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晴時期，隨著中國的國門被打開，與世界的聯繫愈加緊密，數以萬計的傳教士來到中國，對中國的歷史進程產生了很大影響。蘇慧廉，原名威廉·愛德華·蘇西爾，1861年出生於英格蘭約克郡哈利法克斯。英國漢學研究者，教育家，來我國的早期傳教士之一。我們心中的傳教士可能和動畫片《漁童》裡的傳教士差不多，以傳教為名幹著一些幹著損害中國利益的事情，但是這位蘇慧廉可真的是晚晴白求恩，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在中國建設醫院，普及西學，離開中國後還潛心傳播中國古代哲學文化，他不僅是一位中國通，還是有一顆熱愛中國的心。
如果要給這位傳教士打上標籤的話那一定是----“神醫”、教育家、漢學家這三個，一方面這三個標籤在蘇慧廉的生活中有時間上的先後關係，恰好能依序引導我們看到他的側面，另外能通過他們我們也能一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
一、蘇慧廉在溫州當“神醫”的故事
我們現在熟悉的醫院和醫療程序是西醫系統，掛號、找專科醫生看門診，用各種專業儀器診斷，有時還需要住院等等，這些都是中醫裡沒有的，中醫這個名詞也是為了和西醫有分別才造出來的。而帶來西醫概念的，正是當年的傳教士。每個醫院裡面如果有醫院號稱有一百年的歷史，那幾乎全都跟傳教士有關，比如北京的協和醫院，湖南的湘雅醫院，山東的齊魯醫院，南京的鼓樓醫院，上海第一人民醫院等等，這些醫院的前身都是教會醫院，至今也都是中國最有名的醫院。
蘇慧廉當年在溫州創立的醫院叫白累德醫院，建國後改名為溫州第二人民醫院，現在還在運營。蘇慧廉為什麼要建立這所醫院呢？故事還得從他來中國之前說起，其實蘇慧廉並不是很想來中國的，他所在的教會發布了招募通知，他報完名就有些後悔，畢竟他也不是第一批去中國的傳教士，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印象是，中國很落後，物質生活很差。一百前的英國跟現在也差不太多，雖然沒電視沒手機，但是英國人已經能過上在家能讀書看報，有抽水馬桶，出門有地鐵的生活了，但百年前的中國和現在比簡直是另外一個世界，沒有醫院，沒有圖書館，沒有公共廁所，人們還經常隨處大小便，因為文化落後和水土不服，死在中國的傳教士大有人在。
還有就是西方人認為中國人非常現實，上帝這個概念看不見摸不著又不能給他們帶來什麼實在的利益，這麼現實的民族想感召他們是非常困難的。蘇慧廉能想到的就是曲線傳教，首先想到的就是給人治病，實際上蘇慧廉別說神醫，他連專業醫生都不是，只是在準備作傳教士時接觸過簡單的醫學訓練，這是傳教士必修的功課，因為當時東西方環境差異較大，西方傳教士患病的比例較高，學一些醫學知識起碼必要時能夠自救。傳教士一般都會隨身帶一些奎寧或阿司匹林以備不時之需，蘇慧廉就靠這些藥物以及微薄的醫學知識為溫州當地人資料瘧疾、感冒等疾病，西藥比重要見效快，因此就顯得特別神奇。
蘇慧廉頭幾年在溫州街頭的佈道並不成功，顯然這個工作和他想象的同樣困難，但自從他神醫的名號傳開，來找他的人就多了，病人來拿藥要先聽他講講道，慢慢的事情有了好轉，他還發展出了本地的傳教人，西方傳教士的工作有很多都是這樣開始的，因為他們的目的是傳教，所以很多時候並不收費，尤其不收窮人的錢，中國人是很講恩情的，接受了治療的人往往很感激，傳教士們都有一句標準用語，是上帝派我來將你治好的，挺多了也有點感謝上帝，雖然一開始也不知道上帝是什麼，病人拿號候診時會有人講道，帶他們一起唱讚美詩，中國人的想法很樸素，既然免費那就得認真聽，聽完了多少有點概念，再加上病還治好了，那個時代很多中國人就這樣走上了信仰之路。
1885年蘇慧廉建立了城西教堂，這個教堂今天還能看到，後來教會派了更多的傳教士在這間教堂就診，最多的時候每天有一百多人就診，四年後城西教堂人滿為患，於是蘇慧廉著手籌建了溫州第一家現代化醫院，定理醫院，9年後定理醫院也不夠用了，他有建立了一所規模更大的醫院，白累德醫院。這所醫院培養出了溫州第一代西醫，一直到上世紀60年代中期，它都是浙南地區最好的醫院。建國後，這家醫院改名為溫州市第二人民醫院，現在還在運營。
二、蘇慧廉在溫州辦學堂的事蹟
除了辦醫院，蘇慧廉還在溫州做了一件重要的事，辦學校。蘇慧廉說，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就像一個三條腿的板凳，教會是一條腿，另外兩條腿是醫療和教育。溫州的第一家新式學堂建立於1897年，這個時間點非比尋常，這是中日甲午戰爭結束的第二年，這場戰爭的慘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深刻的影響了中國的局勢，整個國家被巨大的恥辱感籠罩，政府開始全盤西化，舉國維新，廢科舉，興學堂，確實進行了一些新的改革。各地教會學校作為西學的傳播者，由此迎來第一次發展良機。
蘇慧廉建立的學堂叫藝文學堂，它和當時各地興起的學堂一樣，設立班級，分科教學，星期天放假，這些管理方法沿用至今。蘇慧廉說：“我們希望能通過我們的教育把他們塑造成心智健全的人，儘量讓他們離開學校後，與一般的當地學生相比有更加高尚的品德。重要的是要頭腦清晰，心胸坦蕩，對人生有精神上的追求。”
三、蘇慧廉在英國做漢學家的故事
蘇慧廉最後一個重要身份是漢學家，蘇慧廉後來回到英國後，在牛津大學做了十五年的漢學教授。但在此之前他已經做過多年的學者工作，出版了很多書。1920年，蘇慧倫開始擔任牛津漢學教授，先後在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作了有關中國的系列演講和講座。
蘇慧廉漢學家的身份，還讓他中英外交方面起到了橋樑的作用，在牛津時，還曾協助退還庚子賠款。蘇慧廉是英方代表，跟他搭檔的中方委員是胡適。英國以及其他各國的退款，後來基本用於中國各項事業，比如教育、交通、河道疏浚等。蘇慧廉從此結成了朋友，這份友誼維繫了很多年。
1935年，蘇慧廉在牛津去世，據一位中國留學生的回憶，他在病榻上最後囑咐說：“國家是不會滅亡的，一個人可以死去，一個民族決不會滅亡。短時間收到外國的壓迫，但在長久的歷史中，這都不算什麼，中國人不要太悲觀，努力、努力、努力向前。”直到去世，他還惦記著遙遠的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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