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鳴蟲”是一個比較雅的說法，天津民間更通俗的叫法是“叫蟲”，二者的含義都是鳴叫之蟲，是相對於蟋蟀的“鬥蟲”而言。其實這兩個名詞都有很久的歷史。
早在一千多年前，南朝詩人沈約有詩寫道：“遠林響咆獸，近樹聒鳴蟲。”後世的文人甚至還寫過幾首《鳴蟲賦》。
“叫蟲”的說法起自宋代，當時的畫家李澄叟撰《山水訣》，談到畫蟲的方法：“夫畫花竹翎毛者，正當浸潤籠養飛放之徒。
叫蟲，問養叫蟲者；鬥蟲，問養鬥蟲者；或棚頭之人求之。”本以為“叫蟲”、“鬥蟲”是俗之又俗的民間口語，沒想到在宋代文人的著作中就已經出現，這可真有點出人意外。
養蟲一般認為始於唐代玄宗時。玄宗是歷史上有名的享樂皇帝，鬥雞、走狗一類娛樂大都被歸到他的頭上。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有“金籠蟋蟀”條：“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此則資料有一定真實性，養尊處優的宮女們，百無聊賴之際，用金籠畜養一隻小小的蟋蟀，聽著悲切感人的蟲鳴，聊以自慰，以度過漫漫長夜，是可信的。
但說百姓們養蟲也是跟宮女們學的，恐怕不對了。實際上是養蟲娛樂早已有之，來自民間的宮女把此法帶到宮中而已。
史書載事有一個毛病，不少民間藝術都被說成是“傳自宮中”，其實是顛倒因果。
此後，有關養蟲的記載漸多。宋代除了養鬥蟋蟀，還養能叫的紡織娘，這是一種南方鳴蟲，北方很少見。到了明代，當時的京師北京城裡，養蟲之風大盛。
據當時寄居北京的文學家袁宏道記載，北京人喜養蟈蟈：“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亦捕養之；南人謂之紡織娘。食絲瓜花及瓜穰，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餘嘗畜二籠，掛之簷間，露下悽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為之一清。”
還有金鐘兒：“又一種微類促織，而韻致悠揚，如金玉中出，溫和亮徹，聽之令人氣平，京師人謂之金鐘兒。”直到現在，北京人也是最喜蟈蟈，看來是有傳統的。
到了清代，有幾個皇帝也成了鳴蟲愛好者，各府王爺們也以畜玩鳴蟲怡情養性。比如康熙皇帝就很喜歡鳴蟲，燈節賞花聽蟲鳴是他每年一項重要活動。
據清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載，當時宮裡“秋時收養蟋蟀，至燈夜則置之鰲山燈內，奏樂既罷，忽聞蛩聲自鰲山中出”。
還在宮裡架設暖室，進行蟋蟀、蟈蟈等鳴蟲的孵育，“每設宴，則置繡籠中，唧唧之聲不絕”，即使在嚴寒的冬月，宮裡也到處響著鳴蟲歡快的叫聲。
《清宮詞·鰲山蛩聲》描寫了這種怡然自樂的太平景象：“元夕乾清宴近臣，唐花列與几筵平。秋蟲忽向鰲山底，相和宮嬪笑語聲。”
康熙帝曾有詩詠曰：“秋深厭聒耳，今得錦囊盛。經臘鳴香閣，逢春接玉笙。物微宜護惜，事渺亦均平。造化雖流轉，安然比養生。”（《絡緯養至暮春》）
據這首詩的題目可知，康熙皇帝養的蟈蟈居然能活到春末，可知他養鳴蟲是頗得法的。
乾隆也喜歡玩賞鳴蟲，他在一首題為《上元后一日小宴廷臣》的詩中說：“向筵仙卉發，隔座草蟲鳴。”此後的幾代清帝，似乎都培養了對鳴蟲特殊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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