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3月19日，明代最後一位皇帝崇禎在北京煤山（今景山）自縊，死時年33歲，死時身邊僅有太監王承恩一人。死前於藍色袍服上留書“朕自登基十七年，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然皆諸臣誤朕，致逆賊直逼京師。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李自成進北京之後，太子朱慈烺請求李自成能讓他安葬自己的父親，李自成也答應了，併為崇禎和一同殉國的周皇后換了兩口較好的棺材。因無安葬之地，崇禎不得不葬在兩年前病死的禮妃田氏那裡。
崇禎自縊之處
葬地解決了，下葬的銀子又成了問題，最終在葬禮操辦人昌平州吏目趙一桂的募捐下（堂堂一國之君的葬禮居然是由一個小小的吏目操辦），勉強湊齊了200餘兩銀子下葬，要知道明代哪位皇帝修陵寢都是花上百萬兩銀子起步，一國之君卻如此寒酸，實在是讓人不勝唏噓。
按禮制，君主下葬不僅要有棺，還要有槨（槨即套在棺外面的大棺材），下葬之時才發現有棺無槨，這個就實在太不像話了，可是又無錢購買。沒辦法，監葬官只好將田氏從槨中取出，將崇禎放中間，田氏及周皇后在兩邊，共用一槨勉強葬之。
下葬後，在場所有人看到崇禎太過悽慘，實在是於心不忍，於是湊了5兩銀子，給崇禎的陵寢砌了一圈磚。直到清順治年間，崇禎陵寢才得以重新修繕，這裡暫且不提。
崇禎皇帝在後人評價當中，可以說是勤勉僅次於 明太祖，他比絕大多數明朝皇帝都要敬業。勤勤懇懇，堪稱皇帝中的勞模。崇禎十五年（1642年）時，因“偶感微恙”而臨時免了早朝，竟遭輔臣批評而不得不自我批評。崇禎經常因為要處理國事而徹夜不眠，據史料記載，有一次他去慈寧宮拜見劉太妃（祖母輩），說著說著竟然睡著了，劉太妃不忍，命人拿錦被給崇禎蓋上。
崇禎醒來後說自己因公務繁忙已經兩宿未眠。言畢與劉太妃相對流淚。崇禎帝一生節儉，即位17年宮中無任何營建，平日吃穿用度俱不講究，自己也總是穿著打了補丁的衣服。按照常理來說，這麼一位勤勉敬業節儉的皇帝，怎麼也不可能是一個亡國之君。
在弄懂這件事情之前，我們先有必要了解當時明朝處於什麼處境。
崇禎即位前，在氣候上中國已進入小冰河時期，農業年年歉收。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崇禎元年，全陝天赤如血，五年大飢，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飢，八年九月西鄉旱，略陽水澇，民舍全沒。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漢南續郡志》。
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前兵部尚書河南人呂維祺上書“村無吠犬，尚敲催徵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磷，夜夜似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為盜，不可得也”。
旱災又引起蝗災，使得災情更加擴大。這還沒完，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鼠疫開始傳染流行，人死之十之五六，對於這種烈性傳染病，以當時的醫療技術水平來說，根本無能為力。僅北京城內死亡人數就達到了驚人的40%甚至更高，一戶死絕無人收斂的事情比比皆是。
據史學家不完全統計，鼠疫直接使明帝國人口減少千萬以上。這還只是天災，明朝末年，流寇四起，各地饑民紛紛造反，北方的女真屢屢騷擾入侵，崇禎陷入兩線作戰的困境。每年的軍費“三餉”高達兩千萬兩以上，由於農業歉收，苛捐雜稅依然不會少交，導致農民不斷造反，為了鎮壓造反，就需要增加軍費，增加軍費又會多收稅，多收稅又會逼迫更多的農民造反，而北方的皇太極也時不時的趁亂添把火，崇禎就陷入了這樣的一個無解的死循環當中。
從治國理政上來說，崇禎雖然勤勉，但是本身志大才疏，17歲登基之前，他只是一個王爺（信王），自幼並沒有接受完整系統的皇家教育，對於治國之道，治國理念都很欠缺。他沒有機會接受到張居正，孫承宗這樣的治國能人的教育，這也為他日後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他太急於改變，太想力挽狂瀾，然而欲速則不達。用現在的話來說，作為一個帝國的董事長來說，加班到幾點鐘意義並不大，他需要把握的是大方向。方向不對，做得越多越勤勉錯得也就越多。崇禎對於如何治國缺少正確的理念，流於表面，以致昏招迭出，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而不自知。
先看第一件事——裁驛。崇禎二年時，官員劉懋為了迎合崇禎推崇節儉的性格而上疏“當今天下州縣困於驛站的約十之七八，而驛站用於公務的僅十分之二，用於私事的佔十分之八”，崇禎一聽，在沒有詳細瞭解的情況下立刻來了興趣，並且說幹就幹。
李自成進京圖
崇禎二年五月時，任命劉懋為兵科給事中，專門整頓驛站。裁撤驛站容易，但是崇禎有兩個問題沒有考慮到，既然驛站如此的弊大於利，為何前任的皇帝都沒有裁撤？此其一。其二，裁撤之後，這些驛站的人員如何安排？《明季北略》一書中就說“祖宗設立驛站，所以籠絡強有力之人，使之肓挑揹負，耗其精力，銷其歲月，糊其口腹，使不敢為非，原有妙用。”楊士聰也說：“天生此食力之民，往來道路，博分文以給朝夕。一旦無所施其力，不去為賊，將安所得乎？後有自秦，晉、中州來者，言所擒之賊，多系驛遞伕役，其肩有痕，易辨也”。
所以簡單來說，裁驛危害政權的穩定，這個就是崇禎前任的皇帝一直不敢裁驛的主要原因。然而崇禎僅憑著一腔熱血，在沒有經過詳細調研的情況下貿然做出了這麼一個輕率的決定，他絕對沒有想到，有一天打進北京城並逼迫得他不得不殉國的那個賊首李自成，就是當年那個銀川一個驛站被他裁掉的馬伕！當然，始作俑者劉懋也沒得善終，裁驛之後遭百官唾罵不得不辭官，回鄉途中病死。棺木運至山東，竟僱不到一個人運送，只好寄放在旅社，“經年不得歸”，真的是死無葬身之地。
再來看第二件——誅殺魏忠賢。崇禎即位之後，為了穩住魏忠賢而刻意曲意逢迎，然後以迅雷之勢剷除了魏忠賢的羽翼，接著下詔命魏忠賢去鳳陽守陵。在去鳳陽的路上再次下令將魏忠賢逮捕，魏忠賢畏罪自殺，閹黨自此被剷除。這整個過程，可以說崇禎乾得很漂亮，有勇有謀，處理得當，乾淨利落的解決了閹黨擅權這個毒瘤，同時也為崇禎贏得了民心威望。
圖片來源影視劇
僅就這這件事情來說，崇禎並不是一個沒腦子的人。然而事情永遠是要一分為二來看，魏忠賢當然不是什麼好人，但是魏忠賢和以前的嚴嵩還是有區別，很簡單，魏忠賢收錢但是也幹活，而且活幹得還不賴，至少比那些只知道嘴炮空談的東林黨要強。
而嚴嵩則完全是隻收錢不做事，甚至還打擊那些做事的人。魏忠賢不是好人，好人坐不到他這個位置，但是他絕對是個能人。要錢打仗，魏忠賢可以給你弄來錢，他懂經濟。想知道大臣都有哪些精彩動態，魏忠賢馬上可以告訴你某某昨晚是去逛青樓了還是在家陪老婆，甚至晚飯吃了幾碗你都可以知道，因為他掌管朝廷的特務機關。
本質上來說，魏忠賢只是皇帝豢養的一條看門狗，他自己很明白，沒了皇帝的支持，他什麼都不是，他當然明白崇禎是準備拿自己開刀，但是也沒有任何謀反跡象。至於說什麼抄家從家裡抄出了什麼龍袍之類的，不是刻意栽贓就是戲裡面的段子看多了。
在知人善任的皇帝手裡，魏忠賢是能人，相比他的一些惡跡，功大於過。在崇禎眼裡，魏忠賢就是十惡不赦的奸佞，必欲除之後快。這完全取決於你看問題的角度而已。其實對於魏忠賢這麼一個人，不需要用殺了他來解決問題，如果他權勢過大，打壓即可令其收斂，而殺了他，則會導致極其嚴重的後果，那就是東林黨的坐大。
明朝末年，東林黨的實力已經大到了可以干涉國家正常決策的地步，這幫人滿嘴仁義道德，崇尚空談，誤國誤民，真的要他們拿出治國的方案，都是些假大空的道德文章，從能力上來說於解決實際問題無任何裨益，於忠心來說，這幫人甚至比不上魏忠賢。
作為帝國的最高決策者 ，最不應該的就是權權利失衡，坐視一股勢力坐大，崇禎遵從儒家的道德標準，毫不猶豫的消滅了一個看起來是敵人實則是得力助手的魏忠賢，放任東林黨勢力的壯大，結果就是國事糜爛致不可為。李自成包圍北京時，崇禎一籌莫展，連太監曹化淳也說“若忠賢在，時事必不至此”。
最後一件事——視臣如草芥。崇禎此人，後世評價其刻薄寡恩，多疑猜忌，剛愎自用。崇禎在位17年，換了50個內閣大學士，殺了兩個首輔（相當於總理），督師或總督被殺的達到了11人，巡撫更多，達到12人，關在監獄的官員多達145人，相當於所有具備大臣資格總人數的10%。這簡直就是赤裸裸的亡國之徵。
崇禎年間最能打的只有三個人，一個是盧象升，一個是袁崇煥，一個是孫傳庭。然而這三個人在崇禎手裡都沒有好下場。盧象升戰死80多天沒有人給他收斂，暴屍荒野，下場極慘。袁崇煥馳援北京，而崇禎卻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聽了兩個小太監道聽途說的兩句流言，就將袁崇煥處以凌遲酷刑。估計皇太極也沒想到崇禎是如此容易上當。
孫傳庭曾剿滅高迎祥，將李自成打到只剩1000餘人，因而被崇禎重用，不久卻因“恃嬌”被崇禎下獄三年。正是在這三年裡，李自成有了坐大的機會，很簡單，沒有人能對付他了。等崇禎想起孫傳庭將他放出來對付李自成的時候，李自成已經成長成為一個龐然大物，孫傳庭只得到了區區的5000人兵力來對抗李自成的50萬人。孫傳庭毫無意外的戰死，而崇禎竟然懷疑孫傳庭詐死，家人無撫卹，人死無諡號，中國人最注重的是死後的名節，崇禎這麼做等於是不承認孫傳庭的為國捐軀。如此皇帝，自然是冷了天下所有人的心。
孟子曾說“君視臣為手足，臣視君為腹心；君視臣為草芥，臣視君為仇寇”。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後，崇禎在前殿鳴鐘召集百官，竟無一人前來，崇禎成了一個徹底的孤家寡人。當然亡國也不能說就 可以把這一切責任都推給崇禎，但是不能否認他自己要負有很大一部分責任。崇禎很可憐但是並不可惜，正是他接連不斷的自我作死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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