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俏:高質量發展,對中國企業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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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劉俏院長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會。年會期間,關於高質量發展、好金融與壞金融,劉俏院長在接受央視採訪時給出了頗多金句。如:

  • 高質量發展需要“偉大”的中國企業。

  • 這個時代確實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如果企業家們能充分發揮企業家精神,最終能實現企業從“大”到“偉大”的轉型。

  • 金融的本質是把儲蓄轉化成投資的中介。用最便宜的方式,簡單直接有效地把儲蓄轉化成投資的金融,就是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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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劉俏院長出席“2018博鰲新浪財經之夜·正和島夜話”活動,與現場企業家們分享中國企業的機遇。以下為演講實錄。

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是決策層、企業界和媒體討論比較多的一個話題。這裡面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方面,過去四十年我們確實看到中國經濟取得了驚人的奇蹟,從脫貧也好,從經濟總量的增加也好,我們看到了一個經濟強國的崛起。大家或許熟悉以下事實:

  • 中國按GDP衡量的經濟總量增長了34倍,近7億人口擺脫了貧困;

  • 中國製造業佔全球製造業比例從1%激增到25%,成為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

  • 中國完成了12.4萬公里的鐵路建設和13萬公里的高速公路建設,2.3萬公里的高速鐵路建設,佔全世界高速鐵路的近70%;

  • 中國2010至2015五年時間完工的摩天大樓,在數量上超過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在過去整整兩個世紀所建的大樓總和;等等。

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滿清沒有完成,中華民國也沒有完成,共和國前30年的計劃經濟也沒有完成,但是改革開放40年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完成了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這反映在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人均GDP等數據上,也反映在中國基礎設施的崛起上。

還有一個維度是企業。比如《財富》全球500強企業榜單,2017年中國上榜企業,包括臺灣企業,已經達到115家,美國是132家。按這個速度,我估測只要三到四年時間,中國完全可能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擁有500強企業數量最多的國家。

但是,中國上榜企業基本上是靠投資拉動的,對生產力要素需求是非常強勁的。中國A股市場2017年底市值前十名的公司,除了貴州茅臺,都是提供生產力要素的企業。我跟茅臺董事長開玩笑說,貴州茅臺在中國也是一個生產要素企業,因為他們提供了生產要素。騰訊、阿里巴巴因為在海外上市,沒有放在排行榜裡。總體來看,中國大企業的分佈情況跟我們講到的過去40年的經濟發展的增長模式是密切相關的,我們需要投資,我們需要生產要素,我們需要資金,我們需要原材料,需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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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國市值最大的十家企業對比(2017年12月30日收盤價數據)

但是這個趨勢在變化,變化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高歌猛進的時代結束了。我測算了A股上市公司的平均投資資本收益率,1998-2015年的平均值是3%,這意味著1元錢的投資資本產生的稅後利潤是3分錢,而在過去38年中,用同樣方式測算出來的美國企業的ROIC是11.6%,可以看出我們中國上市公司的資本使用效率,跟美國的差距還是比較明顯的。

決定經濟增長率的兩個指標,一個是投資率,一個是投資資本收益率。要在很低的投資資本收益率水平下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就必須依靠大量的投資,而這種增長邏輯加劇了經濟結構失衡,導致金融系統風險不斷積聚。所以,依賴銀行信貸驅動增長的發展邏輯難以為繼了。未來中國最能依賴、最可靠的一個驅動因素,可能就是投資資本收益率,也就是中國企業的資本使用效率。這是高質量發展很重要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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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質量發展,對中國企業意味著什麼?新的商業模式、新的產業、新的企業家群體的全面崛起。我想再過十年或者二十年時間,如果我再去描繪中國A股市場市值最大的十家上市公司的時候,可能會看到完全不一樣的行業分佈。

那麼,未來的中國企業有什麼樣的機會?對企業家而言有什麼樣的機遇?我做了一個簡單的對未來的猜測,這本身也意味著我對未來是樂觀的。

首先看總量數字,我做了一個比較保守的估測,如果GDP每年保持5.5%這樣一個相對保守的增長速度,到2030年,中國的實際GDP將近達到157萬億,名義GDP甚至可以高達260萬億人民幣,這個數字跟去年的82.7萬億的GDP相比,其實有很大的空間。中國是真真實實存在這樣一個經濟發展機會的。

對行業又意味著什麼?我舉兩個例子。第一是金融行業,因為在座咱們可能很多是金融相關行業的。金融行業我做了一個簡單測算,現在金融資產整體佔GDP的比例大概是不到4倍,美國是5到6倍之間。假如到2030年,金融資產總體佔GDP的比例達到4倍,意味著到2030年整個中國經濟體系裡邊,金融資產的規模將達到600萬億。現在大概260萬億,未來還有一倍以上的增長空間。建設銀行、工行基本上是巨無霸金融機構、“宇宙第一大行”。工行今年的資產規模也就近24萬億的樣子,而我們討論的是600萬億的資產規模。

對於從事金融行業的創新者而言,這可能是一個絕好的機會。

另外一個例子,大家經常講中國人口紅利的問題,講中國進入老齡化時代,未富先老等等。但我們看到另外一個崛起的力量,中國人力資本或者知識資本在過去四十年的積累。我們做一個簡單的測算,到2030年,1990年以後出生的人大概有4億到4.3億,相當於歐盟國家的人口總量,比美國3億多人口要多很多。到2030年,將近4.3億年齡在40歲以下收入相對比較高的消費群體在中國崛起,而其中2億人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換句話講,到2030年,中國整個勞動力市場裡受過高等教育人口將達到2.5億。

大家可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一旦激發出來這2.5億人的創新精神、創新思想,他們組合起來,會如何驅動中國經濟的未來?這裡面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間。

在未來的20到30年,中國可能會崛起一個具有相當大消費實力的群體,他們的偏好、他們的需求、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想象跟嚮往,這個差距怎麼去彌補?怎麼去為這個群體、或者是這個時代去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這可能是在座企業家在未來10年或者更長一段時間需要思考的問題。

我會講一句話:make for China,為中國製造。

把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我感覺我對未來,對新時代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機會、中國企業的機遇是非常非常樂觀的。時代變遷,再過十年或者二十年,當我們重新審視這個時代,我想在在座各位企業家的努力下,我們會說不負時代,不負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這麼悠久的文明所給予我們的時代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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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俏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金融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他於2013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傑出青年獎,2014年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7年擔任中國證監會第十七屆發審委委員。

劉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實證資產定價、市場微觀結構和中國經濟研究等方面擁有眾多著述,發表在《金融經濟學期刊》,《金融和數量分析期刊》,《管理科學》,《會計研究期刊》,《經濟學期刊》等頂級學術期刊。此外,他最近出版的英文書籍包括Corporate China 2.0: The Great Shakeup以及Finance in Asia: Institutions, Regulation and Policy。

劉俏於中國人民大學獲得經濟應用數學學士學位,於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獲得國際金融碩士學位,並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獲得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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