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蓬，谱名家淦，又名济瀛，革命战争时期曾化名黄育贤，1905年6月出生于原德化县赤松乡夏家山（今九江市柴桑区港口街镇生机林村）的一个贫农家庭。他的长相与众不同，生来头发金黄，皮肤白皙，眼略呈碧色，当地老百姓送其外号“桂白毛”。后来他参加革命，战友们戏称他为“外国人”。
桂蓬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他读私塾时，写的作文常被作为范文，后来就读辅仁学校和南昌黎明中学，与一些进步青年探讨马克思主义和国家民族出路等问题。毕业后，他回九江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正式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担任九江临时市委委员。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受过近7年牢狱之灾。
急中生智 死里逃生
1930年5月，中共港口区委、赤湖游击队、第五区农民协会机构均建立在赤湖畔一个大村庄——朱湖，领导机关和革命战士都住在赤湖边一个叫老屋张的村庄。
有一次，游击队出发到外地打仗去了，只有少数队员留守警戒。老屋张的群众跑来向游击队报信，说驻守在瑞昌的敌人要来攻打游击队，但当时住在老屋张的负责人叶瑞堂认为游击队几次出击获得胜利，敌人不敢再来冒犯，于是贴出布告，说敌人多次被游击队打败，最近一段时间不会来骚扰根据地，大家安心生产。不料过了几天，敌人大部队真的扑过来，游击队队员措手不及，老屋张三面环水，敌人从陆路打来，游击队员只有从水路撤退，叶瑞堂被敌人追赶到水中，不幸牺牲。桂蓬当时负责赤湖游击队的给养工作，掌握经费，他仓促跑到村外时，才发现钱袋还留在村里，那是革命的经费，千万不能丢，如果落到敌人手中，对革命会造成重大损失，因此他急得脸上通红，跺着脚说：“革命经费来之不易，一定不能丢，我一定要拿回来。”他正准备奔向村子取钱袋时，旁边的游击队队员极力劝阻：“去不得，去了就冲不出来，以后我们再想办法吧。”他斩钉截铁地说：“经费就是生命，冒死也要把革命经费拿出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箭一般地飞奔到村中，迅速找到原住家，把收藏的钱袋系在腰上，火速往回跑。钱袋里都是银圆，很沉重，一跑就叮当响，跑步受到阻力。敌人听到响声，发现了桂蓬，疯狗似的向他扑来，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机灵的桂蓬突然急中生智，从包内抓了七八块银圆尽力地后面抛撒，敌人忙着抢银圆，顾不上追了，这时又有人在旁边掩护，桂蓬才得以脱险。
大嫂施计 险中获救
1930年初夏，为了扩大红军阵容，赣北红军游击大队奉命开赴湖北阳新龙港，与驻守该地的红八军留守部队合编为红八军第五纵队。
有一天，党组织派桂蓬去瑞昌、阳新等地执行任务。桂蓬在归途中路过一个村庄，遇到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民大嫂。大嫂对桂蓬上下打量，心里琢磨：这人长得不像庄稼汉，要不是教书先生，就是红军战士，不管怎样我得帮帮他。于是她对桂蓬说：“这位先生，前面有白狗子在搜捕，你赶快到我家躲起来！”桂蓬进入她家屋内，她叫桂蓬赶快上楼，躲到梁架上一堆稻草里，她用稻草把桂蓬盖好才下楼。这时敌人已追到她家的门前，见到大嫂，劈头盖脸地问道：“你看见赤匪往这里跑吗？”大嫂认真地回答说：“看到了。”敌人问：“到哪里去了？”她指着村外答道：“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往那边跑了。”敌人信以为真，顺着她指的方向追去。这位善良的大嫂就这样沉着而又机智地把桂蓬掩护下来。劳动人民对革命战士的赤诚保护、无私支持，让桂蓬对这位大嫂充满了感谢之情。他后悔当时没有问这位大嫂的姓名。新中国成立后，他几次回故乡打听和寻找这位救命恩人，但均没有找到。
七年铁窗 坚持斗争
1931年4月，中共九江临时市委书记王仲屏指派桂蓬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赣北革命斗争情况。由于党中央《红旗日报》印刷机关被敌人破坏了，他刚到上海和党中央接上头，敌人就发现了桂蓬的临时住处。4月17日下午5时，在法租界康梯路的一个亭子里，桂蓬被捕了，先被关在上海龙华看守所，1931年10月，被转移到漕河泾监狱。1932年1月下旬，敌人将桂蓬等转移到杭州监狱。在监狱里，敌人多次提审他，要他交代九江地区党员名单和组织情况，他回答敌人的只有“不知道”三个字。敌人听了，像疯狗一样用重刑折磨他，桂蓬多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对战友们说：“我们共产党人要具有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的革命气节。”监狱里的伙食更是恶劣，吃的是“四子饭”（石子、沙子、稗子、稻子），菜是无油少盐的“什锦菜”，菜里面草纸、蜈蚣、蟑螂、草根、树叶等一应俱全，但桂蓬无所畏惧。
在失去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情况下，开展狱中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斗争，其艰难程度，是狱外斗争不可比拟的。在狱中，桂蓬以黄育贤的化名写了一篇充满战斗激情的檄文，愤怒鞭挞国民党反动统治，揭露监狱内非人待遇，表达政治犯要求出狱、加入抗日行列、为民族解放献身的决心。这篇檄文在狱中广为传阅，影响很大。为此，国民政府当局以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桂蓬10年徒刑，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浪潮中，国民政府当局才不得不于1937年8月19日将其假释出狱。桂蓬从被捕到释放，被折磨近7年。
回归队伍 继续革命
1937年11月，桂蓬回到党的怀抱，从事抗战救亡运动。那时，他受党中央派遣来到皖中工作，任皖中工委委员。1938年4月，他担任安徽舒城中心县委书记，组织抗日游击队，配合新四军打击日寇，后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游击纵队政治处主任、新四军江北纵队政治部主任，并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1940年4月，桂蓬任江苏盱眙县委委员兼政府一科科长，不久先后调任仪征县长、高邮县委书记。1948年10月，根据中共华东局命令，桂蓬任华东铁路总局党委书记兼政委，为保证淮海战役兵员和战备物资的运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0年，时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陪同毛泽东来济南视察，召见了桂蓬。在听取桂蓬汇报时，毛泽东频频点头微笑，对华东铁路总局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1953年，桂蓬调任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分管全路干部思想政治工作。1958年11月，他调回安徽省工作，先后担任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文革”期间，他惨遭批斗。“文革”后，他被安排担任省视察室副主任，但他不计较个人的荣辱进退，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工作。1978年1月，桂蓬当选为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一心为公 不徇私情
1971年3月，桂蓬的侄子桂旺林去安徽省合肥市找大伯桂蓬，想让他帮忙安排工作。在路上，桂旺林心想：我是桂蓬的亲侄儿，他是党的高级干部，给我找一份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可是他没有想到，桂蓬不但没有为他帮忙安排工作，反而给他上了一堂思想政治教育课。桂蓬对侄儿说：“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不是为自己过上幸福生活，而是为大多数穷苦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像我这样的干部千千万万，要是都去为自己亲属找安乐窝，那不乱了套吗？旺林贤侄，你说我的话对吗？”桂旺林低着头，对桂蓬说：“大伯，你说得没错，道理是这样，我懂，但我是你唯一的亲侄儿，你把我放在农村，人家会说你的，我看你脸上也没有光彩。”桂蓬没有回答。为了不让侄儿空手回去，桂蓬拿出一块手表对侄儿说：“旺林，你明天回去，带一块手表给侄媳妇，另外，自行车、缝纫机……你要什么，我给什么。”顿时，桂旺林气得两眼发黑，决定下午离开合肥，桂蓬挽留不住，吩咐司机送他到火车站，自己也陪着。上火车之前，为了使桂旺林高兴，桂蓬说了一句：“工作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晚上，桂旺林慢慢进入梦乡，睡梦中，他反复听见大伯叫他明天去学校报到，当一名人民教师，桂旺林对大伯说：“大伯，我不想当老师，没有出息，我想到商店或者粮站、食品站工作。”“那好吧，你就去商店当营业员。”桂蓬说。桂旺林高兴得拍手大笑：“我有工作了，我找到好事了！”这一激动，他突然惊醒，原来是做了一个“工作梦”。
回到家里，桂旺林垂头丧气，他的妻子劝他：“全国这么多农民，如果个个都去找工作，田地谁来种，你大伯让我们种田是对的，要怪就怪你是他的亲侄子，如果是别人找大伯，也许他会帮忙的。”桂旺林越听越糊涂，妻子说：“你大伯一心为公，不谋私利，懂吗？”桂旺林这才恍然大悟。一天，一位大队干部来到桂旺林家，通知他第二天去大队开生产队队长会议，桂旺林对大队干部说：“我又不是队长，怎么突然叫我开会？”那位干部忙解释，接公社通知，是你大伯给安排的生产队队长工作。桂旺林回想起上车前大伯告诉他工作已经安排好了，不然自己哪会在火车上做那个“工作美梦”，原来是大伯给自己安排了一份好工作——当生产队队长。桂旺林读懂了大伯的意思，决心当好生产队队长，让社员们吃饱、穿好，年终决算家家户户都能分红。如何达到这个目标，桂旺林动起脑子，他第二次去合肥找大伯，这次真找对了，桂蓬为家乡解决了好几吨平价化肥。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年，村里粮、棉、油获得大丰收。别的村每个工分五毛钱，他们却翻了一倍，大家齐声感谢桂旺林，桂旺林说：“不用谢我，要感谢的人是我大伯。”
1986年9月8日，桂蓬因病在合肥去世，享年81岁。桂旺林接到噩耗，悲痛万分，他陪同桂蓬夫人及子女将桂蓬骨灰运回家乡，桂蓬亲属根据他生前遗嘱，将骨灰撒在其生前战斗过的赤湖水域。从那以后，桂旺林每年清明节都忘不了带上鲜花到赤湖岸边静默3分钟，以示对大伯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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