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冉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由清末杭州知府林启创办于1897年的求是学院，1928年定名国立浙江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波及浙江，浙江大学被迫西迁。虽然带有“国立”二字，此时的浙大只是一所普通大学，不像北大、清华、南开那样由中央财政拨款，很快搬迁到重庆、昆明等比较安全的战略大后方，浙大只能靠自己。
贵州省遵义市的小镇湄潭是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中停留时间最久的一处，湄潭浙江大学旧址包括湄潭文庙（浙大办公室、图书馆旧址）、天主堂（浙大教授住处）、义泉万寿宫（浙大研究生院旧址）、西来庵（浙大湄江吟社旧址）、和李氏古宅（浙大学生住处）等九处。2006年5月25日，湄潭浙江大学旧址作为中国近现代重要史迹，被国务院核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竺可桢
最先考察并敲定迁移湄潭办学的，是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人们更熟悉他的另一个身份——气象学家、地理学家。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政客郭任远曾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他奉行党政和专制，大肆镇压爱国学生，排挤报复进步教师，引发不满，浙大掀起声势浩大的倒郭运动，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另觅新的校长人选。竺可桢出身人文积淀深厚的江浙，青年时期留学哈佛，身份是科学家和学者，他的到来，成为促使浙大学术风气转变的一股清流。
1936年，竺可桢以半年为限，出掌浙江大学，甫一到任就忙于聘回出走的教授人才，扩建校舍，订立规章，整肃校风，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实行导师制，为浙大的发展奔走求告，殚精竭虑。半年期限到后，竺可桢曾向陈布雷请辞，陈极力劝阻，竺可桢只好答应留任，但提出先解决办学经费问题。这一留就是13年，浙江大学在他掌管下，虽然颠沛迁移，学无定所，却在学术上硕果累累，从一所制度混乱、师生怨声载道的普通学校，跻身国内一流高校行列。
之江大学旧址面对钱江，背负高峰，僻静而富有诗意。之江大学在20 世纪50 年代被撤销，旧址归浙江大学使用
在迁移中保证700多名师生的人身安全尚且不易，还要背负一所家当齐全的大学穿越战火更是难上加难，由于物品繁多，迁移途中遭轰炸遇罢运是常事。《浙江大学简史》中记载：“当时有 700 多箱图书仪器，共装 30 多条民船，停泊在金华火车站西面不远的河面上。当时谣言很多，警报不断，一百多船员希望立即将箱件卸下，以便驶避上游。在这危急之际，负责押运的王国松教授等，一面设法向东站联系，一面亲自动手将图书仪器分装在兵车、煤车和货车上，才将所有的校产运离混乱的金华，到达江西玉山。”
1939年初日军占据湖南，广西宜山的浙大校舍遭到敌机轰炸，校长竺可桢决定暂避贵州，并着手寻觅校舍，对贵阳周边的定番、乌当、花溪详细考察。因花溪已有私立大夏大学建设校区，而其他地方竺可桢又不甚满意，迁黔一事就此搁置。就在竺可桢一筹莫展之时，贵州省公路局技术室主任宋麟生向他推荐了小山村湄潭。当年6月13日，竺可桢首次来到湄潭考察，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这里地处偏僻，遭遇战火的可能性小，同时物价相对合理。在竺可桢的日记中写道：湄潭出产丰富，且物价便宜。肉每元可买七八斤，鸡蛋每元100个，米三元一担。学校选择迁移地址，当地物价是重要的参考因素。由于战时货币贬值，很多学生又来自沦陷区，家庭经济来源断绝，仅仅靠有限的公费支撑生活所需。很多老师举家迁徙，一家老小只有一份教工工资维持，开支大，负担重，如果消费过高，无论学校还是学生都无法长时间维系。
考察的结果很满意，竺可桢回到贵阳后，向贵州省省长吴鼎昌表明了迁到贵州湄潭办学的意向，请吴督促有关部门早日修通遵湄公路。由于公路一时难以完工，学校决定先迁往遵义，并得到遵义县县长的口头承诺和欢迎。因为要占有当地的校舍和其他教育资源，遭到当地条件最好的遵义师范学校师生的强烈反对，县政府与当地士绅也持观望态度，令竺可桢倍感愤慨，直言“遵义人士之口惠而实不至如是”。所幸湄潭向这所饱受战火煎熬的移动大学张开臂膀，1939年12月，湄潭各界成立了“欢迎浙大迁校协助委员会”，筹集庙祠及民宅300余间，绘图专送浙大，以表欢迎之心。浙大师生抵达黔北遵义、湄潭，标志着浙大结束了颠沛流离的迁徙生涯，开始相对安定的7年办学时代。浙大的到来，也给湄潭带来文化启迪和进步风气，学校为当地农业所做贡献惠及今人。
湄潭浙江大学旧址，地处闭塞山区，却在战争中为浙江大学的成长提供了难得的和平环境
浙江大学湄潭分校设在湄潭文庙，以大成殿为图书室，前后殿和两厢房是办公室、医务室和教室，其中也有竺可桢的宿舍。前院大门面朝街的照壁上嵌有国立浙江大学六字。此外，湄潭的朝贺寺、财神庙、周家院子、唐家祠堂是各院系的办公和教学场所，物理系在双修寺建了实验楼，农学院在贺家祠堂租了200亩地辟为试验农场，城东北玉皇阁建食堂也作礼堂，男女学生宿舍也是新建的。浙大的办公室、教室、实验室、宿舍和体育场，遍布湄潭，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学城。
湄潭地处山区，虽然自然条件优美，硬件设施却无法与城市相比，师生晚上学习只能点油灯，电学实验要依靠一部汽车马达。李政道在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写道：“我在浙大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白天到茶馆看书做习题，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个座位，茶馆再闹也不管。”
在这样的难得的安宁中，浙大走出了一条通往学术殿堂的坦途。短短三五年时间，浙大湄潭分校的学生人数由西迁前的600余人增加到2000多人，并新建了研究院。数学系主任苏步青在几何学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进展，物理系主任王淦昌的论文“关于控测中微子的建议”在美国发表，美科技人员据此展开研究，半年后验证了中微子的存在。此外浙大在基因遗传、三角函数、昆虫学、稻作学和史地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当时各大学中位居前列，甚至有人说，“遵湄办学时期是浙大的黄金时代。”这些研究成果令前来考察的英国人李约瑟惊叹不已。
据统计，1937年至1946年间任教或工作于浙江大学、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教师有27位之多。王淦昌曾回忆说，在湄潭的这段时间，山清水秀，同事师生关系融洽，“我的创造力比较突出，思想特别活跃，在国内外物理杂志上发表了近十篇文章，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多。就我个人来说，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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