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10日下午5時，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馬寅初，因病於在北京逝世，終年100歲。馬寅初是浙江嵊縣人，1882年生。早年留學美國，攻讀經濟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15年回國，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山大學、交通大學、重慶大學、浙江大學任教，並曾任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教務長、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
1920年，馬寅初發表了他的第一篇人口學論文“計算人口的數學”（《新青年》雜誌第7卷第4期）。但之後30多年，他幾乎再沒有任何人口學論著發表，而是集中精力研究財政經濟。新中國成立後，他看到各項建設事業蒸蒸日上，很是興奮；不過，每當他回到家鄉調查研究，發現小孩子日益多了起來，帶回去的糖果越來越不夠給小孩子分，也擔心：人口增加太快了，會拖住經濟建設的後腿。於是，他利用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委員的工作之便，每到一地，都同工人、農民、幹部座談人口問題。
新人口論的誕生
1953年，中國大陸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國人口總計60l938035人，估計每年要增加1200萬人到1300萬人，增殖率為20‰。
這次人口普查引起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的注意，他對人口普查的結果表示懷疑。因為這次人口普查是採取抽樣調查的方法，即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得出實際增長率。馬寅初認為這種調查方法不能概括全貌。據他了解，僅上海一地的人口淨增長率就是39‰，能否用一個簡單的算術公式就能說明中國的人口增長率為20‰呢？
馬寅初經過三年的調查研究發現，中國人口的增長率是每年增長22‰以上，有些地方甚至到達30‰，這實在是太高了。如此發展下去，50年後，中國將有26億人口。由於人多地少，恐怕連吃飯都成問題。於是，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寫成“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一文。1955年7月，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召開，馬寅初將寫好的文章作為發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組討論徵求意見。馬寅初曾描述過當時的情況：“小組會上除少數人外，其餘的代表們好多不表示意見，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認為我所說的是馬爾薩斯的一套，也有的認為說話雖與馬爾薩斯不同，但思想體系是馬爾薩斯的。雖然他們的意見我不能接受，但我認為都是出於善意，故我自動地把這篇發言稿收回，靜待時機成熟再在大會上提出來。”
9月，周恩來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很好地教育後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榮，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馬寅初看過報告後非常興奮，他認為節育問題被中共中央提上了議事日程，看來可以公開談論控制人口的問題了。
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問題發表了自己的主張:“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計劃之內，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實行計劃生育，那就不成其為計劃經濟。”馬寅初的發言當即受到毛澤東的讚賞。他說：“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地生產，這是一種設想。這一條馬老講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從前他的意見，百花齊放沒有放出來，準備放，就是人家反對，就是不要他講，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鄉人民均有此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對的。”毛澤東還特別注意到，積極倡導計劃生育的邵力子就坐在馬寅初身旁，似乎是在表示對馬寅初的支持。毛澤東一語雙關地笑著說：“邵先生，你們兩人坐在一起。”邵力子和馬寅初聽毛澤東這麼一說，互相看了看，也開心地笑起來。
4月份在接見《文匯報》記者時，馬老高興地說：“現在人口問題可以公開談了，這說明我們國家進步真快，也說明這個問題的確很嚴重了，今年5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我還要談這個問題。”他在原稿基礎上做了必要的修改和補充，提交6月份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7月5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這就是他的《新人口論》。
基於中國現實的人口理論
《新人口論》連同馬寅初在此前後發表的文章、演講、答記者問，旗幟鮮明地闡述了他對人口問題的基本觀點，分析了我國存在的人口問題，提出的解決辦法主要有一個前提、五大問題、三項建議。
一個前提是對當時人口增長的估計。這是新人口論的出發點和立足點。1953年進行了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總人口達到60194萬，自然增長率達到20％。馬寅初認為“這是一個靜態的記錄”，拿20％。來解釋以後四年的情況恐怕有出入，實際上以後幾年的人口增長率要比20％。高一些。在對實際人口增長率客觀估計的基礎上，他提出人口增殖過快與加速資金積累、提高勞動生產率、工業原材料供給、提高人民生活、科學技術進步等之間都存在矛盾和問題。馬寅初指出，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限制人口的數量增長，一是在1958至1963年普選時，再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以瞭解在5年或10年中人口增長的實際情況。二要大力進行宣傳，破除“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封建傳統觀念；待宣傳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後，修改《婚姻法》，實行晚婚，大概男子25歲、女子23歲結婚是比較適當的。如果力量還不夠大，應輔之以更嚴厲的行政力量，主張生育兩個孩子的有獎，生育三個孩子的要徵稅，生育四個孩子的要徵重稅，以徵來的稅金作獎金，國家財政不進不出。三是在節育的具體辦法上，主張避孕，反對人工流產。
這些就是馬寅初新人口論的主要內容。為了不被人誤解，還專門闡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學說是反動的”，人口按幾何級數增加、食物按算術級數增加是錯誤的。並特別說明，“馬爾薩斯從掩蓋資產階級政府的錯誤出發”，而《新人口論》是從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出發，兩者立場截然不同。
批判與罪狀
隨著“大躍進”人口越多越好論的不斷升溫，這些都成為“不打自招”、“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證據，《新人口論》首先在北大校園遭到點名批判。接著全國知名報刊雜誌陸續發表文章，以批判《新人口論》為主，稍帶對他的“綜合平衡”、“團團轉”理論進行批判。第二次批判始於1958年北大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37週年大會，號稱“黨內理論家”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髮表講話，陰陽怪氣地說馬寅初是姓馬克思的“馬”還是馬爾薩斯地“馬”?恐怕是姓馬爾薩斯的“寫’吧！隨後康生親自給理論界一些領導寫信，佈置要像批判艾奇遜那樣批判馬寅初。
於是對馬寅初新人口論的批判升了級，北大燕園裡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就連燕南園馬老居室內外的牆壁上、過道上甚至書桌上，都貼滿了大字報；大小批判會開了一次又一次，但是馬老大都缺席被批判。
當時加給馬寅初的主要罪名，一說他是馬爾薩斯人口論徹頭徹尾的鼓吹者，否定人口多是好事這一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二說他篡改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相對人口過剩規律的理論，把它搬到社會主義中國來是根本錯誤的，社會主義的人口規律是人口的不斷迅速增長，不存在人口過剩問題；三說他對廣大人民群眾缺乏感情，甚至是仇視勞動人民；四說他利用人口問題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新人口論》就是這種進攻的一支“毒箭”。對這些批判，馬寅初很重視，力圖從中找出自己的某些不足，但他始終堅持新人口論的基本觀點，哪怕自己唱“獨角戲”。他在《新建設》發表“重申我的請求”一文(1960年第1期)，表示接受《光明日報》開闢一個戰場的挑戰：“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不久馬寅初被撤銷北京大學校長、全國人大常委委員職務，從政壇和學壇“蒸發”。
兩次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造成的影響是嚴重的。一是把人口問題歸為政治問題，造成其後十多年無人問津，形成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不能研究人口問題的奇怪現象。二是“人口越多——勞動力越多——生產越多——發展越快”形而上學理論的一統天下。三是將人口質量與種族優生混同起來，好像誰講人口質量就是仇視勞動人民，忽視了人口素質的提高。四是在社會主義人口規律問題上，突出人口的不斷迅速增長，似乎社會主義永遠不存在人口過剩問題。
平反後的反思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迎來包括人口科學在內的科學發展的春天，馬老得以平反，新人口論得以翻案和正名。這不僅是人口理論撥亂反正的關鍵，更為大力控制人口增長、實施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做了必要的輿論準備。
從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中能夠總結出的經驗教訓可以概括為：一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的關係。馬寅初參加最高國務會議和作為人大代表提出人口問題，從國家政治生活來講是政治問題，意見和提案怎樣處理，完全由國家權力機關決定。但他提出的人口問題本身屬於學術性質，在學術問題上，真理有時不在多數人而在少數人手裡。20世紀五六十年代把馬寅初當作艾奇遜來批判，把學術問題變成政治問題，不僅堵塞了言路，使節制人口的主張一夜間消失得無影無蹤，而且使人口問題變成無人敢於觸及的“禁區”，此後15年，基本上沒有任何關於人口研究的成果面世。
二要有充分的民主。批判和辯論有一個奇怪的現象：辯論的一方人數頗多，上陣發表文章者超過百人；另一方卻少得可憐，用馬寅初的話說，是“單身匹馬”。是馬寅初先生的學說沒有人贊成嗎?不是。對此，馬寅初說：“自《新建設》十一號登出我的文章後，同意我的信已經不是少數了，有的雖表示同意，但不敢簽名，只寫‘讀者謹上’字樣”。贊成馬老新人口論的大有人在，就是他的經濟要綜合平衡的意見，基本上也是正確的。
第三，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舊中國人口生產具有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的特點。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有效地解決了失業、災荒、飢餓和疾病等一系列問題，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地降了下來，出現了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針對人口變動這種新態勢寫出來的。許多批判者不從實際而是從主觀意志出發，僅憑某些教條主義理論批判別人，結果批判得越狠，離開現實越遠，造成危害越大，不利於科學的人口政策的出臺和人口問題的解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檢驗人口理論和人口政策的唯一標準，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這一原則。（讀者報客戶端記者 凌雪梅 整理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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