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的寫字檯裡，放著一些雜物，妻子讓我有空把它整理一下。那天外面飄著霏霏細雨，閒來無事，我打開抽屜，裡面盡是些雜七雜八的小物件，有過期的藥品、名片，還有一些廢棄的塑料袋，也不知裝了些什麼。我打開了其中一袋，這是父親留下的東西：幾張老照片，還有一些證明材料。忽然中間掉落了一張紅色證件，撿起一看，封面上印著“光榮群師證”五個金色的大字，這是60年前平望鎮掃盲協會頒發給父親的。翻開證件，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教人識字、無上光榮”八個字，父親一生助人為樂，這也是他的做人準則。看見這張證件，我如同看見了老父親一般，瞬間悲上心頭，淚水奪眶而出，“爸爸！”我忘情地叫出了一聲爸爸，情不自禁想起了老父親生前的歷歷往事。
《光榮群師證》
我的父親是平凡的。但是他平凡中又蘊藏著不平常，對兒女的那份愛永刻在我們的心裡，任憑時光的沖蝕仍不減絲毫。他的一生是勤勞儉樸的一生，在那個貧窮的年代，他養育了我們兄弟姐妹七個，多麼的不容易。為了讓我們能吃飽穿暖，父親總是起早貪黑，白天在單位幹活，晚上常常幫助家裡幹家務，自已捨不得吃，捨不得用，一件衣服“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再三年”是他的真實寫照。微薄的工資都供我們兄弟姐妹上學。這些都是父親用他的脊樑為我們鋪平了人生的路。我用“父恩如山”“父情似海”來形容父親的恩情一點也不誇張。
父親的一生也是艱苦的一生。他生於1918年9月8日。11歲時，因家中貧困，中止了學業。後託人介紹，去盛澤壽康藥店當了學徒，父親幼弱的身軀過早地承擔起了家庭沉重的負擔。在藥店裡他沒少受苦，平日裡要伺候老闆師傅，泡茶、打洗臉洗腳水、搞衛生等等，稍不如意就要捱打、罰跪，一年多的學徒生涯受盡了折磨，後來還因為生病被狠心的老闆趕出了店門。回到黎裡後，他進了源興油坊當學徒，有了藥店當學徒的經歷，而且手腳勤快，他很快站穩了腳跟，業務也越發嫻熟。因為讀過幾年書，一點就通，老闆又看他人比較老實，就讓他司賬。而這一干就是近二十年，他的一生也就和賬簿和會計聯繫在了一起。
在源興油坊期間，父親和母親汝蘊玉經人介紹認識，很快就結婚了，並有了第一個孩子，也就是我的大哥王達鈞。在初為人父的幸福中，父親的壓力也在增加，他不僅要撫養幼子，而且上面還有體弱多病、無勞動能力的祖母。接下來二哥王達明，大姐王穗珠、二姐王桂珠的出生，這種壓力只有增加，不見減弱。無奈之下母親在家照顧兒女的同時，擺了個地攤，雖說利潤微薄，但總能貼補點家用。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地過，當時的家雖然窮困，但父慈母愛，兄弟姐妹之間卻其樂融融。唯一遺憾的是迫於生計，母親只能將四姐沈琴華給了親戚家領養，六姐吳愛英也送了人。
解放後父親工作的源興油坊收歸了合作社，父親的身份也由油坊司賬轉變為黎裡國營油廠的保管員，後受上級調動去了蘆墟供銷社、糧庫。1957年8月，他又調動去了平望國營第二飼料廠，而這張父親珍貴的《光榮群師證》正是頒發於期間。
新中國成立後的一個嚴峻的現實是1949年全國5.5億人口中80%是文盲，農村的文盲率更高達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個識文斷字的人來。學齡兒童入學率也僅佔20%。要把中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改造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家，提高勞動者的科學文化知識是一個根本問題。因此新中國剛剛成立，就將教育工作提上議事日程。
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和舊有社會文化的改革工作。”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新中國很快對舊的教育制度和教學組織進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權，改造了全國30餘萬所大中小學，使之納入社會主義的辦學軌道。之後，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終於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學了。旨在改變6億人口中有4億多文盲的現狀的掃盲工作也同時開始。
一場“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的識字掃盲運動如星火燎原，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到1953年止，全國掃除職工文盲近100萬人，掃除農民文盲308萬人。許多從“掃盲班”畢業的學員升入了業餘學校，得到了進一步的深造。這就是新中國的第一次掃盲運動。
隨著新中國步入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時期，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深入，對人民的文化和技術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他希望借社會主義改造的春風來掃除文盲。於是，1955年，掃盲教育工作再次成為全國工作的重點。全國範圍內迅速掀起了第二次掃盲高潮。到1957年上半年，全國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萬人脫盲，並已有160萬人達到高小和初中畢業文化程度。
而父親參與的則是第三次掃盲運動——1958年《掀起規模壯闊的掃盲大躍進》。“以民教民，能者為師”“掃除文盲人人有責，教人識字是一項光榮的任務”“親教親，鄰教鄰，夫妻識字，愛人教愛人，兒子教父親”等口號迅速響徹全國，神州大地到處呈現出一片“讀書聲聲響，處處是課堂，互教又互學，師生大家當”的熱烈場面。此時的父親通過自學已有了初中文化水平，在黨的號召下，他受平望職工業餘學校之邀，擔任了學校的掃盲老師。這段時間是艱辛的，也是快樂的。父親白天要上班，他抓緊空餘時間，備課做準備，晚上則在學校教學，每天都很晚回宿舍，回家的次數也少了。掃盲的學生都是一些大字不識一個的工人和農民，平時白天他們也在上班，回家也忙於家務，匆匆忙忙來上課，白天沒時間溫習，所以往往是今天教，明天忘，效果並不理想。父親總是不厭其煩地耐心教，一個月下來，人都瘦了十多斤，嗓子都沙啞了。付出總有回報，父親參與的掃盲班有近百人成功脫盲，平望鎮掃盲協會特為表彰父親等優秀掃盲教師，頒發了《光榮群師證》。聽母親說，父親對這張證書特別寶貴，珍藏在寫字檯的抽屜裡，平時不示於人。在他的心裡，肯定為自已能幫助這麼多人學習文化、改變命運而感到自豪。1964年，全國開展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一次全面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億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這其中也有父親的一份功勞。
人生總是曲折的。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父親也由黎裡糧管所的保管員下放到了黎裡先豐大隊第三生產隊，此時的父親已是50多的年紀了，在生產隊裡，他仍衝在前面，幫助鄉親們改善生活，還帶頭搞起了蘑菇種植。文革結束，父親又回到了黎裡油米廠的出納崗位。而此時的王家已渡過了最艱辛的時期，兒女們都相繼結婚，有了自已的家庭，兒孫滿堂，父親盡享天倫之樂。此時的父親是幸福的。
1978年1月8日，父親因肝病去世，離他退休只有幾個月的時間，他卻等不到享受幸福晚年的一天，匆匆走了。回顧父親的一生，沒有太大的波折，也沒有顯要的成績，我眼裡的父親就是一位勤勤懇懇工作，老老實實做人和對子女充滿愛心的慈父，我有很多話想和父親說說，但是已經沒有這樣的機會了，我深情地凝望著那張紅色的《光榮群師證》，心裡在默默祝願：祝願他老人家在天堂一切安好！
備註：
王達康口述，陳良整理。
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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