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蓬，譜名家淦，又名濟瀛，革命戰爭時期曾化名黃育賢，1905年6月出生於原德化縣赤松鄉夏家山（今九江市柴桑區港口街鎮生機林村）的一個貧農家庭。他的長相與眾不同，生來頭髮金黃，皮膚白皙，眼略呈碧色，當地老百姓送其外號“桂白毛”。後來他參加革命，戰友們戲稱他為“外國人”。
桂蓬自幼天資聰明，勤奮好學。他讀私塾時，寫的作文常被作為範文，後來就讀輔仁學校和南昌黎明中學，與一些進步青年探討馬克思主義和國家民族出路等問題。畢業後，他回九江參加農民運動，1927年正式參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擔任九江臨時市委委員。他為革命出生入死，受過近7年牢獄之災。
急中生智 死裡逃生
1930年5月，中共港口區委、赤湖游擊隊、第五區農民協會機構均建立在赤湖畔一個大村莊——朱湖，領導機關和革命戰士都住在赤湖邊一個叫老屋張的村莊。
有一次，游擊隊出發到外地打仗去了，只有少數隊員留守警戒。老屋張的群眾跑來向游擊隊報信，說駐守在瑞昌的敵人要來攻打游擊隊，但當時住在老屋張的負責人葉瑞堂認為游擊隊幾次出擊獲得勝利，敵人不敢再來冒犯，於是貼出佈告，說敵人多次被游擊隊打敗，最近一段時間不會來騷擾根據地，大家安心生產。不料過了幾天，敵人大部隊真的撲過來，游擊隊隊員措手不及，老屋張三面環水，敵人從陸路打來，游擊隊員只有從水路撤退，葉瑞堂被敵人追趕到水中，不幸犧牲。桂蓬當時負責赤湖游擊隊的給養工作，掌握經費，他倉促跑到村外時，才發現錢袋還留在村裡，那是革命的經費，千萬不能丟，如果落到敵人手中，對革命會造成重大損失，因此他急得臉上通紅，跺著腳說：“革命經費來之不易，一定不能丟，我一定要拿回來。”他正準備奔向村子取錢袋時，旁邊的游擊隊隊員極力勸阻：“去不得，去了就衝不出來，以後我們再想辦法吧。”他斬釘截鐵地說：“經費就是生命，冒死也要把革命經費拿出來。”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他箭一般地飛奔到村中，迅速找到原住家，把收藏的錢袋系在腰上，火速往回跑。錢袋裡都是銀圓，很沉重，一跑就叮噹響，跑步受到阻力。敵人聽到響聲，發現了桂蓬，瘋狗似的向他撲來，就在千鈞一髮之際，機靈的桂蓬突然急中生智，從包內抓了七八塊銀圓盡力地後面拋撒，敵人忙著搶銀圓，顧不上追了，這時又有人在旁邊掩護，桂蓬才得以脫險。
大嫂施計 險中獲救
1930年初夏，為了擴大紅軍陣容，贛北紅軍遊擊大隊奉命開赴湖北陽新龍港，與駐守該地的紅八軍留守部隊合編為紅八軍第五縱隊。
有一天，黨組織派桂蓬去瑞昌、陽新等地執行任務。桂蓬在歸途中路過一個村莊，遇到一位素不相識的農民大嫂。大嫂對桂蓬上下打量，心裡琢磨：這人長得不像莊稼漢，要不是教書先生，就是紅軍戰士，不管怎樣我得幫幫他。於是她對桂蓬說：“這位先生，前面有白狗子在搜捕，你趕快到我家躲起來！”桂蓬進入她家屋內，她叫桂蓬趕快上樓，躲到樑架上一堆稻草裡，她用稻草把桂蓬蓋好才下樓。這時敵人已追到她家的門前，見到大嫂，劈頭蓋臉地問道：“你看見赤匪往這裡跑嗎？”大嫂認真地回答說：“看到了。”敵人問：“到哪裡去了？”她指著村外答道：“有一個不認識的人往那邊跑了。”敵人信以為真，順著她指的方向追去。這位善良的大嫂就這樣沉著而又機智地把桂蓬掩護下來。勞動人民對革命戰士的赤誠保護、無私支持，讓桂蓬對這位大嫂充滿了感謝之情。他後悔當時沒有問這位大嫂的姓名。新中國成立後，他幾次回故鄉打聽和尋找這位救命恩人，但均沒有找到。
七年鐵窗 堅持鬥爭
1931年4月，中共九江臨時市委書記王仲屏指派桂蓬去上海向黨中央彙報贛北革命鬥爭情況。由於黨中央《紅旗日報》印刷機關被敵人破壞了，他剛到上海和黨中央接上頭，敵人就發現了桂蓬的臨時住處。4月17日下午5時，在法租界康梯路的一個亭子裡，桂蓬被捕了，先被關在上海龍華看守所，1931年10月，被轉移到漕河涇監獄。1932年1月下旬，敵人將桂蓬等轉移到杭州監獄。在監獄裡，敵人多次提審他，要他交代九江地區黨員名單和組織情況，他回答敵人的只有“不知道”三個字。敵人聽了，像瘋狗一樣用重刑折磨他，桂蓬多次被折磨得死去活來。他對戰友們說：“我們共產黨人要具有寧可站著死不能跪著生的革命氣節。”監獄裡的伙食更是惡劣，吃的是“四子飯”（石子、沙子、稗子、稻子），菜是無油少鹽的“什錦菜”，菜裡面草紙、蜈蚣、蟑螂、草根、樹葉等一應俱全，但桂蓬無所畏懼。
在失去黨組織直接領導的情況下，開展獄中鬥爭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鬥爭，其艱難程度，是獄外鬥爭不可比擬的。在獄中，桂蓬以黃育賢的化名寫了一篇充滿戰鬥激情的檄文，憤怒鞭撻國民黨反動統治，揭露監獄內非人待遇，表達政治犯要求出獄、加入抗日行列、為民族解放獻身的決心。這篇檄文在獄中廣為傳閱，影響很大。為此，國民政府當局以所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判處桂蓬10年徒刑，直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無條件釋放政治犯的浪潮中，國民政府當局才不得不於1937年8月19日將其假釋出獄。桂蓬從被捕到釋放，被折磨近7年。
迴歸隊伍 繼續革命
1937年11月，桂蓬回到黨的懷抱，從事抗戰救亡運動。那時，他受黨中央派遣來到皖中工作，任皖中工委委員。1938年4月，他擔任安徽舒城中心縣委書記，組織抗日遊擊隊，配合新四軍打擊日寇，後任新四軍第四支隊第二遊擊縱隊政治處主任、新四軍江北縱隊政治部主任，並當選為黨的七大代表。1940年4月，桂蓬任江蘇盱眙縣委委員兼政府一科科長，不久先後調任儀徵縣長、高郵縣委書記。1948年10月，根據中共華東局命令，桂蓬任華東鐵路總局黨委書記兼政委，為保證淮海戰役兵員和戰備物資的運輸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50年，時任鐵道部部長滕代遠陪同毛澤東來濟南視察，召見了桂蓬。在聽取桂蓬彙報時，毛澤東頻頻點頭微笑，對華東鐵路總局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1953年，桂蓬調任鐵道部政治部副主任，分管全路幹部思想政治工作。1958年11月，他調回安徽省工作，先後擔任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長等職。“文革”期間，他慘遭批鬥。“文革”後，他被安排擔任省視察室副主任，但他不計較個人的榮辱進退，仍以飽滿的革命熱情投入工作。1978年1月，桂蓬當選為安徽省政協副主席。
一心為公 不徇私情
1971年3月，桂蓬的侄子桂旺林去安徽省合肥市找大伯桂蓬，想讓他幫忙安排工作。在路上，桂旺林心想：我是桂蓬的親侄兒，他是黨的高級幹部，給我找一份工作是不成問題的。可是他沒有想到，桂蓬不但沒有為他幫忙安排工作，反而給他上了一堂思想政治教育課。桂蓬對侄兒說：“我們共產黨人打天下，不是為自己過上幸福生活，而是為大多數窮苦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像我這樣的幹部千千萬萬，要是都去為自己親屬找安樂窩，那不亂了套嗎？旺林賢侄，你說我的話對嗎？”桂旺林低著頭，對桂蓬說：“大伯，你說得沒錯，道理是這樣，我懂，但我是你唯一的親侄兒，你把我放在農村，人家會說你的，我看你臉上也沒有光彩。”桂蓬沒有回答。為了不讓侄兒空手回去，桂蓬拿出一塊手錶對侄兒說：“旺林，你明天回去，帶一塊手錶給侄媳婦，另外，自行車、縫紉機……你要什麼，我給什麼。”頓時，桂旺林氣得兩眼發黑，決定下午離開合肥，桂蓬挽留不住，吩咐司機送他到火車站，自己也陪著。上火車之前，為了使桂旺林高興，桂蓬說了一句：“工作已經給你安排好了。”晚上，桂旺林慢慢進入夢鄉，睡夢中，他反覆聽見大伯叫他明天去學校報到，當一名人民教師，桂旺林對大伯說：“大伯，我不想當老師，沒有出息，我想到商店或者糧站、食品站工作。”“那好吧，你就去商店當營業員。”桂蓬說。桂旺林高興得拍手大笑：“我有工作了，我找到好事了！”這一激動，他突然驚醒，原來是做了一個“工作夢”。
回到家裡，桂旺林垂頭喪氣，他的妻子勸他：“全國這麼多農民，如果個個都去找工作，田地誰來種，你大伯讓我們種田是對的，要怪就怪你是他的親侄子，如果是別人找大伯，也許他會幫忙的。”桂旺林越聽越糊塗，妻子說：“你大伯一心為公，不謀私利，懂嗎？”桂旺林這才恍然大悟。一天，一位大隊幹部來到桂旺林家，通知他第二天去大隊開生產隊隊長會議，桂旺林對大隊幹部說：“我又不是隊長，怎麼突然叫我開會？”那位幹部忙解釋，接公社通知，是你大伯給安排的生產隊隊長工作。桂旺林回想起上車前大伯告訴他工作已經安排好了，不然自己哪會在火車上做那個“工作美夢”，原來是大伯給自己安排了一份好工作——當生產隊隊長。桂旺林讀懂了大伯的意思，決心當好生產隊隊長，讓社員們吃飽、穿好，年終決算家家戶戶都能分紅。如何達到這個目標，桂旺林動起腦子，他第二次去合肥找大伯，這次真找對了，桂蓬為家鄉解決了好幾噸平價化肥。俗話說：“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這年，村裡糧、棉、油獲得大豐收。別的村每個工分五毛錢，他們卻翻了一倍，大家齊聲感謝桂旺林，桂旺林說：“不用謝我，要感謝的人是我大伯。”
1986年9月8日，桂蓬因病在合肥去世，享年81歲。桂旺林接到噩耗，悲痛萬分，他陪同桂蓬夫人及子女將桂蓬骨灰運回家鄉，桂蓬親屬根據他生前遺囑，將骨灰撒在其生前戰鬥過的赤湖水域。從那以後，桂旺林每年清明節都忘不了帶上鮮花到赤湖岸邊靜默3分鐘，以示對大伯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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