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術，是我國固有的民族【民俗】文化，也是我國傳統的術數文化之一。千百年來，隨著道家文化的融入，早已深入人心，根植華夏。並浸透到了社會各個領域，滋養著整個中國歷史文化，影響著我們一代又一代人，至今，仍然為人所樂道，這就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算命術之產生，本源於古人對各種自然現象和人類社會發展認識之不足。古人認為人一生成敗之至關因素，皆源於宿命之安排。人生富貴貧賤，吉凶禍福，以及生老病死，仕途商賈，無不取決於冥冥命數。回顧歷史，春秋戰國時，正值我國古代文化百家爭鳴之繁榮時期。孔子作為儒家之大聖人，年輕時候，周遊列國。為宣傳其儒學思想，不辭艱辛，歷盡磨難，然而卻處處碰壁，史稱其“累累若喪家之犬”（語見《史記•孔子世家》）。到了晚年，孔子認真研讀《易經》，乃至“韋編三絕”。後來，他總結了自己的一生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語見《論語•為政》）並反覆強調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語見《論語•堯曰》足見，孔子認為命運對整個人生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
關於命學最初記載，始見於我國現存最早之詩歌總集。《詩經•小弁》歌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最初，命理是以星辰而定。戰國時楚人屈原作《離騷》曰：“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何謂攝提格呢？《淮南子•天文訓》：“太歲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史記•天官書》：“攝提格歲，太歲左行在寅。”古人是以太歲星位定日。因此，屈原告訴世人說：“我降生於寅年寅月寅日……”這暗合了命理中“三子婚事重、三醜四妻房、三寅孤獨守”的經驗之談，乃至鑄就了屈原“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之崇高氣節和偉大人格。
先秦論命術，大致有兩種：一是式佔，二是星佔。所謂式佔，就是八卦占卜、太乙、奇門、六壬等佔法。所謂星佔論命，就是以人之元辰，也就是出生之時的星位來確定人生的富貴貧賤。《周易》刪定之後，歷史上大量的人事及國事，很多都是通過卦象占卜的方式來完成的。有關史實均被各種典籍所記載下來。最具代表性的是《尚書》，又稱《書經》，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戰國時期總稱《書》。其次還有春秋時期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的《左傳》，又稱《左氏春秋》，是為了解釋孔子《春秋》一書而作的。《尚書》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孔子不僅是儒門聖人，而且也是易學大師。司馬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第七》曰：“商瞿，魯人，字子術。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唐人張守節《史記正義•中備》曰："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魯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男)。'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六五甲子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上，內象艮為子，應有五子，上子短命。”其實，孔子所用佔法即後世人常用的八卦納甲之法。
古代的星佔論命術，在西漢時已經頗為流行，王充的《論衡•命義》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其主要理論基礎是建立在“三命三性”論上。“三命”指正命(禍福天然)、隨命(善有善報)、遭命(行善獲惡)，“三性”指性善論、性惡論、性無善惡論。這些主要都是儒家忠孝思想和道德觀念的具體表現。漢初的星佔論命術，是以人出生之時的星位來評定吉凶，主要源於《周易•革卦》。擇日術具體到“元辰”，即一個人出生的時間，就形成了祿命術。《隋書•經籍志考證》認為元辰乃“術數家之書亦有從讖緯而出”，“元辰命祿之說，秦漢時已有之”。南宋詩人范成大 《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命作詩自貺》曰：“歲復當生次，星臨本命辰。四人同丙午，初度再庚寅。”漢代以干支組合論命之吉凶的祿命術並未獨立，而是常和其他式佔、星佔相結合。雖用干支組合推吉凶，干支組合並不是完整的年月日時四柱，而僅僅只是一種簡單的時日禁忌。
後來的命理學家，都認為命理學初始於戰國時珞錄子或鬼谷子。《珞錄子三命消息賦》成書年代不詳，被認為是最早的子平術命書，雖然後來又不少命理學家為該書作注，但是均不知珞錄子為何許人也。獨《星平會海》註記雲：“珞錄子，初為蘭臺御史之職。”蘭臺是漢時宮中藏書之處，以御史中丞掌之，東漢時班固曾為“蘭臺令史”，受詔撰史。唐中宗時，曾改“秘書省”為蘭臺。明人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收錄有《星平會海》書名，但作者不詳，僅署名為“武當山玉虛宮三逢甲子日金山人編集”。由此看來，《珞賦》也是後世人的偽作。託言於戰國珞錄子或鬼谷子者，此乃後世命理學家假古人之名而採取的慣用手法。《史記》裡可考的祿命家，主要有司馬季主、東方朔、嚴君平等。蜀人嚴君平，是個極富傳奇的人物。據說他當年一日一卦，賣卜於成都街頭，今成都市君平街猶存。
漢末及魏晉，延至南北朝時，社會動盪，戰事喪亂，改朝換代，時有發生。在命理學上出現了許多大家。三國的管輅、晉朝的郭璞、南梁的陶弘景、北齊的魏寧等。有託名管輅著的《天陽訣》、郭璞的《玉照定真經》、陶弘景的《三命抄略》。但這些都未必是他們所作。
唐宋時期，祿命術開始逐漸成熟，並達到了新的一個高峰。它融匯貫通了當時中外命理學的精華。南宋人王應麟認為：“土星行歷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弼乾，傳有《聿斯經》，本梵書。”同時《通考》載《稱星經》三卷，因雲：“以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及羅睺計都紫氣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宮度數，以推人貴賤壽夭休咎。不知所自起，或雲天竺學也。”這都相對促進了中國命理學的發展。著名的命理學家有袁天罡、僧一行、李虛中等。李虛中是唐代命學大師，其三柱算命術對後世影響極大。文學大家韓愈曾應詩人李賀之邀，親自為李虛中撰寫了《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其文曰：“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衝，貴顯拓跋世。父惲，河南溫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幹相生，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美。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曆翁，莫能與其校得失……”若以年月日三柱干支生克論命，古來有之，唯韓愈《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敘述翔實，並有據可查。宋人袁文《甕牖閒評》亦云：“舊聞李虛中論命不用生時，今觀夷堅志載季勳論命亦不用生時，此異事也。餘曩時嘗與人論命，皆雲生時為最要緊，夫一時之有深淺，且分為初、中、末，以此定禍福，猶恐有誤，今乃不用生時，何以取決乎？然二公藝術之精，舉世莫能比，往往十中八九，又所不可曉者。”因此，後世遂把李虛中視作中國古代以干支生克來算命的開山祖師。兩宋期間，麻衣道人、陳摶、徐子平等受到了李虛中算命術的啟發，對算命術皆有損益，尤其是徐子平在李虛中三柱推命術的基礎上，把年月日三柱衍生為年月日時四柱，並取日干為主進行生克推算。這時候，八字算命才算真正地開始趨於成熟，故後世遂將算命術稱為子平術。明人戴冠《濯纓亭筆記》雲：“子平姓徐名居易，子平其字也；東海人，別號沙滌先生，又稱蓬萊叟；隱於太華西棠峰洞，以人所生年月日時推其祿命，無有不中。”子平術初時，乃以五行生剋之法推算，而不取命宮、胎元、小運、納音、神煞等，蓋以五行平和為貴，以相勝者為其人所本。子平之後，有徐大升等的《淵海子平》、《三命淵源》和《定真論》等。然而在當時，算命術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還普遍存在著缺乏其嚴密性和唯一性，再加上間雜著其他命術，因此，為了適應社會的需要，在後來的運用實踐中，不得不逐步改進方法。元人李欽夫《三命淵源》乃雲：“子平之說，不用胎元、小運、納音，專以生日天元為主。”
明代是算命術的鼎盛期，命理學也風行於世，文人士大夫也樂此不疲。明初宋濂《祿命辯》曰：“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者。”命理學家們開始著手對算命術理論上的病垢進行了系統的診治，對其它算命術術語進行了兼收幷蓄的汲取，在這方面成就最大的，當推後來萬民英所著的《三命通會》。《三命通會》是命理學中論神煞之集大成者，其中，蒐括羅列了一百二十多種神煞。像命宮、胎元、小運、神煞、納音等，均有完整的備述。萬民英，字育吾，號育吾山人，河北易縣人。進士及第。《三命通會》成書於明萬曆六年(公元1578年)，該書內容豐富，文采斐然，於事客觀，並增損了前人之法，對子平術進行了全方位的審正和改進。明代算命術的特點，兼顧著非算命術的神煞、納音，對算命術的格局、用神、喜忌、命式均衡等用法，各家立論也不盡相同，又捃拾了唐、宋、元的命理學精華，對子平六事的應用研究也不遺餘力，改進了神煞及命式時有以年柱為主的推算方法。同時對神煞進行合理性的選擇取捨，刪減了不必要的神煞。並重視曆法節氣中地支藏幹在命學中的實際考校，但就地支藏乾的人元序位和所佔時間，尚未達成完全協調和統一。宋代徐大升《淵海子平》早就指出了申支中己佔七日一分，戊佔三日一分半，壬佔三日分半，庚佔十七日六分。明人神峰子張楠《神峰通考》則認為戊己共佔七日，壬七日二分半，庚佔十六日五分。綜合了各種格局的論命法，達150種以上，以彌補“日主取用”法之不足。強調用神有日主用神、格局用神、調候用神等不同取法，日主強弱和喜忌並不完全一致。提出“陰陽同墓庫論”，以解決天干十二長生訣與五行生剋之間的矛盾。以彌補子平術固有的理論缺陷。張楠本是中醫郎中，細究和研用子平命學四十餘年，《神峰通考》乃是其古稀之作。作為醫家的張神峰總結擬出了“雕枯旺弱”四病及“損益生長”四藥之說，其理論深入淺出，取法與眾不同，初學者可以酌加攫取。明代命理學著作也很豐富，主要有託名劉基的《滴天髓》﹝又相傳為宋人京圖撰﹞、神峰子張楠的《命理正宗》、佚名的《攔江網》、萬祺的《涇渭篇》等。
清代，命理學在理論上達到一個全新的高峰，初有沈孝瞻著的《子平真詮評註》一書，正如胡焜倬序中所說：“先生諱燡燔，成乾隆己未進士，天資穎悟，學業淵邃，其於造化精微，固神而明之，變化從心者矣。觀其論用神之成敗得失，又用神之因成得敗、因敗得成，用神之必兼看於忌神，與用神先後生克之別，並用神之透與全、有情無情、無力無力之辨，疑似毫芒，至詳且悉。是先生一生心血，生注於是，是安可以淹沒哉！君安爰謀付剞劂，為天下談命者，立至當不易之準，而一切影響遊移管窺蠡測之智，俱可以不惑……”民國命理學家方重審稱讚道：“此中舊籍，首推《滴天髓》與《子平真詮》二書，最為完備精審，後世言命學者，千言萬語，不能越其範圍，如江河日月，不可廢者。”徐樂吾也說：“僕研習命理有年，生平最服膺者為《子平真詮》、《窮通寶鑑》、《滴天髓》三書。”清代命學家陳素庵更是認為：“其書窮干支之情、通陰陽之變，不拘格局，不用神煞，但從命理推求：愈入愈微，愈微愈顯，誠此道之專精，術家之拔萃也。”清代嘉慶年間，命理學家任鐵樵著《滴天髓闡微》，尤其是對前人八字命理偏重於奇異格局和神煞納音的理論予以駁斥，並在書中指出：“餘詳考古書，子平之法，全在四柱五行。察其衰旺，究其順悖，審其進退，論其喜忌，是謂理會。至於奇格異局，神煞納音諸名目，乃好事妄造，非關命理休咎。若據此論命，必至以正為謬，以是為非，訛以傳訛，遂使吉凶之理，昏昧難明矣。” 《滴天髓》之論述，固然有些言過其實，但的確是獨闢蹊徑，其大刀闊斧地將奇格異局、神煞納音等進行了刪減裁切，力倡以五行生剋制化的靈活方式來推演命理，使傳統命理學又重新迴歸到了以陰陽五行生剋制化為主的正途上，對後世命理學影響極深。
《窮通寶鑑》，又名《攔江網》，乃取“橫江置網，一網打盡”之意。清光緒年間，餘春臺將江湖舊籍《攔江網》加以整理、歸納而成，易名為《窮通寶鑑》。數百年來由於多次傳抄錯誤甚多，遂有民國人徐樂吾精選典藏本加以點校，使之成為命理學的經典之作。由於民國二十六年的《窮通寶鑑》亦存在諸多訛誤（如多數“南”字被抄成“西”字），民國二十八年，徐樂吾再次對精校本進行增刪評註，並更名為《造化元鑰》。該書以陰陽五行為經、月令為緯，輔以寒暖調候，以官為首、以財為次。詳述了日主強弱定用神法，並確定了調候取用神的命理學基礎。從此，《窮通寶鑑》在命理學上聲譽卓著，可謂算命史上的扛鼎之作。民國時期，是對算命術進行全方位改革的一個時代，命理學家們總結了中國古代命理學理論上的瑕瑜和運用上的得失，予以糾正、詮釋，對於簡單的命理學概念、原理，方式，吉凶休咎的判斷等，進行拾殘補缺，逐條完善，承前啟後，發古人之未發見，去偽存真，闡後世之論述，取捨適度，更兼五行生剋、八卦錯綜之妙，故彌足珍貴。當時的成就者，有徐樂吾著《造化元鑰》，袁樹珊著《命理探原》，韋千里著《千里命稿》，方然著《江湖瞎子推衍術》等。今人邵偉華，對易學文化和命理學文化的普及推廣，成績斐然，功不可沒。
算命術，乃我國古代文化重要之組成部分。無論是迷信還是科學，我們都必須正視這種文化之存在，不能一概予以否定。首先，借鑑古人對命理之認識和剖析。西漢王充《論衡•名義》曰：“墨家之論，以為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因此，王充把儒家認為的命分為三種，即上述所謂的三命。什麼是三命呢，他又說：“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兇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兇禍，故曰遭命……此謂三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語見《論語•季氏》）古人認為天命是人類不可抗拒的，也無法窺測到的。故而聖人也會感到害怕。三國時，諸葛亮火燒上方谷，眼看一場大火，欲將司馬懿父子三人葬身火海，孰料天降大雨，使司馬父子得以逃脫。事後，諸葛亮也不得不棄劍嘆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隨命，就是說要努力端正操行而富貴福佑才能得到，若是放縱自己的貪婪慾望，那麼貧賤災禍就會跟隨而來，所以叫隨命。與道教經典《太上感應篇》所說的“禍福無門，為人自召”如出一轍。這也是儒家根據三綱五常的道德標準和倫理觀念來詮釋命運吉凶。遭命，是說做善事遭惡報，並非自己希望的結果，而是偶然碰上外來的事故，遭到貧賤與災禍，所以叫遭命。另外三種性，有正，有隨，有遭。正，就是稟承仁、義、禮、智，信的性；隨，就是順從，任憑父母的性；遭，就是遭受惡物的性。這也是古人對三種命的基本認識。當今，隨著現代科學的突飛猛進，人類已經能夠上天入地，一日千里了。可是，對於命理學之研究，基本上還是處於嘗試階段，尤其是針對命理學之科學性，爭執不休，袞鉞不斷。然而，這種質疑古來有之。王充《論衡•命義》指出，講操守道德，古之顏回、伯牛是謂賢人，屈原、伍子胥可謂忠臣，何故皆遭遇不幸？而被秦將白起坑殺之四十萬趙國降卒，也未必命運盡同。明人萬民英《三命通會•卷六•論十干十二年生大貴人例》雲：“六甲年丁卯月乙未日戊寅時……六癸年丙辰月丙辰日戊子時，以上逐年，只有一日一時主有大貴人應世建功立業之命，不然，出塵神仙，常術不能曉也。 大貴人莫過帝王，考歷代創業之君，乃明朝諸帝，無一合者。餘嘗謂天下之大，兆民之眾，如此年月日時生者，豈無其人？然未必皆大貴人。要之，天生大貴人，必有冥數氣運以主之，年月日時多不足憑……”萬民英又感慨道：“餘紀縉紳與凡民，命同者不能悉數。姑就縉紳論，如黃懋官侍郎，與申價副使命同，黃死子兵禍，申死牖下，申先黃死，官之大小又不論也。朱衡與李庭龍命同，朱發科壬辰，李發科癸丑，朱官至尚書，李止大參，壽又不永，其子孫之多寡賢否，又不論也。萬舉與饒才命同，萬舉進士，官至卿貳，饒止舉人，官至太守，然饒多子而萬則少，又萬以謫戌死而饒則否，其壽夭得喪又難論也。三河王且齋兄弟同產，而功名先後亦自不同，況天下之大，九洲之廣，兆民之眾，其八字同者何限，又烏可以例論耶！餘記下說，說一走卒與魯公命同，魯公遇朝廷有大恩寵，則此卒受大責罰，魯公有小喜慶，則此卒有小譴責，其相反有如此者。又某家生子與魯公命同，前後差六十年，術者以魯公之命證之，其家大喜，謂他日必貴，自孩童時恣其所為，後遂酗酒，遊蕩醉死於水，年止十九。” 綜合前人之言，足可說明，人之命運，多為人們自握在手。《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神所依憑，將在德矣。”墨子嘗批判道，若人命運皆已註定，不再耕作與狩獵，人大可因飢寒斃命。故而何來“遊說則範睢、蔡澤、蘇秦、張儀等，徙步而為相；征戰則孫臏、白起、樂毅、廉頗等，白身而為將”。（語見清人趙翼《二十二史札》）為此，《詩經》哀怨而歌曰：“上帝闆闆，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雲憎？”《楚辭•天問》又反詰曰：“天命反惻，何佑何罰？”
古代先賢聖人，對命運之認識，也各不盡相同。孔子言天命，老子言覆命。《荀子•天論》乃曰：“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列子•力命》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莊子•秋水》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唯道教秉承道家無為而無不為之思想，認為命中雖為定數，但變數更大。《抱朴子•內篇•黃白》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 故莊子那種“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之至高境界，乃絕非常人所能望塵。對於算命術理論之複雜性，司馬遷《史記•日者列傳》嘗曰：“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佔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兇，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五行者也’。”關於這些問題，歷來都很棘手，讓人不知所措。民國《袁樹珊命譜》有關命理例證頗多，喜愛者不妨參習之。其次，算命術能夠流傳至今，其本身就是玉石並存，薰蕕同器。儘管不乏著書立說者，更甚者自相矛盾，令後人茫然莫辨。但並非一無是處。前人多為秘授心傳於人，故著作書中，隱晦較多。萬民英《三命通會》對神煞之論述，也不乏諸多含糊不清，讓人匪夷所思。故引來不少命學家對此進行棒喝，特別是清人任鐵樵，然其仍不免有坐井觀天之嫌。試舉一二，丙戌年，師徒二人應邀到一處相陰宅。墓中亡人葬於甲申年十月，立壬山丙向。按形、法家之法審視皆無虞。唯日家可察之。師未及言，徒僭妄而曰，此墓葬後，主折傷後人。主人稱自葬後，近兩年間已傷及三人，皆為腰損足折之事。主人問其故，徒曰，十月立壬山丙向，乃劍鋒煞，主傷人也。師曰，汝知何日否？徒曰不知。師曰，此必為庚申或辛酉日也。徒不甚解，因問其故，師曰，劍鋒者，屬性為金，金者，見火則化，見水則沉，見土則埋，見木則折，唯五行天干地支同步為金者，方可傷人。六十甲子中，蓋庚申、辛酉兩日，天干地支皆為金也。徒撿曆書查對，果如師言。一次，有術士於路旁跟一男士看八字，不取神煞。其人某年正月子時生人，論斷之後，被算者認為，家庭事業都較為準確。有路人補充道；“此先生的手足至少摔斷過，且時有噩夢不斷。”男士大驚，連連稱是。算命者不解，旁人答曰；“此八字雷霆煞兼華蓋，多與僧道有緣，故多夢不安，日後當多修善業，並皈依玄門，即可避之大吉。按《三命通會》論雷霆煞，正七下加子，二八在寅方……其論相對朦朧，唯時柱準確，年日不取。”術士聞之，歎服不已。古人隱匿之法，由此可見一斑。
算命術，乃為一門綜合性之術數文化，涉及範圍非常廣泛。它融通三教，兼貫九流。古往今來，上至仕宦，下至庶民，趨之若鶩，爭相卜問，概莫能外。時下，世人對命理學之研究，一直徘徊不前，尤需慎重。鑑於命理學界良莠不齊，魚龍混雜，當前尚無承前啟後，繼往開來之人物，也不乏故弄玄虛，抑人揚己，欺世盜名，夜郎自大之徒。作為命理家，其天職當引導人們積極向上，合理地指導人們趨吉避凶，營造和諧氛圍，勸慰人們不以物喜、不以物悲，坦然面對一切，家庭昌吉，社稷才安泰。人生之成敗得失，終究是過眼雲煙，縱使王侯將相，也不過日食三餐，夜眠八尺。人生百歲皆是死，蓋世間凡夫俗子，皆無法擅越。放眼人間，古今命理學家，何其之多，畢竟無人能了斷生死，細忖之下，豈不悲夫！愛因斯坦嘗雲：“人的三重境界，最終還是往宗教走。”堪嘆人之命運軌跡，竟悉從宗教之化。因此，智慧人生，世人自當師宗孔子之“畏天命”意識，不得過分貪嗔，心存非分之想。方可利人利己，反之則有玩火之危。更兼懷老子順應自然規律之樂觀心度，從容應對人生各種境遇，猶不失為遵循天地之道。命理學為一門複雜之術數文化，置身於當世社會科學裡與人類自然科學之中，以及案於各種宗教面前，是為微不足道。故人們不必因命運之坎坷而心生怨尤。也不可因命運之青睞而泯滅良知，以致樂極生悲。保持平和心態，於富足之中援手他人，於逆境之中鞭策自己，踵繼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之樂觀思想，成就自己之人生，面對神秘之命運，不卑不亢，泰然處之。以慈悲之心、博愛之心、平凡之心，開啟命運之桎梏，使命數中之定數，自然重新衍生出變數來。人有善念，天必佑之。正是因為我們置身於錯綜複雜之命運當中，經過不斷之歷練與探索，俾使我們全面地認識了這個世界，並推動整個人類社會之不斷髮展和進步！
閱讀更多 正一天師道三一道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