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月讀書講究速成，尤其是讀小說，像報刊閱覽一翻而過，但是讀王金昌的小說，一不留心就會被那種素樸粗獷的敘述方式引入“故事衚衕”，進去之後就跟著主人公去體驗生活的跌宕起伏，去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心裡如鞭驢推磨，碾碎慾望的紅塵，發出一聲聲沉重的嘆息。
一、底層人物的人生掙扎與命運
王金昌的“故事衚衕”呈現給讀者的是紛繁駁雜的人生景觀。最為迷人之處則是通過瑣碎的故事或生活事件來展示社會底層人物的個性命運。他取材於現實，在廣闊時代和社會背景下連綴著一系列的人生片斷和生活事件，把主人公的個性命運展示無遺，而這正是王金昌小說內容的豐富性和深刻性。
《嗩吶聲聲》（《青年文學》2006年第5期）是由祖父、父親和兄妹的人生片斷組成的生活故事，在一個不長的篇幅裡敘述了一個偏遠地區苗族家庭裡祖母、父親和女兒三代人的命運。作品通過重點的鋪陳，尤其是從少女的角度來寫一個小人物及其家庭的命運悲劇就非常具有震撼力。
《小嬌》(《北京文學》2005年第2期)中也是由“我”與小嬌交往的幾個片斷組成的生活故事，故事的開頭就寫了眉清目秀的小嬌躋身在汕頭服裝市場兜銷成衣，如一枝含苞待放的山茶花般清新，最後卻不得不為醫治父親的病去奔波……
而無論是《嗩吶聲聲》中的苗家兄妹，《小嬌》中的小嬌，還是《好人嶽先生》（《北京文學》2006年第3期）中的小娜和贛南姐妹，這些小人物無一例外都是來自鄉下甚至是遙遠的山村角落，為了接近現代文明，為了更好地生活，想盡辦法在都市裡尋找自己的生計和夢想，但誰也沒有能掙脫現存體制下早已為他們設計好的命運之網，誰也無法擺脫與生俱來的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社會地位。
王金昌小說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在很短的篇幅裡濃縮著主人公行為的巨大空間。《嗩吶聲聲》《小嬌》《好人嶽先生》《掙脫》（《作品與爭鳴》2006年第2期）等篇什中，人物的空間跨度非常大，一會兒是野趣盎然的鄉村，一會兒是紅塵滾滾的都市，一會兒是草長鶯飛的江南，一會兒是大漠孤煙的北國。
以《小嬌》為例，作者出差到南國汕頭認識了小嬌，後來小嬌回到河南南陽老家為父治病，再後來小嬌來到北京尋找專家為父診斷。不足五千字的篇幅，卻為人物構架了汕頭、南陽、北京三地的生活舞臺。《嗩吶聲聲》也是從詩情畫意的偏遠苗寨寫起，然後是重慶、惠州和北京，人物活動的空間跨度很大，王金昌卻十分嫻熟地鋪寫自如，為人物的活動提供了廣闊的背景和社會生活環境，使故事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的塑造充滿了張力，主人公的命運隨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起落興衰，讀起來有歷史的滄桑也有現實的厚重。正因為如此濃墨重彩刻意經營，人物複雜的思想和情感歷程及其後來的悲劇命運便有了濃郁的時代氛圍和堅實可信的生活基礎。
作者寫這些小人物的人生悲劇並不止於表現人物在無可奈何的現實面前甘受命運的擺佈，他常常是充滿悲憫和同情之心，在他們身上寄託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美好的情感願望。儘管這些人的命運不濟，沉重的生活枷鎖一直套在脖子上，但他們始終沒有悲觀失望，只要有一點可能，他們就會燃起生活的熱望。
那個不斷遭到城市人捉弄的苗家少女，仍然沒有徹底絕望，她還是循著哥哥吹奏的嗩吶聲去尋找自己的希望；身世悲慘的小嬌靠出賣自己給父親治病，父親的病沒有治好反而自己也患上了一種“治不好的病”，但是她的孝心、善良和努力卻贏得了周圍姐妹們的同情。那個看起來有點世俗的小娜，被迫出賣了自己的愛情，然而在這個愛情早已成為希臘神話故事的年代又有誰會指責她正正當當的生活理想呢？還有那兩個相繼出賣初夜權給同一個人的贛南姐妹，一個是為了能上大學，一個則是為了打工能多賺點錢。這點起碼的生活願望能說她們是懷有非分之想？而作者在對人物命運的無奈敘述中，用飽含真情的筆觸表達了對底層人物的同情。
(以《農民工碗裡應該有點肉》為題發在《今日頭條》#改革開放四十年#專欄)
二、鄉土情結與城市文明的衝突
現代市場經濟對個人、對家庭、對民族傳統文化的衝擊無處不在，而來自窮鄉僻壤的小嬌們，要想憑著個人的力量在現代商業社會中現實自己願望是多麼的艱難！城市生活的燈紅酒綠、歌舞昇平，似乎都與底層人物無關，而且，商業越繁榮，城市越發達，越給那些到城市撈生活的農家子女造成精神和物質的負荷，巨大的城鄉落差，帶來的是小人物的生存悲劇。
王金昌筆下的妙齡女性，雖然出身低微，卻個個如花似玉，且心靈也格外善良淳樸。但現代社會中，並沒有為底層人物設計一條能夠順順暢暢地走向人生理想之境的道路，她們總是面臨著一種殘酷的選擇，要麼堅守節操固守土地，過著貧窮的鄉下人生活，要麼失去節操自我犧牲，在城市生活中求得表面的繁華，舍此沒有更好的路子可走。
三、鄉土關懷與城市商業文明熱望
這種鄉土關懷與對城市商業文明熱望，在王金昌的小說中形成尖銳的衝突：一方面作者感到城市現代文明對剷除農村封建意識的威力，一方面又覺得鄉村傳統價值觀的寶貴；一方面作者肯定現代市場經濟取代原始形態的民間經濟是大勢所趨，一方面又厭惡現代商業發展帶來的負面因素。
無論從小嬌、小娜的身上，還是從呂大鵬、馮立樺的身上，我們都能窺見作者既徘徊和眷戀於燦爛的現代城市文明，又嚮往來自鄉間的樸實善良的人性的矛盾心態。但是在兩者之間作出價值判斷，必有不平衡的傾斜，這一傾斜使作者倒向傳統民間文化和鄉村價值體系，並與當前“關注弱勢群體”的呼聲產生了異曲同工之妙。
在《嗩吶聲聲》中，嗩吶本是父輩獲得飯碗的傳統謀生工具，但是時代變了，吹嗩吶不掙錢了，傳統的嗩吶和苗家少女的風姿綽約到城市裡只能成為看客欣賞的把戲。在貪慾的城市人眼皮底下，苗家少女時刻都像是被剝去了外衣，為了護住自己的貞操她不得不躲避來自城市陰暗角落裡那隻邪惡的手，但這種暫時的保護又能夠持續多久？正如小說中說的：“我再看小老闆，發現他面露淫笑，像一頭很有耐心的色狼，總有一天會把我吃掉”，讀者就只有為她提心吊膽的份了。
鄉下姑娘卓爾不群的美貌和品性與城市的商業汙濁形成鮮明的對比，象徵傳統的嗩吶之聲在市場經濟大潮中顯得多麼蒼白微弱。《好人嶽先生》中贛南姐妹兩人都被嶽先生“開處”。傳統情愛中最為神聖的貞操，在時下竟當作商品進行日常交易了，美好的東西被髮達的商業社會撕了個粉碎，而出賣處女在一些城市人眼中成了鄉村女性在城市謀生的手段。如果處女不珍惜自己的貞潔，男人不看重自己的愛情，試問人生還有什麼美好的德行令人牽腸掛肚，讓人不惜代價為之奮鬥？
作者在對小人物的關懷中，也顯示了某種疑慮：市場經濟是否一定要以犧牲人性中的溫柔善良和鄉村文明中的質樸單純為代價？如何構築二者的和諧？近年來，一批新現實主義作家的寫作也涉及了類似題材，雖然他們也在書寫鄉村，但卻是寫過去的人與事，或是舔舐昔日的傷口，或是在繁華的都市緬懷著鄉村的落日。其作品固然有供閱讀娛樂的價值，但缺乏深刻的社會現實意義。而王金昌卻在十分認真地描摹著當下，小說的語言也充滿了質樸的鄉風。
他在城市生活數十載，在人生步入中年之後，還關注和立足於現實，以沉鬱的筆觸寫來自鄉村社會的小人物在城市生活中的人生掙扎，以悲憫之音唱出城市生活中的一首首鄉村牧歌，非常難能可貴。儘管這牧歌基調沉痛，卻是催人醒悟的。
(小說均選自中短篇小說集《贗品》
(文選自《文藝報》原題為《以悲憫之心，關注社會底層》作者 : 人民文學出版社 孫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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