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回答弟子子貢如何才可以稱為“士”時，說“士”的第二個層次的標準是“言必信，行必果”。但是，孔子本人對“言必信，行必果”並不十分推崇，孔子把不分是非黑白只管貫徹自己言行的做法歸入小人行為的範疇。事實上，孔子本人也的確有出爾反爾的時候。請看例子：
孔子五十歲那年，魯國執政季氏的管家公山不狃，覺得沒有得到季氏應有的重用，於是藉助陽虎的力量發動叛亂。公山不狃佔據了費地，作為反抗季氏的基地。公山不狃派了使者去邀請孔子。孔子因為很久沒有得到任用，對公山不狃的邀請有點動心。就說：“當年西周文王、武王從豐鎬起家，後來做了王。現在費地雖小，莫非也像西周文武王的豐鎬？”孔子想去接受公山不狃的邀請。弟子子路知道後，很不高興，阻止孔子不讓去。孔子說：“人家邀請我，難道我是白去的嗎？如果他能任用我，我也許能讓它變成東邊的周王朝呢！”儘管孔子最後還是沒有去，但他心思已動，已經違背了他自己“危城不入”的理論。
魯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即孔子五十六歲那年，被任命為大司寇兼宰相。得到任命後，孔子面有喜色。有弟子說：“我聽說，君子是禍至不懼，福至不喜的。”孔子回答說：“是有這說法。但不也有‘快樂是由於有機會使下層人活得有尊嚴’的說法嗎？”雖然說，孔子把自己面有喜色的原因說得很堂皇，但畢竟跟他平時所說的君子的標準是相齟齬的。
孔子師徒周遊列國，一次經過蒲國時，蒲國大夫公叔氏佔據蒲，發動叛亂。蒲人圍住孔子不讓離開。孔子一個叫公良孺的弟子，組織了一個有五輛馬車的車隊跟隨在孔子身後。此人頭腦聰明，勇敢有力，對孔子說：“我跟隨先生，曾在匡地遇到麻煩，現在又在這裡遇到問題，這是命運。我跟先生兩次遇到困難，我寧願戰死。”說完就勇敢地衝殺起來，蒲人見狀，感到害怕。於是對孔子說：“如果你們離開蒲國後不去衛國，就放你們走。”因此，雙方停止戰鬥。一番盟誓之後，放孔子師徒從東門離開。不料，離開蒲國之後，孔子一路奔衛國而去。弟子子貢大惑不解，問孔子：“盟誓可以不算數的嗎？”孔子回答道：“被要挾的盟誓，神靈是不聽的。”
晉國掌權者趙簡之屬下中牟的地方的長官佛肸佔據中牟進行叛亂，派人聘請孔子。孔子想去應聘。弟子子路表示不解：“我曾聽您說過，‘其人自身不善者，君子不去他的國家任職。’現在佛肸本人以中牟為據點進行叛亂，您想要去應聘，這是怎麼回事？”孔子回答道：“我是說過這話。但是，不是也有說‘堅硬啊，怎麼磨也不變薄’，‘雪白啊，怎麼染也不變黑’的嗎？我難道是瓠瓜，能夠掛在一個地方不被吃掉嗎？”
孔子出爾反爾、言行不一的故事是很多的，不止上述幾個。
我們能不能據此得出結論，說孔子是一個不講信用的人呢？我認為是不能的。因為，孔子的出爾反爾、言行不一，不是有著更為重要的道理、依據，便是事出無奈。這些道理、依據、無奈的背後，往往說明，孔子有其思想靈活、能隨機應變、富有人性的一面，不同於後世人們印象中的“孔夫子”“老夫子”“孔老夫子”。
再舉兩個例子。“三思而行”這個成語，意思是經過思考後再去行動，是個褒義詞。但是，《論語·公冶長》記載，孔子在聽說魯國大夫季文子（季孫行父）遇事總是三思而後行之後，頗不以為然，他說：“想兩遍也就可以了。”《孔子家語》《韓詩外傳》《說苑》等記載，曾參（曾子）在瓜地除草時，誤鋤了瓜秧根部。他父親曾皙（孔子弟子）大怒，拿大木棒打了他。曾子當時被打倒在地，過了一會兒才甦醒過來。慢慢爬起來後，暗自思忖：“剛才我得罪了大人，大人用力教訓了我，我能沒有受傷嗎？”回到自己房裡，關上門，邊彈琴，邊唱歌，想要讓他父親聽了他的歌聲後，知道他身體健康，並沒有受到傷害。孔子聽到這事後，告訴弟子們：“曾參來了，不要讓他進來！”孔子對曾參不滿，理由是，在父親生氣的時候，他竟然不逃開，由著父親毆打。孔子認為，曾參這是陷父親於不義、使父親犯罪（傷害君主臣民）的行為，不是孝順的表現。
孔子其人其思想，原本往往是鮮活有趣，具有相當靈活性的，但每每被後代的儒家、理學家給僵化了，直至變成不可理喻的說教。
另外，如今都把孔子當作思想家，許多專家都說，要想了解孔子的思想，要熟讀《論語》。其實，我覺得，對待孔子，我們更應該學習孔子本人的做法，評價一個人，不但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論語·公冶長》）。孔子固然是思想家，但同時他更是社會政治的活動家，人生理想的實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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