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是當世公認的學術大家，真正的大師級人物，一代宗師的美譽實至名歸。縱觀他的一生，以史學成名，但學問之淵博，其治學領域之寬廣，早已遠遠超越了史學的範疇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學大師”，在中國近現代百年史上能夠獲此稱號的絕對是鳳毛麟角，稀罕之至也！
1894年出生於江蘇無錫的錢穆，字賓四，出身貧寒而矢志於學，可謂一生苦學至死方休。1990年8月30日，錢穆在臺北杭州南路的寓所裡溘然長逝，真正是無疾而終。這位享譽文化界近乎一個世紀的老人平靜而安詳的走完了自己96歲的人生征途，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錢穆的一生是一次無比豪邁的人生壯遊 。
他留給世人的是恣肆汪洋蔚為大觀的學術著作，粗略統計就有56種54冊，約1500餘萬字，其著作之宏富古今罕有其匹。他給中國文化研究留下了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 和文化遺產，澤被後世，居功厥偉。綜觀他的學術著作，按照現代學科的門類劃分，錢穆先生的治學範圍廣及史學、史學史、哲學、文學、教育學、歷史地理學等等，在人文學科中可以稱得上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
一
錢穆的一生，充分驗證了古人的這句名言——“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
他出身寒微，無權無勢，完全靠著個人的聰穎，刻苦自修，由一個鄉村教師而講學北大、清華，並終成一代宗師，被譽為國學大師，為世人所廣泛認可。他生逢亂世，一生流離輾轉，四海漂泊流徙動盪，十年索居，後半生又遠離故土孤懸海外，直至葬身孤島，一生命運之慘，坎坷艱難實在莫以言說。
人生種種逆境、苦境幾乎都讓他遇到了，然而他從未消沉更不會自甘沉淪，總是磨礪自強，以古聖先賢為榜樣，沉潛深忍，始終自強不息。由此觀之，他實在是現代學林一大異人，最後一個國學大師。
身處亂世，不問政治獨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一生只教書著書的錢穆，儘管從未當過官，但還是無可避免的被捲入了政治的漩渦。一生以復興國學為己任，終其一生為故國招魂的錢穆，既不見喜於如朝陽初升磅礴欲出的中國共產黨，也被國民黨陣營的當權者所打壓排擠，可謂天海茫茫一身孤零，神州雖大竟無立足之地的淒涼之感！
蔣介石曾宴請錢穆請他出山從政，結果為他一口拒絕，在錢穆而言，從政實在是一條畏途，失去自由不說，人格尊嚴甚至生命都處於危險之中，怎麼說都不是好路，因此，根本無意為官。再加上對於在朝的黨國袞袞諸公，深感厭惡的居多，他也不齒於和這些人為伍。他的這種態度自然讓當權者們不高興甚至厭惡，因此被打擊排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時，他維護孔孟之道，以儒家衛道士自居，捍衛所謂的名教綱常，更被共產黨視為敵人 ，共產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親自撰文罵錢穆是反動文人。如此一來，大陸哪裡還會歡迎他！
大陸留不得，臺灣也去不了，49年之後，錢穆只好滯留香港。
抗戰時期，西南聯大在昆明一呆就是六年，在此期間，錢穆始終堅持中國傳統文化，極力維護中國舊有的文明，以致於引起聯大一批左翼教授的公憤，幾乎成了聯大的公敵。1946年，聯大著名教授聞一多就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直斥錢穆“冥頑不靈”，為封建專制“招魂”。胡繩等學者更是認為錢穆美化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大有攀龍附鳳的嫌疑，是在討好諂媚蔣介石政權，簡直就是恬不知恥的卑劣行徑了。錢穆自己則辯解說，蔣公以國士相待，令他感動，而對於聞一多等人的責罵，錢穆並不感到奇怪，他說，凡聯大左傾諸教授無不視餘為公敵。
在自己的陣營內，多年以來錢穆和胡適以及傅斯年的關係一直不佳，胡適和傅斯年都先後做過北大的校長，都是實實在在的當權派。錢穆不幸卻在北大教書，因學術之爭以致發展成私人恩怨，最後勢同水火不相容也。錢穆與胡適、傅斯年的真正決裂是抗戰勝利以後，西南聯大解散，北大回遷北平，傅斯年公報私仇，拒不向錢穆發聘書。
據錢穆的侄子錢偉長回憶，1946年，錢穆回國以後，北大的許多教授紛紛從雲南返回北平，但胡適、傅斯年卻故意不給錢穆發聘書，胡與錢的學術意見一向不和，而傅則一副洋派，他瞧不起沒有大學學歷的錢穆，因而藉機挾私報復。錢穆則認為傅斯年飛揚跋扈盛氣凌人，是十足的小人行徑。
不管何等原因，錢穆北大是回不去了。無奈之下，只好輾轉於昆明、無錫之間，先後受聘於昆明五華書院、江南大學等院校教書餬口。1948年，錢穆應榮德生先生之邀，回到自己的家鄉無錫，出任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遠離了是非之地，錢穆暫時安心教書，國共兩黨的紛爭一時也被他置之腦後了。然而，世間哪裡有桃源仙境啊！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只能是一廂情願的空想罷了。
二
1948年底，內戰方酣，共產黨的攻勢凌厲，國民黨政權節節敗退，呈現出搖搖欲墜之勢。國統區的民主運動也是風起雲湧，江南大學又何能置身事外。錢穆的長子錢拙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而被江南大學開除，學校當局迫於壓力，絲毫也沒有給錢穆面子。江河日下的國民黨當局也是窮兇極惡，溫情脈脈的面紗蕩然無存！
在家鄉蘇州中學讀書的次子錢遜也受到運動的波及，當錢穆得知兒子讀《列寧文集》時大為驚恐，趕緊把兒子叫進書房教訓一通，說這類書萬萬不能讀，反而拿出《曾國藩家書》交給兒子，讓他好好研讀，一再叮囑兒子說，這書裡邊處世為人、治學治業的道理都在其中，男子漢立萬世之基實在於此。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也沒什麼，但在那個年代，馬上就要改朝換代的時候，還死抱著儒家理學這條宗旨，可見錢穆不光迂腐，還真有點“冥頑不靈”了！
讓中共領袖毛澤東大為光火的還在於錢穆的“反動言論”，他在《國史大綱》的引言中，長篇大論的公開講，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他對共產黨講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等持激烈反抗的態度，這怎麼能不讓毛主席大光其火呢！以致於要親自出馬寫文章指斥錢穆是無恥的反動文人呢！
錢穆對共產黨一無好感乃至於激烈反對，對國民黨呢？也不客氣！他對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是深惡痛絕，對國民黨的特務統治也是 大不以為然而痛加撻伐的。由此可見，錢穆的偉大或曰可愛就在於此，他有自己的是非標準，善惡準繩，絕不因為權勢或利誘而改變自己的立場，這是中國傳統文人價值觀的體現，即使不為世所容也在所不惜！胡繩等人說錢穆攀龍附鳳實在是可笑極了！
說錢穆不能不說胡適，20世紀多半個世紀的文化交鋒就發生在這兩個人身上，一個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堅定捍衛者，一個卻是主張全盤西化的新文化導師，孰是孰非，至今也難以蓋棺定論。平心而論，兩人的出發點都不錯，無非希望祖國強盛民族復興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目標是一致的，但道路與方法卻截然不同。在我來看，胡適的主張好比西醫，壞死的臟器割下來換一個新的好了，痛快固然痛快，也確實能收一時之功，然而長遠來看卻未必能長治而久安。人體的嫁接畢竟還有適應不適應的問題，科學上講排異反應，弄得不好就會兩敗俱傷。從近百年的社會實踐來看，全盤西化既不可能更不實際，事實也證明了胡適的主張是失敗了的。
相反，錢穆先生所堅守的國學卻在當今時代大放異彩，如今國家大力提倡恢復傳統文化，整理國故，發揚光大，孔子學院遍及世界，古老的中華文化煥發出勃勃生機，澤被後世的話一點不假，而且受惠的人們不僅僅是中華兒女，孔子的儒家文化無疑具有普世的價值意義，惠及的是全人類。如果錢穆有靈的話也當含笑於九泉了！
胡適成名很早，屬於典型的少年得志之類。從年紀上說胡比錢僅僅年長四歲，但功成名就卻遠遠超過錢穆很多年。當錢穆還在家鄉讀書教學的時候，胡適已是留美學成歸來的青年俊彥了，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豈可同日而語也。1917年，年僅26歲的胡適博士就登上了北京大學的講堂，成為北大最年輕的教授，其風光顯赫豈是錢穆所能想象的。
胡適回國之後短短几年間，就取代了梁啟超的文化領袖地位，風頭之健無出其右，在思想界開一時風氣之先，新文化運動第一導師和領袖的地位篤定無疑了。抗戰時期蔣介石借重於胡適的文化美名和歐美背景，和美國拉關係以獲得美援，因而對胡適甚為倚重，委以駐美大使之重任。由學者而當官，胡適可謂自食其言，自己打破了自己只做學者不當官的諾言。
或以抗戰事大，民族危亡之際個人委屈一下情有可原，似乎也無可厚非。可是，抗戰勝利之後，胡卸任駐美大使後卻轉戰北大出任校長，還是當官，只不過當的是學官而已。因為他當校長，錢穆就倒了黴，有校不能回只好流浪江南，胡適的大師氣度何在？頗值得人懷疑！
當然，平心而論，胡適也有很多不得已的苦衷，處在那樣一個時代，遇到這樣一位領袖，國家多難，四海擾攘，國步艱難之際，作為有擔當的文化精英的一員，袖手旁觀的事情也做不來。況蔣介石以國士待之，士為知己者死，當然不能推辭，明哲保身置身事外的事情既不可做更不能做。胡適在國民黨艱危的時刻受了很多的委屈，做出了相當大的犧牲，客觀來說，他是非常不容易的。
三
胡適、傅斯年和錢穆這三個人在現代文化史上無疑都是重量級的人物，從憂國憂民致力於國家富強民族自強的角度來說，三人應該是目標一致的，且同在北大任教，一個屋簷下工作和生活多年，按理說私人關係應該不錯，或者說，即使做不到惺惺相惜，起碼也能做到友好相處，斷不致於發展到後來的水火不容，這在一般人的理解上應該如此，文人相輕的舊習絕不應該發生在這些大師級人物的身上。
可惜，現實卻不是善良的人們所能想象得到的。這三個人中，胡傅的關係確實很好，誠然做到了聲氣相求患難相扶的朋友之義，幾十年來始終如此直至兩人相繼辭世為止。
胡適由名教授、文化領袖、思想導師而出仕為官，抗戰時期當了四年的駐美大使，抗戰勝利後又出任北大校長，國民政府遷臺之後又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生中執掌文化大權的時間非常之久。再說傅斯年，自1928年國民黨統一中國成立中央研究院開始，就當了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前後長達二十多年。國府遷臺以後，他又兼任了臺灣大學的校長，這相當於在大陸時期的北京大學。所以說，這兩個人皆為地位崇高的高級“學官”，在國民黨政權體系中擁有巨大的話語權，在文化思想領域更是一言九鼎舉足輕重。
而錢穆呢？相比之下就弱勢太多。僅僅是一個教授而已，地位上絕對和胡傅二位天懸地隔，再加上學術意見上的歧見，關係緊張乃至於水火不容實在毫不奇怪，可以講盡在情理之中。
錢穆後來受到國府的重視還在於毛澤東那著名的“千古一罵”，萬分榮幸的受到中共領袖的“罵”，一下子讓錢穆在國民黨方面加分不少，尤其對於蔣介石來說，真是驚喜不已。因而，錢穆在臺灣的影響力空前提升，黨政軍各界要人無不對錢穆倍加尊敬。
1950年冬天，在香港創建新亞書院的錢穆專程赴臺求援，這次的赴臺和一年前備受冷落大大不同，沾了毛澤東主席的“一罵”之光，錢穆此番赴臺可謂風光榮耀至極，當然收穫也是巨大的。在臺期間，錢穆不僅受到各界要人的尊敬和盛情招待，更受到國府的盛邀，到蔣介石官邸和蔣總統共進午餐，錢穆的風光可謂達於頂點。
不僅如此，蔣介石還格外的大方，還從辦公經費裡每月撥給新亞書院港幣三千元辦學經費，這在當年已經是相當豐厚了。一舉解決了錢穆的燃眉之急，新亞書院的正常運轉總算可以維持了。這項撥款一直到1954年5月，新亞書院得到美國耶魯大學雅禮協會的贊助，辦學再無困難之後，錢穆才給蔣介石去函敬謝終止此款項。
四
回顧錢穆的一生，幾個關鍵時刻他都是在“流亡”中度過的，這一點和他一生追慕的孔子非常相似。刻薄一點來說，他們兩個人都是各自時代的“喪家之犬”，都是碰了一輩子壁鬱郁不得志的人。作為錢穆來說，史家情懷是他一生治學做人的基礎。於人而言他是一代宗師，於己而言，則是忠誠的一個儒者，一輩子做到了“守己有度”的儒家圭箴。由於他具備了人格和學力的雙重支撐，當然是一個自視甚高的人。
就以他的《國史大綱》來說，寫作此書的時候，正值抗戰時期，民族主義精神空前高漲，人人都充滿激情，慷慨激昂之輩比比皆是，狂熱的愛國主義者更是不乏其人。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錢穆苦口婆心反覆強調與提倡的“溫情與敬意”就顯得格外的不搭調，顯得過於理性了。但是，作為一位儒者，處在殷憂方盛的時代，反而更要求自己內省冷靜而避免狂熱浮躁，這是一代“士林”的心史，不獨錢穆為然。
換一種說法，就比如屈原，舉世皆醉自己卻不能醉，學理素養決定了一個真正的儒者是不會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的。
因而，在那個時代過於冷靜的錢穆被世人誤解也是在所難免的，尤其在激進的年輕人看來，錢穆即使不是賣國賊也是絆腳石，兩者都不是起碼也是一個誤國者。現在回過頭來看，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能夠在群情洶洶的時代依然保持一顆理智的頭腦的確是難能可貴的，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錢穆的學養的確非同小可，最後一個儒者的稱謂真是名至實歸。
說到流亡一詞，錢穆的一生真是最好的註腳。在大陸時期不用說，因抗戰因內戰而輾轉流離自不待言，既不容於共也不容於臺的錢穆，真正是“喪家之犬了”，萬般無奈只好在香港落腳，一生的遭際可謂慘之極矣！直到胡適、傅斯年相繼辭世之後，1968年，已垂垂老矣的錢穆才得以赴臺定居，才能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倘若胡傅二人健在，那是萬無可能的。
錢穆曾著《政學私言》一文，無疑可視為錢穆以其學術方式貢獻的一種建國方略。他為故國招魂的出發點是因“故國之思”，但其落腳點卻顯然是對一個現代化中國的制度設計。他一生不以“事功”名世“，做的都是紮紮實實的基礎性工作，儒者忍辱負重弘毅堅忍錢穆實可當之！作為一箇中國的儒者，民族主義他一點不缺，絕非無知者無畏的毛頭小夥子攻擊的那樣不堪。相反，在有關民族大義的問題上他絕不含糊，甚至其深謀遠慮遠非庸人所能想象。
就以在香港創辦大學為例，正是由於他的一力主持，學校起名就叫”香港中文大學“，也是在他的主張下，校長始終由華人來擔任。試想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這樣做需要何等的勇氣與魄力。中文大學，在當時極有標誌意義，可視為迴歸之前的一次預演和宣示，其深刻意義與深遠影響怎麼評價都未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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