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年前的農曆五月二十日，唐王李淵即皇帝位於長安太極殿，一個直到今天都讓中國人念念不忘的王朝——唐朝建立了。
一生狂狷的李敖曾說，最想生活在唐朝。也許只有在這個朝代，他這樣的人不僅“有話說”，而且“有事做”。
有話說有事做，不光是成年人的專利。在唐朝，很多神童一出世就風華正茂。長大後敢造武則天反的駱賓王，七歲能詠鵝；來自河南的帥哥杜子美，也是“七齡思即狀，開口詠鳳凰”。在唐朝，天才和學霸，就是這麼任性和直白。
讓國人夢繞魂牽的唐朝，無論是對外文化交流，還是制度文明，均走在當時世界的前列。唐初以來，唐朝統治者在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教育、文化等方面進行系列改革，調整了統治制度，提高了行政效率。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社會經濟達到極盛。此時，唐王朝政治局勢長期穩定，周邊地區久獲安寧，政通人和，天下大治。
大明宮含元殿遺址
政治上河清海晏，體現在太宗治國名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中，體現在“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的警醒中，也體現在他和魏徵“相愛相殺”的交往中。無論太宗如何被“打臉”，他一直贊同魏徵的觀點“兼聽則明，偏信則闇”。魏徵也說得明白：“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太宗的繼任者們，多能“依貞觀故事”，從而開啟“永徽之治”、“開元盛世”、“元和中興”等局面。
唐初改革隋朝律法後，減少很多死刑條文。貞觀年間，有幾年全國的死囚犯不足百人，最少的一年只有十幾個。太宗還放出宮女三千人，令之“任求伉儷”。善於針砭時弊的白居易，也不得不點贊太宗的德政：“怨女三千出後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三省六部製作為隋代至唐初建立起來的中樞體制，也因帶有制衡理念而澤被後世。尚書都省負責行政信息彙總與監督。部分需要決策的事務，宰相議決後，皇帝僅御畫“聞”。換言之，皇帝只行使知情權而不行使否決權。宰相分割了最高決策權，從而制約了皇權。在門下省設諫議大夫，在門下省和中書省又分別設有左右補闕、拾遺，專掌規諫諷諭。
罵皇帝的不光只有“言官”，像李商隱、白居易這些文壇大V，通過筆桿子鞭撻皇帝。李商隱寫《酈山有感》：“酈岫飛泉泛暖香，九龍呵護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惟壽王。”玄宗與貴妃到酈山洗澡這樣的個人隱私，李商隱也敢拿來在朋友圈曬一曬。
楊貴妃雕像
經濟上藏富於民，也備受稱道。“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長安城內的飲食供應，主要是通過市場來解決，還形成了針對市民的“外賣服務”。杜甫大病初癒後，朋友王倚“遣人向市賒香稉，喚婦出房親自饌”。這說明，主婦在廚房內燒煮的東西在市場上隨時可買到。長安城的餐飲業很發達，三五百人的禮席，“立待可辦”。
李白在《少年行》中所寫“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道盡了“一線城市”長安民間消費旺盛。當年的“一線城市”，還包括東都洛陽，東部的揚州，西部的益州（成都），南部的廣州。
唐朝上至達官貴人，下到黎民百姓，都很講究穿衣打扮。杜甫《麗人行》中有言“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唐朝牛僧孺記載一位民女的衣著：“小童捧箱，內有故青裙、白衫子、綠帔子”。那時的女性服裝，顯露出大氣、自信、飄逸、端莊的韻致。
“萬國來朝”，是唐朝對外交往的一大盛景。貞觀四年（630）三月的一天，長安城內春意盎然。鴻臚寺的大小官員在大街小巷裡穿梭。他們要招待一大撥來自異域的客人——來自西域和北部邊疆各民族的首領。這些人打算在朝堂上尊奉唐太宗為各民族的首領“天可汗”。這些人表達來意後，李世民大驚：“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我為大唐天子，還要處理可汗的事嗎？)話剛說完，群臣和各族君長高呼“萬歲”。在當年，天可汗無異於世界首腦。唐朝的後繼統治者也被稱為天可汗。
四夷酋長尊奉太宗為天可汗，與大唐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密切相關。柏楊在《中國人史綱》寫道：“在唐朝，中國當時被各國崇拜的程度，遠超過其他兩大超級強國，因為東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對宗教是排斥性的，只有中國對各種宗教兼容幷包。”
唐代閻立本《步輦圖》
“經營天下遍，卻到長安城”。自唐初始，唐朝採取多種措施維持絲綢之路的暢通。唐政府鼓勵外商前來貿易，允許他們在中國居住、任官、通婚。同時，外國商人在中國的合法權益也能得到保護。
胡商在長安長期經商，衣食禮儀風俗等方面受到漢族的影響，並將這些風俗習慣帶回本民族。中國唐史學會秘書長薛平拴教授考證，胡商著漢服，娶漢族妻子為妻妾、崇尚漢人習俗者屢見不鮮。貞觀初，長安城中已是“胡著漢帽，漢著胡帽”，頗難辨識。安史之亂後，回紇商人在長安“或衣華服，誘娶妻妾”成為一大時尚。有的胡商久居長安，安居不欲歸，成為長安的永久居民。
在擁有百萬人口的長安城，長期居住的外國人多達萬人。他們當中有學者、官員、商人、僧侶等等。唐大明宮麟德殿曾宴請過七十多個國家的賓朋。先後來唐的外國使者遍及歐、亞、非洲等三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唐朝時做官的外國人多達三千，王維的詩句“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就是明證。
“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開放包容的唐人，對舶來品持拿來主義的態度。在各種家庭用具上，都出現波斯（今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畫像和裝飾式樣。八世紀時，胡服、胡食、胡樂在唐朝民間分外流行。
唐代彩繪騎馬胡人俑
包容的力量，不光體現在對外方面，也體現在對內方面。大量流散勞動力湧向生存機會更多的長安、洛陽、揚州等“一線城市”，政府對這些流動人口和外來人口的管理，也逐漸放開。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楊炎提出並推行兩稅法，“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居住地原則改變了流動人口的身份問題。史文中，並未見到政府明令禁戢取締“非法”市場的記載。
“經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中華文明海納百川，兼收幷蓄。唐代，就是傑出代表。開放包容的唐朝匯聚異域的文化，其禮樂制度、法令文獻受到其他國家的敬仰。當年日本就對唐朝亦步亦趨。
孟子云“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這也可作為對唐朝的斷語。1400年俱往矣，時光流逝……
那些曾經顯赫一時的萬千氣象，帝王、美人、名士、宮闕，均已幻化黃土，蹤跡渺然，但開放包容的大唐氣象，歷久彌新，成為矗立在世界文明史長河中的豐碑，供後來者憑弔、傷逝、總結，而窺興替得失……
回望唐朝的興衰，也一再警示後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開放包容則興，自大封閉則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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