉士不得留館者，亦與留館者同。然其人如恆河沙數，烏能盡識？偶有聚會，遇相識之前輩、後輩必曰‘老前輩’，前輩則頷之而已，酷似子弟之見長輩。”
因朱珪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而吳鴻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中狀元后，例授翰林院修撰（稱殿撰），故有此“老前輩”一說。
農曆乙丑年（清仁宗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除夕，姚元之到朱珪家拜訪，詢問老師年事準備得如何。朱珪拿起胸前的荷囊，向姚元之示意道：
“可憐這裡面空空的，押歲錢連一文都還沒有呢！”
朱珪說完這話，不一會兒，就有看守門戶家人就向朱珪呈報節儀（即節日禮）道：
“門生某人某人進奉節儀若干封。”
隨即，朱珪對姚元之說道：
“這幾個人真是太呆了，我從來就不認識他們。他們就這樣把阿堵物（指錢）付諸流水了啊！”
朱珪的風趣詼諧，大約如此。
朱珪認為自己的前身是文昌宮的盤陀石，所以，他自號盤陀老人。
當時，還有請乩者，說朱珪是文昌二世儲君，名字叫做淵石，所以，朱珪的字是石君。
朱珪去世時，床上只有一個布被、布褥。
嘉慶帝親自前往祭奠朱珪。
御駕到達朱珪家門口時，嘉慶帝就放聲大哭起來。隨後，嘉慶帝還賜詩云：
“半生唯獨宿，一世不言錢。”
根據姚元之的記述及其他記載可知，嘉慶帝一生，在朱珪跟前哭過兩次：
一次是朱珪死後，即賜奠時剛到朱珪家門口時，就放聲大哭。
另一次是在朱珪生前。
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四月，乾隆帝崩逝，嘉慶帝立即下詔，馳驛召朱珪進京。朱珪奉命奔赴京師，途中向嘉慶帝上疏，其中有云：
“天子之孝，以繼志述事為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雱施渙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不浹。修身則嚴誠欺之界，觀人則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惟原皇上無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勉行義事君之道。”
到達京師之後，朱珪為乾隆帝哭臨（為帝后死喪，集眾定時舉哀叫哭臨。清沿古制，帝后死後，在京王公大臣及后妃等，每天早晚哭臨一次，直到除服後三日。京城以外的官員在接到喪報後三日成服，在衙署哭臨三日。），嘉慶帝拉著朱珪的手，痛哭失聲。
關於嘉慶帝在朱珪跟前的這兩次哭，史書資料均有記載，其間也有特別的意義。
嘉慶帝即位之後，乾隆帝傳位不放權，嘉慶帝最初幾年的皇帝做得並不安穩、他是戰戰兢兢、如履如臨地在皇位上度日的。當時，大權在乾隆帝的手中，一班朝臣，自然大都還是乾隆帝的舊人馬。乾隆帝崩逝，嘉慶帝召回朱珪，拉手而哭，一是哭故去的父皇，一是哭心中還未消除的不安，一是哭朱珪多年對自己的呵護、此次的團聚、襄助者的迴歸。
至於朱珪去世後，嘉慶帝剛到門口就放聲大哭，作為皇帝，這在禮儀上，應該是不十分妥當的。但，正是這種不妥當，恰恰見出了真性情，凸顯了嘉慶帝與朱珪之間感情的深厚。
說了這麼多，朱珪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朱珪（公元1731年～公元1807年），字石君，號南崖，晚號盤陀老人，與其兄朱筠，時稱“二朱”。蕭山蜀山街道越寨村人，後遷黃閣河村。隨父朱文炳由蕭山僑居北京大興縣，遂入籍順天府。
朱珪的父親朱文炳曾經跟從乾隆帝的老師大學士高安朱軾習經學，朱珪少時，就受傳朱軾之學。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朱珪中進士，時年十八歲，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乾隆帝很重視朱珪的學行，累遷為侍讀學士。
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召朱珪入覲，改授侍講學士，直上書房，侍仁宗嘉慶帝學。朱珪也就是嘉慶帝的老師。
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朱珪奉召入京後，先後直南書房、管戶部三庫、加太子少保；調戶部尚書、為上書房總師傅；兼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士、充日講起居注官；進太子太傅；至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又充實錄館、國史館、會典館正總裁及己未科、乙丑科會試總裁官。
朱珪端凝純粹，胸中沒有城府。他的學問，對於經術無所不通。正因為一生學行以經學為旨歸，所以，在主持科考時，他比較注重經策，銳意求取樸學才士，門生遍天下。對於那些學識淵博、事理通達的寒士，朱珪一定會極力稱揚，使他們的名聲在朝廷之上傳播。朱珪主持考試時，從來不接受地方同僚的饋贈。朱珪曾任數省承宣佈政使，平餘銀累積鉅萬，他全都不予收取。
朱珪在做外官時，清廉嚴峻，從來不和朝中的官員攀扯。他在京師執掌部務時，主持大端，不親自插手瑣屑細務。
朱珪的清操亮節，為海內人士所仰慕。
朱珪在擔任安徽巡撫時，他的門人汪學金庶子（明、清左右庶子，位正五品，作為詞臣遷轉階梯。）前來向老師請益。汪學金在老師那裡呆了月餘之後，要回去了，朱珪問他：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汪學金回答老師說：
“一談一笑，無非天理，某所見乃大進。”
朱珪之感人，大約如此。
據載，汪學金十二歲時，跟隨父親汪廷璵到閩地署學政，朱珪看到汪學金的文章之後，稱其為“仙才”，汪廷璵就命汪學金師事朱珪。
在家庭關係上，朱珪孝事雙親、友愛弟兄。其母早逝，他侍奉庶母就如同親生母親一樣。敬事寡嫂，撫育兄長的兒子就如同自己的兒子一般。
親戚故交，朱珪無不周恤。
四十多歲時，朱珪就獨居，一直都沒有妾媵。所謂“半生惟獨宿”，指的就是此事。
朱珪很喜歡讀書，他以侍讀學士的身份，被朝廷授予福建驛糧道，後擢按察司，調山西，又升布政司。
其間，按察使黃檢上奏：
“朱珪終日讀書，於地方事無整頓”
因此去職，很快，朱珪又被召入覲，授予翰林學士。這個時候，朱珪在朝廷內外任職十四年，回朝後，仍居原職。一年後，朱珪奉乾隆帝命，侍後來的嘉慶帝讀書。此後，朱珪在外而方伯連帥，在內則宰相六官，這也算是黃檢所謂“終日讀書”的效果吧！
話說，朱珪介節清風，纖塵不染，雖然身居臺鼎，但是和寒素之士沒有差別。朱珪與裘曰修【（公元1712年～公元1773年）字叔度，一字漫士，江西南昌新建人，清代名臣、文學家。諡文達】為文字至交。有一年歲末。朱珪去看裘曰修，談話之間，朱珪捻髭感嘆到：
“太貧困了，這可怎麼辦呢？去年冬天蒙皇上聖恩，賜有貂袿，就連這，也都送去質典了。”
裘曰修笑著說道：
“您的窮困，是您自取的，這能怎麼辦啊？您想不想開闊一下眼界啊？”
說完，裘曰修就把自己所領的戶部飯食銀一千兩拿出來，陳列在案几之上。
朱珪稍微注視了一會兒案几上的銀子，他忽然起身，從案几之上拿了兩錠銀子，就急急乘車走了。
裘曰修也不說什麼，其實，他就是想要送銀子給朱珪。
朱珪當然知道裘曰修的意思，所以，他也拿得心安理得。
莊子有云：“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大約說的就是朱珪與裘曰修之間的友情了。
不過，這種友情，在後來的官場與世道中，比較少見了。
說到朱珪的“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言錢。”
攻擊道學的批評家的撻伐必然不會少，這也無妨，自由他們去吧。
無論讀書還是閱人，當先見其長、緩糾其短，不能稍見其疵、便廢全部。
至少，朱珪以臺鼎之位，其清寒為時人所見。
至少，為了踐行自己的理念，他在節制。
“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言錢。”這對一些人來說，一刻也做不到，更不要說一輩子了。
當然，也不需要用當下的所謂“先進”來苛責舊時的所謂“落後”，人是要向前看的，這樣，人類才會有希望。以現代人的文明而洋洋自得、沾沾自喜可以大勝於原始人的野蠻，這種對比的方法，本身就是一種謬誤。
又說多了，收場！
本文參考書目（章節不詳細開列）：
清人姚元之《竹葉亭雜記》
清人陳恆慶《諫書稀庵筆記》
趙爾巽等《清史稿·朱珪傳》
《清代學人列傳》
清人徐珂《清稗類鈔》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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