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北京大學成立120週年。鬧出了一個很大的爭議，林校長將“鴻鵠”讀成了"honghao"
還發了一篇道歉信，寫著“焦慮和質疑並不能創造價值”
1917年1月4日，一輛馬車迎著漫天飛雪，行至北京大學門口，蔡元培撩簾挺身，健步走下車來。
校工分立兩側向迎面行來的新校長鞠躬致敬。
蔡元培摘下禮帽，回敬以深深一躬。校工們面面相覷，全驚愣了——北大是官辦大學，校長是內閣大臣待遇，不需把校工們放眼裡。
“校長竟然鞠躬致敬，感覺不同以往啊！”
01
不是感覺，而是真的“不同以往”了。
1868年出生的蔡元培，17歲中秀才，23歲中舉人，26歲中進士，28歲成為翰林院編修，可謂前途似錦。
蔡元培卻辭官而去——回紹興辦學堂。
1912年1月，中華民國成立，受孫中山之邀，蔡元培出任民國教育總長。
不久，袁世凱篡奪了辛亥革命果實。
蔡元培不滿其獨裁，毅然辭去教育總長之職。
袁世凱誠意挽留：“我代四萬萬人堅留總長。”
蔡元培亦回了一句：“元培亦以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
1916年，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當上大總統。他力邀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
朋友紛紛勸阻蔡元培不要赴任：“北大太腐敗，進去，若不能整頓，對聲名有礙。”
如嚴復、章士釗、何燏時、胡仁源等人物，都灰頭土臉地被“趕出”了北大。
而面對好友勸阻，蔡元培道謝後毅然前往！也徹底改變了北大，也就此拉開了中國現代大學之帷幕。
▲ 北大紅樓
02
彼時北大學子，“官二代”和“富二代”居多，喜愛捧戲子、打麻將、吃花酒，卻對讀書毫無興趣。來北大讀書，只為一紙文憑，以便為官。
老師，多是開後門進來的不學無術之徒。所謂講課，便是把講義印出來，分發給學生，然後誦讀一遍就完事。
史學家顧頡回憶：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後就坐車直奔“八大胡同”。
學生中還流行“結十兄弟”。
就是十個學生結拜為兄弟，畢業後各自鑽營作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這個官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花錢買來的，那麼鑽營費就由十人分攤。
這樣的學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出一批貪官汙吏！
顧頡剛說：“所以，當時的北大被戲稱為‘官僚養成所’。”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蔡元培走馬上任了。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說，一開口，便對大學的作用進行了精準定位。
“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隨即，蔡元培向學生明確指出：
“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儘可肄業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
這一天，蔡元培為北大發展指明瞭方向，
“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
此篇演講，抱負之宏大，志向之高遠，驚震中國。
當時還是學生的羅家倫後來回憶說：
“那深邃、無畏而又強烈震撼人們心靈深處的聲音，
驅散了北京上空密佈的烏雲，
它不僅賦予了北京大學一個新的靈魂，
而且激勵了全國的青年。”
▲ 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
隨後，蔡元培委託魯迅設計了北大校徽。
魯迅採用中國傳統的瓦當形象，將“北大”兩個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對背側立的兩個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個正面站立的人像。
意為“三人成眾”，肩負開啟民智之重任。
▲ 蔡元培設計的北大校旗
而蔡元培自己則為北大設計了校旗：
用紅色代表物理、化學等“現象的科學”；
用藍色代表歷史、生物進化等“發生的科學”；
用黃色代表植物、動物、生物等“系統的科學”；
白色是七色的總和，故用其代表自然哲學；
黑色可視作“無色之色”，故用其代表玄學。
北大之宏大抱負，盡展於校旗校徽中！
03
彼時剛接到委任狀的蔡元培直奔北京正陽門西河沿衚衕一家旅館找到陳獨秀，開門見山：“想聘你做北大文科學長。”
陳獨秀卻不願：“我要回上海辦《新青年》。”
蔡元培說：“也可以在北京辦啊！”
陳獨秀仍不願：“我覺得還是上海好。”
蔡元培沒有放棄，每隔一天就往衚衕跑。
半月後，陳獨秀終於被打動：“那我留下來吧！”
但陳獨秀既沒學位，也無任教經歷。
要說服教育部同意，不是一樁易事。
據傳，蔡元培竟為陳獨秀編造了“東京日本大學畢業”的假學歷和“曾任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的假履歷。
陳獨秀這才得以“妥妥地”進了北大。
▲ 陳獨秀
1917年，23歲的梁漱溟將自己寫的一本哲學書寄給了蔡元培，希望得到賞識——進北大讀書。
不料蔡元培回信說：“你可以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學。”
面對邀請，梁漱溟哪裡敢答應，只得推辭：“我只有中學學歷，而且近幾年才自學佛學，對印度哲學沒有多少見識。”
蔡元培找到梁漱溟，徹夜長談：“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學，但我也沒有發現別的人比你更精通。我認定你是一個搞哲學的人才，你就大膽地幹吧！”
梁漱溟感嘆：“欲當北大學生而不得，卻一下子成了北大教師。”
▲ 梁漱溟
“性是學問，是一門藝術，
性生活是人生美好的精神享受，
它有利於男女雙方的身心健康……”
這是性學博士張競生編撰的《性史》。
按今日之開放度，張競生《性史》部分觀點，亦不能被大眾所接受，更不要說當時之民國。
故張競生被視為“中國文妖”，人人避而遠之。蔡元培卻邀其到北大教授哲學。
有好事者跑到校董那兒告狀，校董讓蔡元培抄錄20遍舊學堂之規矩。
蔡元培拂袖而去：“我來這裡辦教育，如果還是你這一套，我來幹什麼，不如待在翰林院好了。”
▲ 張競生
蔡元培還讓北大進行“課堂公開”，允許外校學生在北大上課，華羅庚、沈從文等，都做過北大旁聽生。
1920年，蔡元培更是石破天驚——讓北大招收女生，開啟了中國大學教育男女同校之帷幕。
▲ 北大歷史上最早的三位女生
“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
這是蔡元培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人才為大學之根本，興化致治，必俟得人。”
這正是蔡元培千方百計延攬人才之原因。
正因不拘一格攬人才，北大師生力量才得以大幅提升。
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等新思想旗手雲集北大。
陳垣、徐悲鴻、熊十力、馬寅初等學界名流紛至沓來。
李四光、丁燮林、翁文灝、朱家驊等學科大家群起響應。
傅斯年、羅家倫、馮友蘭、朱自清等模範學生應聲尋來。
於是北大有了中國大學史上最輝煌的師生陣容。
實現了蔡元培所冀望的“囊括大典，網羅眾家”。
而正因如此，彼時的北大也自然而然地成為新思潮旋風之中心。
在這裡，有胡適、錢玄同等絕對提倡白話文學，
也有黃侃、劉師培等極端維護文言文學，
蔡元培不持門戶之見，就讓他們並存。
胡適與梁漱溟對孔子的看法不同，
蔡元培就讓他倆各開一課，唱對臺戲。
王寵惠信奉三民主義，李大釗、陳獨秀信奉共產主義；
李石曾信奉無政府主義，辜鴻銘憧憬君主立憲；
蔡元培也毫不干涉。
可以這麼說：當時有多少學派，北大師生中就有多少學派；中國有多少黨派，北大師生中就有多少黨派。
“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並坐討論；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同席笑談。”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
▲ 蔡元培與馬寅初等合影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頭記索隱》，
提出《紅樓夢》是一部“政治小說”，並指出：“書中本事，在吊明亡，揭清之失……”
但胡適覺得蔡元培的索隱完全是牽強附會。
於是準備尋找《四松堂集》，以推翻蔡之觀點，不料四處尋找而不得，胡適逐漸心灰意冷。
偏在此時，蔡元培託人找到此書，送上門來。
胡適根據書中史料記載，證明了《紅樓夢》是“曹雪芹自述”的說法。
蔡元培此等雅量，天下幾人哉？
陳獨秀稱讚道：“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自由思想的卓見，在習於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
蔡元培以身垂範，一手塑造了北大精神：兼容幷包，思想自由。
▲ 1921年的蔡元培
“在各派思想學說的激盪下，北大青年學子們的眼界和頭腦都被打開了。”
正唯堅持與發揚“兼容幷包、思想自由”，
北大人才方得以大師輩出，北大學術方得以碩果累累。
北大，遂成為全國新文化運動陣地和學術之中心。
05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後，
提出了一個著名觀點——大學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
“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
如何育人？蔡元培主張：成立各種社團。
“人人只有先改良自己，才可能重新振興風氣。”
1918年初，蔡元培率先發起成立了進德會：
“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
乙種會員，於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二戒。
丙種會員，於前五戒外，加不吸菸、不飲酒、不食肉三戒。”
凡要入會者均須填寫“志願書”，
寫明自己願為何種會員，簽名蓋章，入會以後，違反戒律者，將被罰之。
陳獨秀、馬寅初、胡適等人，選擇了甲種會員。
蔡元培和傅斯年等人，選擇了乙種會員。
梁漱溟、李石曾等人，選擇了丙種會員。
蔡元培踐行承諾，終老沒有一犯，絕對遵守“不嫖，不賭，不娶妾”三條，成為公認的模範會員。
▲ 蔡元培書札
在蔡元培率先垂範之下，
幾十個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嘟嘟冒出。
靜坐會，“以為衛生進德之助”；
技擊會，“以強壯體格研究我國固有之尚武學術”；
體育會，“以強健身體活潑精神”；
雄辯會，“以闡發學理修飾辭令”；
…………
社團並起，僅僅一年，北大風氣就煥然一新。
林語堂對此深有感觸說：
“風氣就是空氣，空氣好，使一班青年朝夕浸染其中。”
“人人見賢思齊，圖自策勵，以求不落人後。”
這樣的風氣，不僅浸染了北大，也浸染了整個北京，“震開了當年北京八表同昏的烏煙瘴氣”。
梁漱溟後來評價說：“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術，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
當時，北大還有不少外籍教員，其中一個叫克德萊的英國人，仗著是英國公使朱爾典的親信，屢屢缺課，還經常混跡煙花之所。
北大評議會討論決定：規範校紀，予以解聘。
克德萊被北大評議會開除後，朱爾典找到總統黎元洪，提出外交干預。
黎元洪怕得罪洋人，派外交總長遊說蔡元培，朱爾典也親自出馬找蔡元培談判，
蔡元培說了四個字：“絕無可能。”
最終不惜對簿公堂，以“勝訴”方才平息此事。
教授治校，規範校紀，北大之師生面貌，煥然一新。
學生羅家倫評價說：“陳陳相因、敷衍塞責之流弊由此盡去。”
北大不但由此成為中國最自由的大學，也成為中國最規範之大學。
06
1940年3月3日早晨，移居香港的蔡元培起床後剛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鮮血倒地，繼之昏厥。兩天後，醫治無效，溘然長逝。
蔡元培死後無一間屋、一寸土，且欠下千餘元醫藥費，就連入殮時的衣衾棺木，都是商務印書館王雲五代籌，其清貧叫人落淚。出殯之，很多香港市民聞聲出來看熱鬧，遺憾的是，他們並不知道蔡元培是何許人。
這個現代北大的締造者，
這個中國現代大學理念和精神的締造者，
未留任何財產，僅有兩句遺言：“科學救國，美育救國。”
此後，蔡元培之名在中國漸漸消隱，如同他隱沒在雜草叢生中的墓穴。
1977 年，余光中特意到香港祭拜蔡墓，他四問路人，沒想到竟然無人知曉，幾經周折，才在一處華人公墓內找到。因多年沒人看顧，蔡墓已被荒草湮沒。余光中心中一酸，頓時淚灑衣襟。
1919年，美國哲學家杜威到中國訪問演講，正好目睹了“五四運動”整個過程，瞭解北大的歷程後，他感慨萬千：
“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
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長中，
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
但以一個校長身份，能領導一所大學，
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
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個人。”
北大紅樓今猶在，不復當年蔡鶴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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