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李昂是李家少有的那種文質彬彬型的君主，不像他的父親兄長那樣只知道成天胡鬧嬉戲，而是喜讀《貞觀政要》熱衷詩歌寫作，但過於文弱的性格又使得文宗在面對大臣黨爭、權宦壓制的局面時，顯得束手無策手段幼稚，一場甘露之變更是徹底擊垮了這位年輕君主。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發生在宮廷之內的“甘露之變”影響巨大，非但說幾位宰相被宦官一網打盡，從此“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更重要的是連皇帝文宗本人也徹底灰心喪氣，對宦官已經連再搞陰謀詭計再鬥爭下去的心氣和膽量都沒有了。
從現在的史料上看，很難說政變當天文宗到底知不知道李訓騙宦官去看甘露是要下毒手的具體安排，因為記載模糊，所以給人的感覺是文宗自己好像也不太知道李訓就要動手了，所以等宦官衝回來的時候完全沒有應對之策。
但不管怎麼樣宦官們當然清楚，李訓這群人的後臺肯定是皇帝，否則給他們一百個膽也斷無可能做出這種事情來，所以宦官抬著文宗一回到後宮，關閉大門以後，仇士良等人就對著天子一頓臭罵。
由於身在後宮，宦官具體罵了什麼已經沒有人知道了，但是肯定非常惡毒嚴厲，本來生性就儒雅文弱的文宗，想必當時早已嚇得兩腿發軟，畢竟想想自己的祖父、兄長都是死在這群人的刀下，現在又把他們給惹毛了，不服軟還能怎麼著呢？
當然，就此認為宦官已經掌控宮內宮外為所欲為了，其實也未必就完全符合歷史事實。“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這是肯定的，但說“陵暴朝士如草芥”可能也就是後來記錄歷史的士大夫的一種憤恨口氣。
“甘露之變”事發當天，宦官就報復性地抓捕並殺害了數位當朝宰相，但是一來那個時候宦官的確是惱羞成怒，二來這幾位被殺的王涯、王璠等人也的確是和李訓、鄭注同夥的幫兇幫閒，在宦官眼裡屬於該殺。
再則這樣的捕殺僅持續了數日，在李訓、鄭注被證實身亡以後，也沒有再將這個案子繼續發酵擴大，可以認為等怒氣漸漸消去，宦官們還是恢復理性正常處理。在以往的歷史書寫中，宦官群體很容易被妖魔化，僅僅因為身體殘缺的緣故，到了士大夫史家筆下精神上道德上也統統低人一等，所以在現有的歷史記錄中宦官裡壞人特別多。
但是如果我們後人讀史不是那麼執著於這種層面的批判，而是把太監這個特殊群體放置到具體的宦官制度層面考察，就會發現其實他們也就是所謂的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身體有殘缺的皇權家奴這樣一種本質，讓他們在理論上失去了取代李家人或者趙家人的可能。所以早就沒有這個理想追求的他們，只會在乎既得的現實利益。
宦官通常都是特別現實主義，不會盲目躁進不會蠻幹到底，主子厲害的時候能屈、主子軟弱的時候能伸。要爭取以及穩固到手的利益，那麼最應該做的當然是保持住現行體制不使其發生劇烈變化，宦官是皇權最忠實的保衛者，這是他們的身份決定了的。
而長期奮鬥在後宮這樣一個高風險的職場，最終可以爬到管理層的這樣一些大太監，除了過人的奴性，他們在智力、觀察力和判斷力上也一定不會輸給外朝大部分寫寫詩、談談風雅就能高中進士的那些官僚。
所以在“甘露之變”第二天，文宗還是文宗，上朝還得上朝，宦官們不可能就此顛覆當時的政局，相反是要儘快恢復正常的秩序，讓那個已經灰心喪氣的主子繼續站好前臺。
一個多月過去，新的一年就來到了，事態逐漸恢復正常，大和的年號改成了開成，大家都希望過去不愉快的事情趕緊翻篇，開始一個新的時代。
老臣鄭覃、李石重新出山擔任宰相，針對仇士良等太監“動引訓、注折宰相”在朝堂上動不動就拿李訓、鄭注的例子來羞辱恫嚇宰相的情況，兩位老同志也是據理力爭不輕易退讓，說“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李訓、鄭注兩人的確是作亂反賊，但是是誰把這兩個傢伙推薦上來的呢，“宦者稍屈，搢紳賴之”，外朝大臣隊伍重建起來，宦官的氣勢也就稍稍有所收斂。
當然，宦官也不是吃素的，有些事情在臺面上爭不過你，那隻能搞些陰謀來收拾收拾了。開成三年（838年）正月五日，幾年來一直堅持原則和宦官鬥爭的宰相李石一早上朝，結果半路上碰上盜賊放暗箭，幸虧李石閃躲得快，箭只傷及皮膚，在逃回家去的半路再次遇襲，這次還是跑得快，暗殺者只砍到了馬尾巴。
又一起宰相路遇襲擊事件，當日京城大恐，來上朝的官員只有九人，大家都嚇得躲在家裡不敢出來。文宗下令徹底調查迅速破案，查來查去，等查到“是役也，跡出禁軍”，也就是刺客來自禁軍的時候，這個案子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李石年紀畢竟大了，經不起這種恐嚇，“累表稱疾辭位”堅決請辭相位，最後正月十七就調去荊南當了節度使。李石是當時為數不多的既堅決抵制宦官又極少牽涉黨爭的老臣，他這麼一走就使中樞缺少了可以居中調停的重量級人物。
時任宰相的牛黨楊嗣復通過宦官，向文宗表達了希望能將李宗閔調回來擔任新宰相的意見，等文宗在上朝時正式提出這項人事動議。不出所料，李黨宰相鄭覃和陳夷行堅決反對，說李宗閔這個人以前搞朋黨，如何如何不好，“陛下何愛此纖人”皇上你怎麼喜歡這種小人。
楊嗣復回應“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只看李宗閔有沒有能力當宰相，這不是喜不喜歡討不討厭的問題，兩幫人又吵吵鬧鬧了一個上午。散朝後，文宗對身邊人說“宰相諠爭如此，可乎？”事態又回覆到了“甘露之變”以前那種最令文宗厭煩的局面。
到此時，文宗可以說是心灰意冷的。開成四年（839年）十一月的一天，文宗一個人呆坐在思政殿上，突然詔正在值班的翰林學士周墀上殿，還賜周學士一起喝酒。
幾杯下肚，文宗問周墀“朕可方前代何主？”你覺得我像歷史上的哪位君主，周墀滿臉諂媚回答“堯舜，陛下當然是堯舜”，文宗無奈苦笑“老周，我在跟你講正經的呢！”，文宗自己接著說“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我的意思是我跟周赧王、漢獻帝這些人比怎麼樣？“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我連他們都比不上，說完善良的文宗李昂淚如雨下，周墀也嚇得趕緊磕頭陪著天子一起痛哭。
從此以後，唐文宗再也沒有上過朝。
和那些嬉戲偷懶的皇帝不上朝不同，文宗的不上朝是被悲觀情緒所擊倒，人生已經沒有任何興致可言。但是皇帝這個職業比較倒黴的一點就是，你即使不想幹了逃避去後宮，但是有一件事情還始終會來糾纏你，而且這件事情還特別重要，這就是立儲定太子的問題。
開成年間儲君問題還格外複雜，這個就要先簡單回顧一下歷史了。憲宗死的早，兒子穆宗繼位，穆宗死得更早，穆宗的兒子敬宗繼位，敬宗被小太監殺死在宴席上，祖孫三個一個死的比一個早。
敬宗被殺的時候他的兒子還很小，所以王守澄、裴度等人就擁立了敬宗的弟弟、也就是文宗李昂，這樣如果文宗要立太子的話，理論上就應該立自己的兒子，當然他的兄弟、他的兄弟的孩子，甚至他的叔叔輩都有被立為接班人的可能性。
我們知道文宗這個人很溫和素質高，他覺得自己的皇帝位置是得自哥哥敬宗李湛，當時之所以沒在敬宗兒子裡選是因為侄子們都很小，最大的晉王李普那年才3歲，現在侄子們都長大了，還是要把位置還給哥哥家那一支去，所以起初文宗立大侄子李普為太子。
誰知道到了大和二年的時候，大侄子生病死了。在大家的建議之下，大和六年（832年）文宗立自己的長子魯王李永為太子（文宗一共就兩個兒子，可見這位很有文化的文宗改掉了他們李家一貫好色、四處留種的習慣）。
但是太子李永的親媽王德妃卻不受寵了，受寵的是另一位楊賢妃。這位楊賢妃一點也不賢，經常在文宗面前搬弄是非詆譭太子。到了開成三年（838年）九月的一天，文宗特地在延英殿召集群臣商量改換太子的問題。
大臣們當然是一個勁地反對，文宗也沒有辦法只能作罷。但第二天晚上，這位剛保住儲君位置的李永不知道怎麼回事，回到太子東宮突然發瘋殺掉身邊十來個宮人，到了十月太子李永自己也“暴薨”，這種都是宮中禁聞，沒人說得清是怎麼回事。
第二年新年，文宗在宮裡看人表演雜技，一個小孩爬在高高的杆子上正表演高難度動作，一箇中年人在下面緊張得跑來跑去像個神經病，文宗一打聽，下面這個中年人是小孩的生父，擔心自己的孩子失誤摔下來受傷，“上因感泣，謂左右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從此多愁善感的文宗也一病不起。
開成四年（839年）十月，文宗的另一個侄子、也就是敬宗的小兒子陳王李成美被立為新的太子，看來文宗還是惦記著把皇位還給哥哥家去，但此時文宗身體狀況已經很差，所以雖然頒下制書選李成美為太子，但還沒來得及舉行冊封典禮，類似於領了結婚證還沒擺酒，第二年開成五年（840年）大年初四，文宗就死了年僅33歲。
在死之前兩天，也就是正月初二，病中的文宗出了一份詔書，說是立自己的弟弟穎王李瀍為皇太弟，“應軍國事權令句當”就是做臨時皇帝，並且說“太子成美年尚衝幼，未漸師資，可復封成王”，李成美年紀太小義務教育都沒完成，不適合做太子，繼續回去當成王。
儘管正史裡不好談這個問題，但是這份詔書顯然是宦官們偽造的，因為李成美能被立為太子，主要是文宗本人的主意，得到楊賢妃、宰相楊嗣復、李珏以及新晉提拔上來的太監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等人的支持。
如果李成美果真得以繼位，那麼這幾年一直把持朝政和後宮的宦官仇士良、魚弘志等人非但沒有任何擁立之功，很可能就會因為常年欺負文宗而被新皇帝或者他的代理人追究責任，老命難保。
當天，仇士良和魚弘志兩位老太監就親自帶著偽造的詔書和神策軍前去十六王宅（皇子、皇弟們集中居住的小區）把穎王迎接進宮。初四，文宗李昂逝，初六，皇太弟李瀍賜楊賢妃、安王李溶、成王李成美死。
在權宦們的強勢干預之下，文宗的弟弟李瀍意外地成為了唐武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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