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的出路在哪里？」低投资增速下的制造业转型升级

明明债券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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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制造大而不强，转型迫在眉睫。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2006年超过日本，2009年超过美国，制造业产值全球第一。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工业增加值的比值稳定在80%左右，占GDP的比重稳定在32%左右。尽管规模巨大，但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也很大。从经济结构来看，作为国家经济支柱产业的制造业规模庞大，但主要出口制造业产品位于价值链下游，资源消耗较高但科技含量不高，整体呈现大而不强的局面。从制造业贡献的利润结构来看，2017年中国制造业仍然以重工业和轻工业为主，科技含量水平较高的设备制造领域占比仅为26%。从能源耗用来看，中国制造业单位产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下降，但是在绝对水平上，单位产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远远超过日本美国。

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合理的发展路径和政策支持。二战后日本制造业在政府产业政策和资源支持下呈现出一条十分清晰的发展路径，即轻工业——重工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组装工业）——高新技术产业，而这四个阶段分别对应着制造业升级转型过程中的1.0机械化、2.0自动化、3.0信息化、4.0智能化。同样在其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对其制造业的指导也起到决定性影响，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和市场资源、金融资源的倾斜塑造了各阶段的产业结构，这对日本这样的资源稀缺国家而言尤为重要。

当前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不需要较高的投资增速。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平衡经济增长和杠杆切换的关系，一手压低旧产能的过剩杠杆，一手有序增加新产能的投资，同时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避免经济过快下滑对产能出清和产能再造形成阻碍。中国经济在过去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杠杆率和产能也随之高企，产能过剩问题严重，随着经济增速步入“新常态”以及供给侧改革的正式实施，中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位回落既是一个必然现象，也是当前中国制造业投资低于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应当抓紧机会出清过剩产能，实现产能的更新换代，以短期调整换取长期发展，我国当前的供给侧改革仍在持续，新旧产能交替下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内制造业投资增速仍将保持低速平稳的增长态势。

供给侧改革、技术升级、扩大内需、和支持中小企业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出路。当前中国制造业正走在转型的重要关头，同时还面临着国内去杠杆进程和中美贸易战的外部扰动，借鉴日本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应该从下述几方面去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第一，中国应该利用当前的去杠杆环境更加坚定地出清落后产能，积极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实现结构性去杠杆，同时不断攻坚核心技术，进军制造业上游高附加值领域，当前国家大力鼓励创新发展，《中国制造2025》集中体现了政府实施强国战略、制造强国的战略意图。第二，扩大本国内需既是贸易战背景下的应对之举，也是塑造制造业长期抗压能力的良策。尽管中国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但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其城镇化率明显低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因此中国尚有较大的扩内需空间。第三，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孵化环境，也是构建制造业生态环境的长远之计。近期国务院金稳会会议提到未来将继续精准处置产能过剩领域的行业风险，完善破产重组机制，同时更多关注结构性去杠杆，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综上所述，在当前的宏观大背景下，中国仍应继续巩固供给侧改革的成果，继续把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作为工作的重点，同时继续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支持，以实现整体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正文

引言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高速增长，年均GDP增速9.45%，远远高于美国的2.74%和日本的1.75%，“中国速度”举世瞩目。目前中国正由高速增长阶段步入高质增长阶段，不再过度强调经济发展速度。从经济结构来看，作为国家经济支柱产业的制造业规模庞大，但主要出口制造业产品位于价值链下游，资源消耗较高但科技含量不高，整体呈现大而不强的局面。当前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阶段与日本70年代后的制造业升级转型阶段类似，正处于2.0自动化向3.0信息化的转换阶段。

二战后日本制造业在政府产业政策和资源支持下呈现出一条十分清晰的发展路径，即轻工业——重工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组装工业）——高新技术产业，而这四个阶段分别对应着制造业升级转型过程中的1.0机械化、2.0自动化、3.0信息化、4.0智能化。同样在其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对其制造业的指导也起到决定性影响，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和市场资源、金融资源的倾斜塑造了各阶段的产业结构，这对日本这样的资源稀缺国家而言尤为重要。其中最成功的莫属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从重工业向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换代升级。70年代开始，在环境污染和两次石油危机的内忧外患下，日本开始治理重工业化的后遗症的同时开始对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除了对原有产业实行废水废气排放等指标限制外，日本开始将制造业的重心往机械、汽车、家电、精密仪器等组装加工业以及半导体、集成电路等技术密集型领域转向。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中兴事件”从侧面暴露出我国制造业在“高精尖”行业中的技术能力相较于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进步空间的事实。一方面制造业的升级转型需要固定资产投资和研究开发投入，而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下产能、杠杆率和环境污染需要得到控制，同时在此基础上经济还要保持一定的增速。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如何把握好新旧产能的更替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保持经济以预期的增速增长是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对应着日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时期，日本制造业投资增速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回落，由24%逐渐下滑至7%，说明其重工业主导时期制造业投资对经济的拉动程度较高，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较高，而进入转型期后，由于新产能带来更高效的产出，意味着单位投资的产出效率获得了提升，因此该阶段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并没有大幅提升，反而保持低速平稳的发展，在这个平稳增速下反映的是一边淘汰过剩产能和老旧产能，一边有序增加研究开发和新产能的投入，经济结构得到了有效优化。

中国目前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阶段，通过分析日本制造业发展历程可以得出，制造业向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升级并不需要非常高的投资增速，更偏重于新技术研发等结构性上的转变。由于中国在转型前制造业投资的增速明显高于日本，所以中国旧产能的去化压力也高于日本。中国经济在过去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杠杆率和产能也随之高企，产能过剩问题严重，随着经济增速步入“新常态”以及供给侧改革的正式实施，中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位回落既是是一个必然现象，也是当前中国制造业投资低于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当前供给侧改革仍在持续，新旧产能交替下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内制造业投资增速仍将保持低速平稳的增长态势。

摘要

二战后日本制造业在政府产业政策和资源支持下呈现出一条十分清晰的发展路径，即轻工业——重工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组装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日本的制造业复兴途中的选择和转向虽有当时国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但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产业的发展演变符合制造业自身发展的要求。

首先，在二战结束之初，由于大量工业基础设施被毁、民生凋敝，加上资源匮乏的先天因素，日本先是恢复了资本占用小、投资周期短且符合基本民生需求的轻工业制造；其次，在国民经济开始正常运转后，日本集中资源发展基础原材料制造等重工业，努力摆脱工业原材料的进口依赖，为机械制造业夯实基础；最后，随着重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影响不断深化，日本又一次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在汽车、电器等工业制造品的消费时代到来前集中力量布局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此阶段成功实现了杠杆由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转移到组装加工业上，杠杆效益的转移和提升减轻了重工业发展过程中沉重的资本负担，同时也将汽车、家用电器组装加工业推向世界舞台中央。

但日本在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模式的后期也遭遇瓶颈，一方面，日本在初期通过对欧美原有技术的效仿和创新使其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但到了后期，由于“匠人精神”的过度追求使其在旧技术的延续性创新上不断深入，反而进一步拉大了与新技术、新业态之间的鸿沟。另一方面，日本90年代初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经济低迷和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使得本国内需难以弥补外需下降带来的制造业产品缺口，加上中国、韩国的制造业产业链不断完善带来的替代效应，日本制造业的规模效应也受到削弱。此外，大批日本制造业企业在遭遇困境后将企业经营模式上向欧美转型，日本民族长久恪守的品质追求让位于股东利益，企业家精神被商业利益蒙蔽，这也是日企近年来造假事件频出的深层原因。

同样在该时期内，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经济被动去杠杆表现的更为沉重，见效也更慢。一是在日本银行和企业间形成的主银行制度下，银行对企业的续贷不仅拖延了“僵尸企业”的出清速度，还挤占了有限的信贷资源；二是日本在短期内货币政策的连续紧缩使经济陷入通缩，加大了去杠杆的负担；三是“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快速升值使日本制造业大举对外投资，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对本国劳动力市场和内需形成了拖累，进一步加大了“僵尸企业”的出清难度，制造业旧产能的缓慢去化造成日本制造业乃至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

当前中国制造业正走在转型的重要关头，同时还面临着国内去杠杆进程和中美贸易战的外部扰动，借鉴日本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应该从下述几方面去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第一，中国应该利用当前的去杠杆环境更加坚定地出清落后产能，积极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实现结构性去杠杆，同时不断攻坚核心技术，进军制造业上游高附加值领域，当前国家大力鼓励创新发展，《中国制造2025》集中体现了政府实施强国战略、制造强国的战略意图。第二，扩大本国内需即是贸易战背景下的应对之举，也是塑造制造业长期抗压能力的良策。尽管中国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但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其城镇化率明显低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因此中国尚有较大的扩内需空间。第三，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孵化环境，也是构建制造业生态环境的长远之计。近期国务院金稳会会议提到未来将继续精准处置产能过剩领域的行业风险，完善破产重组机制，同时更多关注结构性去杠杆，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综上所述，在当前的宏观大背景下，中国仍应继续巩固供给侧改革的成果，继续把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作为工作的重点，同时继续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支持，以实现整体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战后日本制造业发展过程

重整轻工业，恢复国计民生是当务之急（1945~1955）。二战结束后，由于工业设备大量被毁，日本制造业产能比战前大幅下降，主要制造业产量普遍下降超过50%，制造业整体生产能力不足战前的40%。从结构上来看，日本制造业中轻工业产能留存度明显优于重工业，1945年，纺织工业和造纸业产能是战前的33%和46%，而钢铁和煤炭产能仅为战前的15%和21%，石油和石油制品库存也下降到战前的10%，战争对与军工相关重工业的大量耗损和打击使重工业的产能断崖式下滑，相比之下，轻工业的产能虽也遭到破坏，但保留程度明显高于重工业。

面对战后的满目疮痍的工业、百废待兴的经济以及食不果腹的民众，日本急需改变战争期间畸形的产业结构，但受资金、资源、投资周期以及市场需求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日本首先着力恢复以食品、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缓解战后国内的日用品紧缺问题。在战后的首次产业调整中，轻工业中仅食品、纺织、木材、印刷四个行业占制造业整体比重在5年间上升超过10%，而金属、机械、化学等重化工业的产值比重则下滑逾10%。截至1955年，轻工业整体占制造业整体比例55%，高于重工业的45%，制造业整体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46年的25%上升至1955年的32%，主要制造业产值逐步恢复至战前水平。

聚力重工业，原材料自给基础上的腾飞（1956~1973）。轻工业的复苏使民众生活和日本经济逐步迈上正轨，也为重工业和其他产业的恢复打下基础。1947年开始，日本便开始采用“倾斜式生产方式”集中力量支持煤炭、钢铁和电力的产能恢复，接着又开展了“合理化投资”，从欧美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进行工业基础材料和电机等生产资料的生产，逐渐恢复和提高重工业的生产水平。1955年，日本主要工业制造产品煤炭和石油已经超过战前水平，正是这些关键产业的恢复使日本逐渐摆脱原材料进口依赖的工业生产格局，为日本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凭借自身原材料的供给支持，日本进一步开启了化工和运输机械制造业的引擎，石油、合成纤维、原子能、轮船、汽车、电子等新兴制造业迅速发展壮大，包含机械在内的重工业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增长接近20%，在同期世界主要工业国家中增速最快，比重最高。这段时间里日本的化工、钢铁业的生产设备投资增势明显。伴随着重工业逐渐占据制造业的主导地位，日本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获得了提升，1970年，日本的出口贸易中钢铁、石油等重工业产品的比重已经超过日本出口贸易品的70%。同时由于其高投入高产出的特性，日本经济在该阶段增势迅猛，1956~1973年间GDP年均增长达到10%，并于1968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转型组装加工业，抢占国际制造业市场（1974~1992）。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在推动日本经济攀高的同时，也给日本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东京、名古屋和大阪、神户等三个沿海工业发达地区的污染程度大大上升，三地的单位面积平均污染物超过全国平均2-3倍。70年代开始，在环境污染和两次石油危机的内忧外患下，日本开始治理重工业发展的后遗症，并同时开始对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除了对原有产业实行废水废气排放等环保指标限制外，日本开始将制造业的重心往机械、汽车、家电、精密仪器等组装加工业以及半导体、集成电路等技术密集型领域。

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来看，钢铁和石化等能源消耗型产业的产值逐年下降，而运输机械等组装加工的比重则明显上升，到1985年已达到40%，取代了重工业的主导地位。该期间日本的专用机床和商用机械的组装加工业投资也保持稳步上升的走势。从产品结构来看，汽车产量在16年间增长了20倍，半导体、集成电路的产值增长了45倍。80年代日本已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和电子计算机主机的主要供应商，90年代成为世界最大的集成电路生产国。出口方面，日本于1984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领头羊，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重高达32.1%。日本制造业的结构转变为日本在制造业升级浪潮中抢占了先机，也提高了日本经济的发展质量。

制造业信息化与智能化融合，产业多极化发展（1993~至今）。日本制造业的飞速发展除了较为科学的发展路径和结构演变外，模仿欧美先进技术、搭乘别国技术进步的列车前进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进入90年代，日本制造业产品尤其是电子、精密仪器等，凭借其相对于欧美更为细致的品控和更为发达组装工业，以性价比和品质在世界制造品市场上拔得头筹。然而好景不长，“泡沫经济”的破裂使日本经济陷入低迷，外部贸易环境也出现恶化，日本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开始减缓。另一方面由于对“匠人精神”的过度追求也使日本制造业开始陷入迷茫期，对旧有技术力求完美而忽视了市场需求也使产品的竞争力下滑。

在此期间日本也在为制造业的又一轮转型努力。随着信息产业和网络的兴起，工业生产模式也开始融入信息化大势，将传统生产方式与信息化结合，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另外，日本进一步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信息通信设备和器材制造业迅速发展，增速基本都在电器和运输两大制造业之上。1996年，日本将高新技术产业定位成其制造业未来发展的方向，信息技术、环境保护、新能源和节能等15个领域被列为日本经济未来的新增长点，IT相关产业在90年代后期加速发展。但整体上，进入90年代后，日本制造业并没有呈现过去轻工业、重工业和组装工业轮番主导的产业结构，也没有再取得90年代之前制造业的辉煌成就，而是呈现各产业与信息产业互相融合的多极化格局。

日本制造业兴起和衰退的成因

日本制造业的发展路径和原因

分阶推进，路径明晰，产业政策是日本制造业发展背后推手。从历史回顾的视角来看，战后日本制造业有一条十分清晰的发展路径，即轻工业——重工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组装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日本制造业复兴途中的选择和转向虽有当时国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但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产业的发展演变符合制造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二战结束之初，由于大量工业基础设施被毁、民生凋敝，加上资源匮乏的先天因素，日本首先恢复了资本占用小、投资周期短且符合基本民生需求的轻工业制造，在国民经济开始正常运转后，日本集中资源发展基础原材料制造等重工业，努力摆脱工业原材料的进口依赖，为机械制造业夯实基础，随着重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影响不断深化，日本又一次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在汽车、电器等工业制造品的消费时代到来前集中力量布局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减轻了重工业发展过程中沉重的资本负担，最后将汽车、家用电器等组装加工业推向世界舞台中央。

日本制造业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分阶推进，日本政府的支持也至关重要。产业政策和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日本制造的制胜法宝。在恢复生产阶段，日本实施了“倾斜生产方式”，制定了《关于克服煤炭危机的政策》和《关于解决电力危机的对策》等能源政策，将物资和资金集中投入煤炭、钢铁、电力产业促进生产回升，接着又提出“产业合理化”政策，实现钢铁业等生产设备的现代化，制造业高速增长期日本政府提出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大力发展当时的先进产业和高附加值的重化工业，随后又提出了“高加工度化”以及“知识集约化”，重点投入技术研究，将制造业重心由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转向知识密集型的加工装配工业，可以说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贯穿和主导了制造业发展、转型、升级的全过程，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和市场资源、金融资源的倾斜塑造了各阶段的产业结构，这对日本这样的资源稀缺国家而言尤为重要。

从模仿到超越，“工匠精神”是日本制造业的成功之道。日本制造的成功同时也是一个由模仿到超越的励志故事，无论是机械制造或是组装工业，日本都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学习欧美先进制造工艺并不断解构、研究与改进，发挥其为人乐道的“工匠精神”，把制造工艺推向精深。品质的提升使得日本生产的产品更受市场青睐并形成国家品牌效应。相比中国企业平均不足10年和欧美企业平均40年的寿命，日本企业58年的平均寿命正是其“匠人情怀”的表征。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其文化特性，日本制造业也逐渐探索出自身的独特优势，即精密制造领域。时至今日，在五金、钟表、发动机、相机、机床等精密仪器制造和金属切割等精工技术领域日本仍是独占鳌头。

日本政府十分注重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创新精神，使日本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十分雄厚的产业基础。90年代日本制造业中中小企业数多达80万家，占日本制造业企业总数99.4%，不仅创造了制造业55.9%的增加值，还支撑了73.2%的就业人口。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小企业以更高效的生产组织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另一方面中小企业通过产地集聚的方式分工协作，降低信息沟通成本。从对制造业产值和就业等方面来看，中小企业对制造业的贡献要高于大型企业。

日本制造业的衰退和原因

贸易环境恶化使日本制造面临危机。70年代开始，日本制造业在海外市场开疆拓土，为日本带来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同时，也对进口国的原有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到70年代末期，日本制造业产品大面积占领美国市场，日本也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贡献国。面对本国财政和贸易方面大幅增长的赤字，里根政府于1985年试图通过“广场协议”使美元对包括日元在内的其他货币贬值来改善贸易情况。在随后的三年内，日元大幅升值，由1美元兑250日元升至1美元兑120日元，升值幅度超过100%。日元的大幅升值使日本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竞争力下降，同时美国通过包括“东芝事件”等在内的一系列实质性贸易制裁使日本的对外贸易表现逐渐下滑，五年间贸易差额收窄逾40%。

进入21世纪，日本企业陷入了更大的困局，东芝、三洋、松下、索尼、尼康等日本传统大型制造企业的连年亏损也使其开始剥离旗下业务，高田、三菱、神户制钢、东洋轮胎等企业的造假丑闻使日企形象遭受打击。虽然外部贸易环境恶化使日本制造业增势放缓，但并不足以解释日本制造乃至日本经济近三十年来的低迷。

新技术冲击下“匠人情怀”的副作用，日本制造吞下转型缓慢苦果。从日本制造业的发展过程看，一方面前期日本通过对欧美原有技术的效仿和创新使其快速发展，但对“匠人精神”的过度追求使其在旧技术的延续性创新上不断深入，反而进一步拉大了与新技术、新业态之间的鸿沟。例如日本虽然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领域有所布局，但仅是制造业的附庸，有限的空间使其发展受到束缚，而随着新技术、新业态逐渐成为行业主导，与市场需求脱节的日本产品的劣势也开始突显，并最终反映到产品销量的减少上。另一方面，日本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经济低迷和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使得本国内需难以弥补外需下降带来的制造业产品的需求缺口，叠加中国、韩国的制造业产业链不断完善带来的替代效应，日本制造业的规模效应也受到削弱，失业率也逐渐走高。相比1990年的2.3%，2000年时失业率已经突破5.0%。此外，大批日本制造业在困境后将企业经营模式上向欧美转型，日本民族长久恪守的品质追求让位于股东利益，企业家精神被商业利益蒙蔽，这也是日企近年来造假事件频出的深层原因。

日本制造业去杠杆的得与失

日本在二战后经历了两次去杠杆时期，一是石油危机后的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二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90年代，两次去杠杆由于所处经济环境和采取的思路有所不同，去杠杆的结果也存在差异。

新旧产能双管齐下，结构性去杠杆成效显著。

旧产能去化缓慢，日本错失反弹良机。两次去杠杆过程中日本企业的破产数的走高幅度相似，但时长明显不同，70年代的去杠杆时企业出清仅用了不到4年时间，而90年代耗费了8年之久，相较之下，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经济的被动去杠杆表现更为沉重，见效也更慢。首先，在日本银企之间形成的主银行制度下银行对企业的续贷不仅拖延了“僵尸企业”的出清速度，还挤占了有限的信贷资源；二是日本在短期内货币政策的连续紧缩使经济陷入通缩，加大了去杠杆的负担；三是“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快速升值使日本制造业大举对外投资，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对本国劳动力市场和内需形成了拖累，进一步加大了“僵尸企业”的出清难度。制造业旧产能的缓慢去化也使日本错失了如70年代一般的产能升级机遇，从而造成日本制造业整体乃至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

根据Pender（2002）的研究，我国制造业可以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市场驱动型。

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建国到改革开放前夕这段时期。受制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及国际环境，制造业主要是以资本密集型行业为主，集中在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行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重工业。第二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期，市场驱动型行业增加值增长最快，计划经济的逐步退出，生活物资资料的需求释放，这一时期技术密集型行业产值占比也有所上升，不过幅度不大。进入21世纪后，我国制造业最显著的变化是技术密集行业增加值比重大幅度增加，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下，又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的大幅增加为主，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资的引进带来了资金和技术。

资源禀赋对不同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有着显著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较为稀缺，而进入21世纪后，资本由于多年的积累，转而成为企业生产要素当中的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企业占比有所上升。然而通信设备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在2006年之后呈现下降趋势，但这种下降趋势一方面是来自于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土地、劳动成本上升的影响了该行业的外资流入，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全生产要素（TFP）的低下，即核心创新技术的不足。

[1] 刘军,程中华,李廉水. 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困境与趋势[J]. 阅江学刊,2015,7(04):15-21.

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迫在眉睫

制造大而不强，转型迫在眉睫。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2006年超过日本，2009年超过美国，制造业产值全球第一。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工业增加值的比值稳定在80%左右，占GDP的比重稳定在32%左右。尽管规模巨大，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也很大。与日本制造业初期的模仿、再创造类似，当下的中国制造业核心创新能力不足，主动创新意识不强。以2017年世界500强公司为例，日本有51家，中国有109家，然而剔除金融、地产等行业看，日本有10家电子和通信行业公司和10家汽车制造业公司，中国仅有5家电子和通信行业公司和5家汽车制造业公司，中国制造业的实力整体上仍然弱于日本。

从制造业贡献的利润结构来看，2017年中国制造业目前仍然以重工业和轻工业为主，科技含量水平较高的设备制造领域占比仅为26%。重工业主要包含金属、能源和化学制品类等传统能源消耗较大的产业，轻工业主要包含纺织、家具和食品等。设备制造只有26%的占比，其中通信、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仅占比为8%。

从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情况上看，我国在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光电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电路、航空航天技术（记为A类高新技术产品）保持逆差，在计算机与通信技术、材料技术（记为B类高新技术产品）保持顺差。2017年我国总体贸易顺差为4193亿美元，非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顺差为3356亿元，反映出我国对外贸易当中以非高新技术产品为主；而在高新技术产品内部，A高新技术产品领域逆差为2637亿美元，B高新技术产品顺差为3475亿美元，这反映出我国在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光电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电路、航空航天技术诸多高精尖制造业的薄弱地位，而保持顺差的计算机通信技术行业主要是代工产品，缺乏技术壁垒，中美贸易争端下“中兴休克”事件就是我国高端制造领域的残酷写照。

其次在发展模式上过度消耗资源，以环境为代价的增长难以为继。从能源耗用来看，中国制造业单位产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下降，但是在绝对水平上，中国单位产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远远超过日本美国。中国单位产出的能耗逐年下降，既源自粗犷式发展难以持续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外在压力；尽管目前势头很好，但是实现成功转型还需要再接再厉。

目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着艰难的转型压力，本土制造业急需摆脱留给消费者的低劣印象。近年来国内消费者对日本韩国商品的追捧就体现了这种尴尬境地，国内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参与的主要是加工、组装和制造等技术水平较低的环节，无法进入设计和研发领域，从而使得当前中国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无法形成品牌溢价，技术密集型企业无法掌握高精尖技术而受制于人，资本密集型企业往往产能过剩。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率一般在35%，美国2017年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率为36.93%，（由于中国未公布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率，因此本文采用近似制造业毛利率近似测算）中国制造业2017年的毛利率仅有15%，与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差距明显。[注：工业增加值率=(工业总产出-工业中间投入)/工业总产出，毛利率=（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收入]

经济结构不平衡，粗犷增长难再，改革压力加大。自2008年以后，生产要素资源配置向房地产行业倾斜，导致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下降，同时在去杠杆、信用收紧的压力下，如何顺利转型，是摆在中国制造业前面的一道难题。中国经济的粗犷增长难以为继，2015经济新常态后，国家在政策层面大力推行供给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加大环保限产力度，这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发展当中越来越重视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创新层面，国家大力鼓励创新发展，《中国制造2025》集中体现了政府实施强国战略、制造强国的战略意图，诸多优惠税收政策正向激励制造业创新，GDP的核算纳入企业的研发费用，高技术企业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都体现了中国制造业亟待转型的迫切。

日本制造业发展对中国制造业的启示

起步慢和工业基础薄弱，中国制造业发展明显滞后于日本。虽然日本是以战败国身份重拾经济，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积攒的强大工业底蕴与中国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下的工业水平可谓天差地别，加上中国在抗战结束后还经历了内战等一系列动荡格局。工业基础的薄弱加上起步慢使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明显不如日本，但也正因为此，中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从日本的发展经验中扬长避短。

制造业向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升级不需要较高的投资增速。在制造业由转型升级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平衡经济增长和杠杆切换的关系，一手压低旧产能的过剩杠杆，一手有序增加新产能的投资，同时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避免经济过快下滑对产能出清和产能再造形成阻碍。通过分析日本制造业发展历程可以得出，制造业向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升级并不需要非常高的投资增速，更偏重于新技术研发等结构性上的转变。在日本制造业由重工业向加工组装制造业升级的过程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对应着日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时期，在此期间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在7%左右，该期间日本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大致维持在7%附近。日本制造业投资增速在转型期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回落，由24%逐渐下滑至7%，说明在重工业主导时期制造业投资对经济的拉动程度较高，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较高，而进入转型期后，由于新产能带来更高效的产出，意味着单位投资的产出效率获得了提升，因此该阶段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并没有大幅提升，反而保持低速平稳的发展，在这个平稳增速下反映的是一边淘汰过剩产能和老旧产能，一边有序增加研究开发和新产能的投入，经济结构得到了有效优化。中国目前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阶段，也面临着新旧产能的更替问题。由于中国在转型前制造业投资的增速明显高于日本，所以中国旧产能的去化压力也高于日本。

积极推动产业升级，研发核心技术，进军制造业上游。对比日本制造业通过产业政策集中力量实现分阶推进、产业升级的路径，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显得步履蹒跚，建国以来钢铁、煤炭等重工业在大力发展后转向的步伐较慢，产能过剩的沉疴痼疾在2015年底去产能拉开序幕后才开始治理。同时在以市场换技术的过程中，企业整体仍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的代工模式，对先进产品的模仿也整体停留在浅表，通过产品解构后的延续性创新方面也不如日本精深。“中兴事件”也让中国意识到缺乏核心技术支撑的产出追赶最终仍将被人扼住咽喉。因此，中国制造需要从技术做起，积极推动产能的更新换代，加大对先进制造技术的研发投入，增强核心竞争力，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从而不断攀向产业链的上游，这也是治理环境污染的长久之策。

建立制造业发展长效机制，坚持市场导向、扩大内需，提高产业活力。日本制造业前期腾飞的发展历程对中国制造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其当下面临的困境同样值得关注。首先，在对核心技术的追求上应在聆听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做到成本和收益的匹配，做到产品的与时、与市俱进，对“工匠精神”的过度追求使得日本企业陷入了对技术极致追求而忽视了市场声音，导致产品与市场脱节；其次，要逐步提高内需在国内产成品消费中的占比，增强本国制造业的抗压能力。日本制造业在外需下降时规模效应的消退正是由于缺乏内需的支撑，导致本国制造业的外贸依存度过高，外需的流失使本国制造业产品需求下降，该缺口没法得到国内需求的有效填补，因而在贸易冲突的背景下显得束手无策，因此，中国需要利用好本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城镇化进程中的消费扩张、消费升级趋势，以内需配合制造业发展。

构建多层次融资和担保体系，帮助中小企业破除融资障碍，增强经济活力。日本是世界上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最完善的国家之一，充分利用政策扶持引导金融机构参与中小企业融资业务，通过设立投资育成公司等直接融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以行业组织为基础的信用公库等间接融资，同时通过政府出资设立的信用保证协会和专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再担保服务为直接和间接融资服务铺设了较为深厚的安全垫。中国应加强政策引导和融资体系构建，通过政府出资支持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并搭建多层次担保体系促进中小企业融资业务的可持续性，为中小微企业营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增强制造业发展的活力和竞争力。

当前中国制造业正走在转型的重要关头，同时还面临着国内去杠杆进程和中美贸易战的外部扰动，借鉴日本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应该从下述几方面去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第一，中国应该利用当前的去杠杆环境更加坚定地出清落后产能，积极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实现结构性去杠杆，同时不断攻坚核心技术，进军制造业上游高附加值领域，当前国家大力鼓励创新发展，《中国制造2025》集中体现了政府实施强国战略、制造强国的战略意图。第二，扩大本国内需即是贸易战背景下的应对之举，也是塑造制造业长期抗压能力的良策。尽管中国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但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其城镇化率明显低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因此中国尚有较大的扩内需空间。第三，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孵化环境，也是构建制造业生态环境的长远之计。近期国务院金稳会会议提到未来将继续精准处置产能过剩领域的行业风险，完善破产重组机制，同时更多关注结构性去杠杆，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综上所述，在当前的宏观大背景下，中国仍应继续巩固供给侧改革的成果，继续把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作为工作的重点，同时继续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支持，以实现整体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信证券明明研究团队

具体分析内容（包括相关风险提示）请详见报告《利率债专题报告——【制造业的出路在哪里？】“慢就是快”，低投资增速下的制造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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