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天，《我不是藥神》在網絡上刷屏。這部口碑爆棚的國產電影，改編自一個真實的故事：
代購“救命藥”。在豆瓣上打分已經超過30萬次，評分達到了驚人的9.0，被譽為近幾年來國產電影最佳。
這部口碑爆棚的國產電影
改編自一個真實的故事：
代購“救命藥”
格列衛是一種“明星抗癌藥”，它成功地把致命的慢粒白血病變成了一種僅需規範服藥即可控制病情的慢性病，可說是不折不扣的“救命藥”。然而，這個藥物價格相當昂貴：2013年以前在國內，格列衛一個月藥量的售價是2萬多人民幣。
2002年，江蘇無錫人陸勇被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由於必須服用格列衛控制病情，他兩年就花了50多萬人民幣。後來，陸勇接觸到了印度藥企生產的一款仿製藥，並把自己作為實驗對象，測試藥物的有效性。幸運的是，這款仿製藥的藥效不錯。之後，陸勇開始把藥物推薦給更多病友，並幫他們從印度代購仿製的格列衛。
2014年，陸勇由於幫助白血病病友從印度規模性地購入格列衛的便宜仿製藥，被湖南省沅江市檢察院以涉嫌“妨礙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藥罪”提起公訴。得知陸勇被訴，上千名病友集體寫信請求對陸勇從輕處罰。經調查，檢察院認為，陸勇的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的相關規定和金融管理法規，但尚不構成犯罪。最後，公檢部門撤銷了起訴，陸勇被釋放。
△陸勇曾通過微博表示，自己始終敬畏法律，電影中主人公的故事與其個人經歷並不完全相同
代購國內未批准的印度仿製藥確實違法，但其背後的緣由卻引發了熱議：為什麼這種抗癌藥價格會如此之高？仿製藥是假冒偽劣藥品麼？今後，國內的抗癌藥會繼續降價嗎？
《我不是藥神》的火爆，藥品和醫療看病費用的話題熱度不斷上升。真“假”格列衛的故事讓很多人覺得在疾病死亡這個看似人生唯一平等的事情面前，似乎我們也不再平等了。如果有一個機會給你續命，你續的得起嗎？如果這個也許數月也許數年的續命機會要以付出昂貴的家庭支出為代價，你還想活下去嗎？
100萬買10個月的命，買嗎？
艾美仕——一家全球性的醫療信息提供商的數據顯示，2015 年，擁有私人保險的癌症患者年平均花費是 5.8 萬美元，摺合人民幣近 40 萬元。
在過去的 5 年間，有超過 70 種抗腫瘤的新藥上市，可以延長那些原本被認為罹患了最為致命的癌症的患者的生命，比如晚期黑色素瘤和鱗狀非小細胞肺癌。
價格也不菲。2014 年，FDA 批准上市的抗腫瘤藥的人均年花費高達 12 萬美元，摺合人民幣超過 80 萬元。
嘗試一種昂貴的新藥，延長自己或家人幾個月到十幾個月生命，代價是幾十萬，你怎麼選？
「我不知道該怎麼對他說，靶向藥並不百分百有效，受益人群在 20% 左右，我要是說可以試試，如果他因為沒錢，那麼今後心裡的遺憾、歉疚將伴隨終身。」
最絕望的時候，楊洋想過離婚，賣掉和丈夫共同擁有的房產，將自己的那一半房產用於給父親治病。
一支 20 ml 的靶向藥 4698 元，不入醫保。但對於楊洋父親這樣的 K-ras 基因野生型結腸癌晚期轉移患者，確有療效。
德國醫學腫瘤學協會的一項臨床研究顯示，使用這種靶向藥加化療藥的結腸癌晚期患者，中位生存時間是 28 個月——一半以上的患者活過了 28 個月，對於晚期病人而言，這算得上是一個鼓舞人心的數據。
楊洋是一家雜誌社的記者，而丈夫在一家國企工作，家庭月收入 25000，兩人趕在北京房價跳漲之前湊齊首付買下了一套新房，月供 3500。饒是如此，面對六七位數的醫藥費，楊洋仍然覺得天旋地轉 。
父母已經賣掉了老家的服裝店鋪，還舉債 20 來萬。楊洋每晚失眠躺在床上盤算，「100 萬難道就只能買我爸 10 個月的命，我去哪兒湊這些錢 ？」
楊洋找附近中介打聽，她和丈夫兩年前買下的北五環外的一套複式兩居，時價 280 萬。絕望中，她試探著向丈夫提及離婚 ，「我們把房子賣了，我拿走一半錢，帶著爸媽，能治到什麼時候，是什麼時候，不拖累你。」
老家的親戚朋友婉轉勸說楊洋和母親放棄，不要「人財兩空」，但最新的 CT 結果顯示，靶向藥對父親確實有效，腫瘤已經從十幾個減少到 6 個，雖然不能立即手術，但希望似乎就在眼前。
你的人生哲學是什麼？
醫學的美妙之處又在於，總有不確定性存在，那些鬥志昂揚的人們，希望採取積極的戰鬥方式，將生命延續足夠長的時間。總有微弱的可能性存在，等到新的更好的療法問世。
楊洋的母親用一句話濃縮了丈夫的一生——他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
楊父一聽，忙不迭地說去，去，去。
母親回來跟女兒「告狀」，演出完了你爸也不肯走，就在樂池附近不停地給人鼓掌，叫好好好。
作為癌症內科醫生，張曉東碰到病人和家屬問的最多的問題就是，「化療會不會死得更快？」，「化療副作用那麼大，他承受得了嗎？」
在張曉東看來，是否具備化療的可能性，是醫生判斷的。病人和家人可以根據意願和經濟狀況決定是否接受。但由於化療有效率有限，有一部分患者化療無效後，腫瘤不受控制地長大，導致症狀越來越重，最終導致死亡。家人誤認為是化療所致，其實是疾病進展所致。而化療有效的患者，生活質量會得到改善。
父親喜歡站在女兒家朝東的窗戶下，天氣好的時候，可以看見順義機場飛機的起降。沒有坐過飛機的父親會問女兒很多有關飛機的問題，比如，你說飛機為什麼會在天上拉白線呢？
更多的時候，父親每天去超市溜達一圈，買菜，給女兒女婿做好吃的 ，像所有尋常父親一樣。夏天來了，小區樓下多了個吹笛子的老頭，父親會拉二胡，兩人總是在傍晚時分合奏一曲《梁祝》。
選擇永無盡頭。疾病的過程就是一個個連續選擇的過程，剛做完一個選擇，下一個選擇又接踵而至。
楊洋挺著肚子，她當時已經懷孕 30 周，和母親、姑姑一起站在手術室外焦急地等待。
手術進行了半個小時，主刀醫生髮現肝部有一顆 CT 上沒有顯示的腫瘤，這裡是影像學上的盲區也是現代醫學的侷限性所在，在開腹之前無法探知所有角落。
擺在楊洋麵的，又是一道棘手的選擇題：肝部的這顆腫瘤位置極差，需要切掉四分之三的肝部，切不切？
「醫生，這意味著什麼？」
「他可能長期臥床，」
「手術之後還能化療嗎？」
「切掉大部分肝，病人會很虛弱，暫時不能。」
「會復發嗎？」
「很可能會。」
「復發怎麼辦？」
「再切。」
對話進行地飛快，決定要在須臾之間做出。
作為女兒，楊洋明白父親想要活下去的意願有多強烈，但也明白父親的底線在哪裡。
手術前，楊洋和父親有過一次半正式的談話，談起父親的一個病友的造瘻手術，在腹部再造一個人造肛門， 用袋子兜住排洩物，定期更換。父親當時很堅決地說，他絕對不能接受，如果讓他掛上那樣一個袋子，他寧可去死。
楊洋聽到自己的聲音有些顫抖，「不切了。」
主刀醫生說好，那肝就不做了，只把結腸上的腫瘤切掉。
最好的告別
接受生命週期的限定性、理解衰老和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是一個過程，而不是頓悟。
剛知道父親患有癌症，楊洋不接受這個現實，「我不認，我要博一下。」
「你是心疼錢，還是咋的？」父親有些不滿。
父親不知道，此前的手術並沒有切除他肝部的腫瘤，那只是一個姑息性的手術。他覺得老婆和閨女都奇奇怪怪的，是不是不想好好給他治了。
這也會多數中國家庭在面臨癌症時的困境，瞞著，能瞞多久是多久。直到那些應該說的話沒有來得及說出口，那些重要的事也沒來得及做。
楊洋覺得是時候跟父親談一談， 阿圖 • 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別》中將其稱為斷點討論， 通過一系列談話，考慮清楚什麼時間將從為生存時間而戰轉為爭取珍視的其他食物——和家人在一起、旅行或者享受巧克力冰激淋。
有時候，這一系列討論由醫生們發起。
楊洋選擇和母親一起和父親進行這場艱難的談話。
父親在知道病情之後問了一句「那我最後什麼樣？」還沒等女兒沒回答，自己又接了一句，「肝硬化」。
這句話讓楊洋難過了許久。
雖然不斷升高的腫瘤標誌物提示了癌症的惡化速度，但父親的身體素質仍然不錯，一家人決定去雲南，24 年前，楊洋 9 歲的時候，和父母一起去過一趟雲南。
24 年後，父親仍然把自己當成家裡的主心骨， 到大理後，父親開著租好的車，沿著洱海公路一路開向雙廊古鎮。
楊洋記得那天天還沒亮，天上的星星在閃呀閃，路不怎麼好，但父親的車仍然開得很穩。在古城的夜晚，父親指著獵戶座中部的三顆亮星說，他一直認為那是一家三口人。
這是成年之後楊洋和父母第一次出行，也是最後一次。回家後不久，父親的身體每況愈下，再也出不了遠門。
最後的最後，楊洋沒有進行任何的有創搶救，連輸液都撤了。最後一次醒來的時候，父親跟女兒說， 他並不害怕，也沒有遺憾，他的非洲鼓二胡音響都不需要帶，打墓的時候把底下打得平整些 。
朋友，當你看完這個故事，內心會怎麼思考？如果你遇到這樣的事，你有勇氣面對嗎？
保險和藥品價格的簡單關係
雖然國家一直在做努力和改革，但是社會醫療保險始終都無法完全滿足在疾病風險到來時候的全部支付功能，醫保目錄無法做到全覆蓋。更不用說疾病到來時個體和家庭的經濟損失的彌補了。
基於醫療行業統計數據，醫療費用中，診療和藥品費用佔了全部開銷的80%-90%，光藥品支出佔據了50%以上。我們簡單剖析醫藥研發和商業保險需求的關係。
以健康保險的重大疾病保險為例，保障額度主要用來治病（含部分收入補償），重疾醫藥支出中，大頭是藥品費用。
所以，保險的預期支出和藥品定價是呈一定的正比關係。短期內藥品價格是不會有下降趨勢的。
提前在自己收入範圍內配置好商業保險，做到對社保的有力補充減小自己和家庭的風險敞口才是每一個個體應該立即去思考和行動的事情。
商業保險你瞭解多少？
未來，專利抗癌藥有望降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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