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容/繪
蘇童
蘇童說過：“作家可以不要風格，只要你的自由。”我想，蘇童很早就清醒地意識到，要遠離自己給自己埋下的文字陷阱，那是一種枷鎖或者死亡的形式，他擔心在風格建立的同時也失去了自己的創造力。
01
實際上，作家的寫作，永遠都處於一種難以避免的矛盾和悖論之中，他在渴望自己風格及其價值的同時，又憂慮風格像引力一樣限制和操縱自己的寫作。但是，蘇童像所有有出息的作家一樣，頑強地與自己的風格搏鬥著，不斷地跳出語言和敘述為自身編織的羅網而獲得藝術的再生。
一個真正的作家在度過了寫作的 “青春騷動期”和 “膜拜期”之後，寫作的狂熱、野心和激情，一定會衍生出一個自由寬廣的創造領域，清晰的現代小說意識，勻稱美觀的小說結構，飽滿自信的語言形狀和語感意緒，文字的多重意義和豐富內涵，必然產生深邃無際的藝術魅力。這是作家實現自己寫作夢想的前提和基礎。蘇童就是這樣在小說之中、風格之外，為我們建立起一個不同凡響的小說世界和想象空間，使我們得以看到蘇童日臻至境的 “南方寫作”。
蘇童曾經多次提及他的短篇小說《桑園留念》之於他寫作的意義。實際上，多年來，蘇童從這篇 “少作”中找到並建立的懷舊感，不僅使他開啟了短篇小說寫作的良好感覺，和寫作這篇小說時自己的個人生活情景的複雜記憶，更主要的是，蘇童在這篇小說的寫作中最早意識到敘述話語、故事、人物和記憶與虛構的微妙關係。同時，他也開始意識到，如何才能得體地處理和有效地運用個人的經歷、情感積澱等資源。一句話，就是蘇童由此獲得了對小說人物、敘事節奏、敘事語氣等要素的感覺方式和有力的寫作控制能力。特別是，蘇童在小說中描述的肖弟、毛頭、丹玉、“我”等少年青春期的騷動，那個年代青春、精神的寂寞、無奈和心理恐慌。
如果我們仔細將這篇小說與蘇童其後的“香椿樹街”作品相互對照，就會發現，前者中的人物及其命運、人物關係，實際地呈現出後來大量人物的端倪或 “原型”，我們甚至會在桑園中嗅到少年在“街頭”的血腥氣息和 “原始野性”。
在短篇集《香椿樹街故事》裡，蘇童再現了一條南方的老街上的一群少年的殘酷青春以及街坊鄰里間的故事
應該注意到，蘇童的一系列小說所建構的，是一個最為獨特而經典的背景，這就是 “街頭”。這是隻有那個年代才可能有的一種情境或場景，這當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少年所不能想象的一種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下，蘇童大量地鋪排南方少年的種種特殊的體驗，演繹他們年輕生命的激情美學，讓他們在南方人文的地緣環境和充滿怪異的、“瘋癲”的成人世界的喧囂中 “本能”地生長和變異，為我們展露出文本以外更廣闊的詩意、心理空間。
02
我覺得，蘇童對小說中 “少年”形象極力凸顯的，並不是看似令人不可思議的 “蠻力”，而是深埋於敘事之中的骨子裡的 “浪漫性”。看得出，這些作品的寫作，是蘇童真正地執著於記憶中的南方，用自審和憂傷的眼光，在尋尋覓覓地打量南方世界中少年的神秘和對世界嚮往的見證。從蘇童大量的 “香椿樹街”小說所述年代看，對應的應該是現實中的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期，但在小說中歷史的大背景都被大大地淡化了，更多的是表現整個少年世界與社會的對峙。在他早期的小說裡，也許由於處於 “寫作青春期”的蘇童，對已有永恆意義的形式感的追求與狂熱，他總是把人物置放於相對空靈詭譎的世界中，我們往往會將他的小說人物與其中的鄉村、少年、紅馬、水神、回力牌球鞋、鐵路、U形鐵、稻草人視為 “同類”，構成一組能映現那個時代特徵的象徵符碼。實際上，蘇童對於現代小說敘述技巧的出色運用，已經使人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拉到了半真空狀態，少年的純淨、透明、精確、強悍也同樣被牽制到意象和幻象的層面上。
《傷心的舞蹈》《騎兵》《小偷》和《乘滑輪車遠去》等作品，堪稱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前者寫的是一個少年最年輕的尊嚴及其心靈遭遇。這篇小說很短，卻融匯了許多在當時鮮見的小說元素：像“東風吹，戰鼓擂”“或重如泰山，或輕於鴻毛”這種當年的政治話語在文中的穿插，與小說的敘述語境形成饒有興味的調侃；小說結尾處 “我”與妻子的對話，從一定意義上構成了對“故事”的 “補充”，而且使小說具有了“元敘事”的意味。關鍵是，如果按照傳統的小說閱讀習慣，讀罷這篇小說，很可能會做出這樣的判斷：這篇小說沒寫任何東西。但我認為，這篇小說最值得稱道的是對一個少年心理的摹寫，我們可以通過這個人物讀出那一代人的心情。孩子之間的天性、嫉妒，自我的覺醒，與舞蹈之間自然而神奇的聯繫躍然紙上。
小說也沒有刻意地去刻畫人物，堆砌性格，故事幾乎是在 “流水賬式”的敘述中完成的，我們雖然沒有在敘述中發現一群十二三歲孩子的什麼性格或相互之間的內心衝突，但我們分明感受到了一個時代人與人之間簡單、粗糙的緊張關係。這和舞蹈的柔軟、細膩恰好形成一種有趣的悖謬。顯然，這既是一個與舞蹈有關的故事，又是與舞蹈無關的一個命運的傳說。《乘滑輪車遠去》中的“我”“貓頭”“張矮”，可以說就是後來的小說《城北地帶》《刺青時代》《舒家兄弟》中“小拐”“達生”“紅旗”等的 “前少年時代”。
《刺青時代》（左）
《城北地帶》（右）
這又是他們少年經歷中一次艱難的心理歷險，作家寫 “我”在一天裡所目睹的生活現場造成的疑惑和迷惘， “本能慾望”的萌動，意外的 “人禍”，對成人世界的警覺，都是加速少年成長的催化劑，在這篇情節上同樣 “散淡”的小說中，蘇童再一次將現實生活、記憶和小說混淆在一起，對人物雖只是勾勒其輪廓和線條，但不經意間塑造了他小說中最早的南方少年形象。這裡提到的兩篇小說，在許多方面雖然無法與蘇童後來的短篇小說相比，但他敘述文字、描繪人物的頹靡、唯美已初見端倪。另外，不依靠人物、不以人物性格或經歷結構故事，這在八十年代的寫作情境中極不多見。
03
從寫作短篇小說 《沿鐵路行走一公里》起，蘇童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敘述小說的方向。他除了賦予人物基本而必要的動作，還逐漸加大作品整體的容量。死亡、病態、孤獨和惆悵開始進入少年的視域，小說也開始更多地考慮人物的主觀感覺，“主人公”的味道也漸漸瀰漫出來。
或許，蘇童當時還沒有意識到，他筆下的主人公少年劍內心的孤寂、惆悵，對世界的渴望以及無法和現實達成默契的苦惱，難以名狀的抑鬱，這已不僅僅是成長的煩惱，更多是他所處生活世界的幽閉。
作家讓劍在一公里有限的長度裡與存在、與世界進行對話，但在那種年代，他的內心、他的命運也只能和扳道工的那隻籠中鳥一樣，無法擺脫其被精神囚禁的悲涼處境。劍和鐵路之間似有一種說不清的關係，但妹妹的死和扳道工老嚴的致命錯誤，並沒有成為劍拒絕現代文明的心理障礙。劍對那列上海至哈爾濱列車的嚮往和猜想，倒是會很容易讓我們把這篇小說與蘇童那篇叫《三棵樹》的散文聯繫起來：
“
午後一點鐘左右，從上海開往三棵樹的列車來了，我看著車窗下方的那塊白色的旅程標誌牌：上海——三棵樹，我看見車窗裡那些陌生的處於高速運行中的乘客，心中充滿嫉妒和憂傷。
”
在我自己的少年記憶中，直到八十年代初，上海至哈爾濱的旅客列車的終點始終是 “三棵樹”。我在這裡無意考證蘇童記憶與寫作的某種奇異關係，但我們在劍身上所感受到的不僅是作家自身遭遇的某種壓迫，而且使我們強烈體味到現實給內心帶來的巨大的空虛或虛無感。“行走”、“鳥籠”的意象，與作為 “一部簡單而乾脆的死亡機器”的鐵路，它們之間也構成了一種有關存在的隱喻。生命個體努力擺脫孤獨感，拜託某種空虛感的力量，都在這篇小說中隱約地呈現出來。
《白雪豬頭》以逼真的文字，再次將我們帶回到六十年代的生活情境。在那個物質相對匱乏的年代，很難想象，一個有5個需要正常生長的孩子的母親會如何面對他們身體的正常需求。在那個年代，人們的聰明和智慧同樣具有狡黠的功利品質，而 “關係”的處理是一條人情關聯的秘密通道。母親與肉鋪店張雲蘭之間的故事再次顯示了作者的構想力。閱讀這篇小說，我們會得到一些啟發，很難也不必對於一些小說再用類似高尚、博大、無私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小說主人公，人要坦然面對物質，要相信物質是建立精神尊嚴對付貧困必不可少的基礎。富裕、明亮的生活，才是一個人純淨品質的最好營養，擺脫貧乏的生活窘境不是罪過，也不是羞恥的事情。可以肯定，這浸透了蘇童少年時代切身的經驗，因為小說始終瀰漫著那種令人心痛的苦澀感、疼痛感。
蘇童短篇集《白雪豬頭》，其中的這篇同名小說以逼真的文字，再次將我們帶回到六十年代的生活情境
小說故事結尾處，“白雪豬頭”的出現，立刻給整篇文字帶來了傳神的色彩，它成為有生命力的物象，使張雲蘭的行動更具有感染性，也使敘述騰挪出整體與記憶，真實與想象、道具與背景等要素間的張力，從而為讀者留下思考、回味、體驗的空間，同樣，獲得對傳統故事的那種滿足。可以說，“白雪豬頭”是蘇童奉獻給當代小說的一個獨特的意象。我始終覺得，對蘇童的小說，很難對其進行重複性講述、描述，它給我們留下的常常是一種特別的閱讀感覺。
04
我在描述蘇童小說創作特徵時，曾經用 “南方想象的詩學”界定蘇童小說的地域性想象面貌，同時，也有意深入發掘童年生活的經驗和記憶對蘇童小說寫作的重要影響。雖然，我無意去蘇童的虛構世界裡尋找其現實存在的 “對應”經歷和確切的地理依據，但一個作家在對世界和生命深入感知後自然生成的情結，必然在他的心理上形成某種 “機制”，對寫作產生各種暗示或指引。蘇童有大量散文、隨筆記敘他的童年生活舊事：《過去隨談》《城北的橋》《童年的一些事》《三棵樹》《露天電影》。我們從中會感受到他那種強烈的懷舊、戀舊意緒。許多文字講述中瀰漫著濃郁的惆悵和感傷，更多的還有對過去生活、人物的珍惜、憐愛，其中也不乏大量在他後來小說中頻頻隱現的重要意象。
我猜測，他的許多小說都是從這些感傷、珍愛和意象中衍化而來的，甚至都可能尋找到其中的必然聯繫，這也就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他小說的取材方向和想象源頭。雖然，作家的寫作出發點並非一定是現實及現實中的人，而是他的另一個自我，但這另一個自我，卻是現實與環境的精神投影。同時，文學起源於心靈，心靈是人的第二個自我，而這個自我，只能以精神的方式即關於情感、生命的藝術方式，到達理想的存在的彼岸，重組往日生活的情境，一次次完成文字與世界、回憶與往事的雙重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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