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19日，《紅樓》編輯部成員遊覽頤和園，林昭拍下此照片。懷抱吉他者為謝冕。 圖/受訪者提供
北大中文系55級，和它見證的一個時代：
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宋春丹
本文首發於總第892期《中國新聞週刊》
55級北大人的人生，或許是最一言難盡的。
與建國初期不同，這一年能上北大的，無論應屆生抑或調幹生，都是從高考中拼成績上來的學霸。從這一年起，北大各院系（東語系外）從四年制改為五年制。如果以1957年“反右”為一個時代的分界線，55級的大學生涯正好被一分為二。沒有哪一屆，比他們更完美地經歷了“斷裂”。
以近代史專家楊天石為例，1955年秋，他作為中文系一年級臨時團支部副書記在新生大會上發言，第一句話是：“我們都是滿懷著幻想和希望走進北大的。”到1960年畢業時，他的去處卻是一個培養拖拉機手的短期培訓班。
謝冕在畢業40週年聚會的發言中說，我們所有人的心靈都留下了創傷，也學會了對時間留下的一切進行有效的處理，包括“某種有意的疏忽和懸置”，向心力或凝聚力，皆來自這種處理歷史經驗的能力。
初入燕園
楊天石告訴《中國新聞週刊》，55級之所以被認為人才輩出，主要原因不是別的，而是生源好。
1955年新生中，四分之三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只有四分之一是調幹生。而且，調幹生作為同等學力人員參加高考，錄取標準與應屆高中畢業生完全一致。
55級中文系的調幹生們都背景了得。陳丹晨建國前入黨，是上海市稅務局的宣傳幹事；謝冕和張炯都來自“文革”前的高考“紅旗”省福建，謝冕在部隊是副排級，張炯1948年參加中共福州市城工部地下工作，是解放軍第十兵團、福建軍區司令部幹部。魯國堯那時感覺調幹生很神氣，張炯、謝冕身穿軍衣，講話聲音洪亮，頭頭是道：“馬克思主義認為…… 列寧認為…… ”高中畢業生是說不出這樣的話的。
北大中文系迎新大會上，中文系主任楊晦說：“我知道你們有些人考北大中文系是想當作家，但北大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如果你帶著想當作家的目的，我估計你作家也當不好，中文也學不好。”
此前，一心想當作家的54級中文系學生劉紹棠申請退了學。楊晦以此舉例，要求新生放棄作家夢，專心按照教學計劃學習。
中文系分為漢語言文學專業和新聞專業（新聞專業1958年併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不久後，漢語言文學專業又分為三個班級。
二班在花神廟旁開了一次月光晚會。黃修己、林學球用閩南方言作自我介紹，大家不知所云，孫紹振說他們在表演“空山鳥語”，引起笑聲一片。
家庭有困難的同學很容易申請到助學金，最高等級為一個月16.5元。冬天沒有禦寒衣服的同學可以申領棉衣。調幹生每月有25元補助金，算“有點小錢”，謝冕有時會請同學到海淀鎮的夜宵攤上吃餛飩和燒餅。
那時，校園的一切都讓孫紹振感到興奮激動。校史館裡毛澤東、李大釗的工資登記本，圖書館裡蘇聯文化部送的羅蒙洛索夫大理石雕像，聲名赫赫的權威教授，金髮碧眼的留學生……以往在報紙廣播中才能見到的生活，一下都變得不再遙遠，好像伸手就可以“觸摸到共和國前進的脈搏”。他感到，從今以後每秒鐘都不能懈怠。
對於一個獻身祖國的人來說，懈怠就是犯罪。名師堂
北大中文系在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大調整中吸收了大批中文泰斗，北大全校百餘名正教授，中文系佔了十分之一以上，可謂大師雲集。
那時沒有“部頒”統一教材，老師們上課自由發揮，風格各異。
從1952年到1966年一直擔任系主任的楊晦是北大中文系的靈魂人物。五四運動時，他是“火燒趙家樓”的組織者之一。他說話毫無遮攔，對當時的諸多文藝批評史著作都頗有微詞，認為沒有一本是馬克思主義的。他說《林家鋪子》本來矛頭是針對日本人的，夏衍解讀成“大商人吃小商人”，完全文不對題。他對夏衍出“選集”感到莫名其妙，認為巴金只是把文章寫得“像中學生那樣流暢”而已，“家、春、秋三部如果能壓縮成一部就好了”。
楊晦一直強調文學與語言的“有機聯繫”。大部分學生對語言學缺乏興趣，要求分專業，專門成立文學專業。楊晦堅決不同意，反覆跟大家辯論，一時成為同學們的主攻焦點，文史樓裡貼滿了針對他的大字報。
孫紹振為此畫了一張漫畫，一個大汗淋漓的學生兩手託著書，一隻大公雞的兩隻爪子一前一後分別踩在兩本書上，標題是“有雞聯繫”。很多人多年後才意識到，楊晦的主張是有道理的。
楊晦上文藝理論課，一開始座無虛席，但他講課進度太慢，半學期過去，裝著講義的皮包還沒打開，只講了“九鼎象物”四個字。有同學向校領導反映，校領導說：“你們要學會沙裡淘金。”最後還是停課了。
高名凱原是燕京大學國文系主任，講課聲音洪亮，熱情洋溢，抑揚頓挫。身為福建人的他還出版了《福建人怎樣學習普通話》，引來大家竊笑，因為他自己的普通話還不過關，把“課”說得像“括”。
他曾在法國巴黎大學專攻語言學，獲博士學位，能看12種外語的參考書，用4種外語寫作。講語言學引論時，他一會兒講到梵語和古斯拉夫語的關係，一會兒講到英語和德語所屬的日爾曼語族、法語和西班牙語所屬的拉丁語族，講到漢語和越南語、朝鮮語並非同源，藏語才和漢語同為一族，又講到已經消失的西夏語，還有古高德語、斯瓦西里語……學生們聽得瞠目結舌，連很多語言的名字都是頭一回聽到。
兩堂課下來，就算中指上腫了一塊，記筆記的速度也跟不上他的語速。一個從工廠來的同學說，怪不得把知識分子也叫做勞動者，記一堂筆記比上一天班還累。
魏建功是音韻學權威，建國後主持編纂了《新華字典》。他戴一副玳瑁框眼鏡，不苟言笑，走路說話總是很急。他講《詩經·野有死麕》，講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時說：“有個女子懷著她的青春。”年輕學子們心領神會，滿室笑語。
大一下學期，魏建功講文選課《洛陽伽藍記》，教室裡座無虛席。他逐字逐句講解分析，講到忘情處，把近視眼鏡一會兒從鼻樑上摘下來，一會兒又戴上去。忽然他停住了，抬眼掃視了教室，說：“這一句，我講不了。我的老師就沒弄懂，懷疑是掉字閉文了，我自然未便硬講。”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
幾天後，魏建功的助教梁東漢上輔導課。他說，上堂課魏先生沒講的那段文字，自己可以試著講講，請同學們品評。學生們莫衷一是，課後委託課代表請魏建功評判。
在又一堂課上，魏建功說：“梁先生的解釋，你們和我不一定都贊成。不過，他的鑽研精神是值得學習和讚許的。先生未弄懂的東西，學生未必也弄不懂。你們下功夫鑽通了，就是前進了一步。傳授知識，好比接力賽。希望你們能在前人、今人的基礎上繼續努力。”
王力是中山大學語言學系的創立者（1954年該系整體併入北大中文系），他也給學生講過類似的故事。當年他在清華國學院讀書時，業師王國維坐在講桌前，先掏出香菸問同學誰要吸，然後才翻開講義，慢條斯理講下去。一次竟然連續跳過好幾段不講，說：“這幾句，我講不了。”王力說：“這種精神，就是‘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的樸學精神。”
王力開的是古代漢語課，講課語調平緩，有學生覺得他講課沉悶，上課打磕睡，他也不管。他講課時間拿捏精準，最後一句話說完，下課鈴就響起。一次講《漢語詩詞格律》，還沒講完一個段落，下課鈴聲響起，他極不自然，問：“怎麼，是下課了嗎？”大家一看手錶，原來鈴聲提前了兩分鐘。
王瑤1951年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洗澡”運動中曾被作為重點對象受到批判，1952年從清華大學調入。他上課每次都座無虛席，外系學生都擠在階梯教室的臺階上和後面的空處聽。他上課帶著厚厚的講義，但從來不看，講課滿口山西口音，激動處還會大喘氣，旁徵博引，信手拈來，甚至原文都可以背得一字不差。
來自燕京大學中文系的林庚有詩人氣質，常常妙語連珠，語出驚人。在講孔稚珪《北山移文》時，正值1957年大鳴大放，他說：“移文就是今天的大字報。”吳組緗當年在清華求學時與林庚、李長之和季羨林並稱“清華四劍客”，有時學生晚上熬夜第二天上課犯困，吳組緗幾句話就能讓人睡意全無。副教授朱德熙剛從保加利亞講學歸來，雄辯滔滔。本來現代漢語課是中文系學生覺得最枯燥的，但是朱德熙開的課，200人的教室去晚了就沒有座位，連暖氣管上都坐著不知從哪裡來的人。
馬老
校長馬寅初，被北大師生尊稱為“馬老”。馬老身體硬朗，臉紅彤彤的，說話帶著紹興口音，愛自稱“兄弟”：“兄弟剛剛在教育部多吃了幾杯老酒，所以來晚了。”
一次，他在講話中說：“北京大學全國第一流的教授最多，別的學校是比不上的。我們北京大學是number one！”說著挑起了右手大拇指。“國家建設的重擔要你們擔負，將來中國的部長、總理可能就出在在座諸位中間。”
有時他親自出面邀請名流來學校給學生作報告。艾青、吳祖光、郭小川等騎自行車來，騎自行車去，隨請隨到。
馬寅初請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給師生們作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不稱“李副總理”，也不稱“富春同志”，而是稱“李先生”。他有點耳背，李富春開始講話後，他忽然搬了一張椅子坐在李富春旁邊，惹得大家發笑。
1955年的最後一天，大飯廳燈火輝煌，盛大的新年舞會從午夜一直延續到凌晨。夜裡12點，馬寅初帶著微醺出現，發表了新年致辭。
1956年，是被稱為“科學的早春”的一年。毛澤東提出了“百放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方針。全國掀起了向科學進軍的熱潮。
校園的氛圍也變得開放起來。有的女生穿起了碎花裙，學校對學生談戀愛也睜眼閉眼。一班的孫明惠是校花級女生，從圖書館回來包裡總會發現男生塞的小紙條。
馬寅初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反對教師在課堂上念講稿。他寫道，一個教師花上50分鐘慢吞吞所念的內容，學生最多20分鐘就看完了，一學期下來，光在一個課堂裡就浪費了同學多少生命。
1957年，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其時正值“反右”，馬寅初雖然沒有被劃為右派，但受到的批判越演越烈。他拒不檢討。
校方組織在大飯廳批判他的“團團轉”理論（也即綜合平衡理論），他像在發表學術演講，把手掌放在胸前畫圓圈，說：“比如心臟，人身體的血液都要圍著它轉，我的‘團團轉’是一樣的道理，絕對沒有錯。”臺上臺下喊他老實檢討，他笑著大聲說：“我一輩子洗冷水澡，你們潑的冷水我嫌不冷，再冷也不怕。”最後他被趕下臺，昂首揚長而去。此後，北大到處是批判他的大字報，再也不見其人。
他還在《新建設》上發表反駁文章，表示：“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1960年後，馬寅初不再擔任北大校長，由黨委第一書記陸平兼任。“文革”後平反時，他已是百歲老人。
山雨欲來
入學前兩年對55級來說是一段象牙塔般的歲月。
在29齋時，孫玉石宿舍的六個同學志趣各異，無話不談，索性弄一張紙，用毛筆寫了“六味書屋”幾個字貼在宿舍門口。
夏天，同學結伴進城看人藝名演員演出的話劇《雷雨》，散場時夜班車都收了，就從王府井走回西郊的北大，一路說說笑笑，到學校已是凌晨四點。冬天，兩毛錢一斤的糖炒栗子上市，北京學生週末回家了，陸儉明和其他外地同學就湊錢買一二斤來，圍坐一起邊吃邊聊。
孫紹振讀書多，他和才女溫小鈺常常把最先鋒的作品信息傳到班裡，大家就開始搶著讀這些作品。普希金、萊蒙托夫、聶魯達、希克梅特這些名字，艾青的《寶石的紅星》和《在智利的海峽上》被喜歡詩歌的學生掛在嘴上。孫紹振常伸出雙臂，高聲地朗誦：“伐木者，醒來吧！”
大飯廳、小飯廳、宿舍之間的“三角地”集中了一些“合作社”（類似小賣部），也是信息集散地。廣告牌上，學生自由張貼活動廣告、社團通知，議論時事，還可以在上面寫批語“跟帖”。
北大社團活動極為活躍。1956年，以中文系為主的一批文學愛好者開始籌辦文學刊物《紅樓》。謝冕亦是其中之一，擔任編委和詩歌組組長。
1957年1月，《紅樓》創刊號出版。第一期上刊登了小說《千樹萬樹梨花開》，寫的是與留學生有關的愛情故事，很受歡迎，這一期刊物在校園內就銷行四千冊。不久後，學校介入，指定校團委委員做《紅樓》負責人，但其他方面並不多加干涉。
這期創刊號的封面，是一幅題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國畫。幾個月後，山雨鋪天蓋地而來。
1957年5月19日是一個星期天，陽光格外明媚，《紅樓》編輯部相約遊頤和園。正是同學少年之時，在排雲殿前，謝冕懷抱吉他，文友們簇擁歡笑，同行的唯一女生林昭攝下了一張照片。
就在那天晚上，與謝冕同遊頤和園的54級中文系學生張元勳和沈澤宜聯名在大飯廳東牆上貼出了後來被稱為“右派進攻的號角”的詩歌《是時候了》。
謝冕很欣賞同學們的敢想敢說，但和應屆高中生不同，工作經歷讓他懂得約束自己的言行。對這樣激烈的言辭，他有點擔心和害怕。
陳丹晨是北大55級年級黨支部書記，他覺得，“反右”開始後，同學間那種嘻嘻哈哈、沒心沒肺的關係變了，能感到一種謹言慎行甚至人人自危的緊張氣氛。他的室友殷晉培是上海人，平時穿著講究，有人看不慣，把大字報貼到了他的床頭。楊天石因為說了一句“今後要通過學術為社會主義服務”，被認定走“白專”道路，北大團委還辦了“楊天石個人主義思想展覽”。劉鴻時因為日記中一句“當奴隸當久了，解放的時候就會很驚訝我怎麼當這麼久的奴隸”被劃成右派。李坦然因為說了一句“別看未名湖表面很乾淨，可是把底翻過來也很骯髒”被劃成右派。還有人一張大字報沒有貼過，因為本來要劃右派的教授太有名而把指標給了學生而被加為右派。
最後，中文系55級劃出11個右派，以10％的比率超額完成了任務。
陳丹晨也受到了很大壓力。有人批評他：“大家都在熱氣騰騰，參加火熱的鬥爭，你還抱著書本不放，像分了地的農民抱著熱炕頭不想革命了。”他感到又厭煩又恐懼，一度萌生了退學之意。後來，他去校醫院開了一份肺結核證明，辭掉了年級支部書記職務。
《紅樓》也按照指示開批判會，把右派請出《紅樓》。不久後，《紅樓》被改組，後來成了今天的北大團委機關報《北大青年》。
1958年，大躍進開始。魯國堯記得，那時各種活動數不勝數，下鄉勞動更是家常便飯。課堂教學已經徹底癱瘓，下鄉有時一去就一個月。部分留校的學生則大鍊鋼鐵，拆下楊晦家壁爐的耐火磚砌小高爐，還登上樓頂平臺一齊敲臉盆轟麻雀，累死了很多麻雀。
在“停課鬧革命”的同時，還搞起了“科研大躍進”。學生們挑戰的對象，就是被“拔白旗”的教授們。過去宿舍晚上十點熄燈，現在不熄了，食堂還每天準備夜宵。
55級中文系也搞起了集體科研活動。同學們利用暑假時間，一個多月就完成了《中國文學史》初稿。人民文學出版社積極配合，在1958年國慶節前出版了這套兩卷本的“紅皮文學史”，北大中文系55級也因此出了名。這成為全國文教戰線“大躍進”的標誌性產物，接替陳丹晨擔任55級黨支部書記的費振剛代表年級出席了全國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會議。
文學班熱火朝天地編纂《中國文學史》時，語言班17人則搞出了《漢語成語小詞典》，收成語近三千條，從開始編寫到定稿交出版社，前後只用了二十天。《漢語成語小詞典》1958年出版後多次修訂，已發行數千萬冊。1996年，商務印書館買斷了這本詞典的版權。
很溫馨，也很苦澀
1960年畢業前夕，中文系下達了分配計劃，讓每個人填志願表。
畢業留校是大部分同學心中的首選，但只有政治表現最好、又紅又專的同學才有機會留下。次好的去向是文學研究所。
楊天石在畢業分配志願表的三欄依次填下：文學研究所、外地各學校、北京各學校。他知道第一志願不可能，第二志願是個幌子以免被人批評留戀北京，他真正的希望寄託在第三志願。他聽說，所謂“北京各學校”，其實就是北京師範專科學校。他倒是如願以償了，但不是北京師專，而是一所農業機械學校。在那裡，他有課上課，沒課看傳達室，上課、下課打鈴，有時也兼管圖書館，那間圖書館的書還不如他自己的書多。
但他比毛祥慶幸運多了。毛祥慶的鑑定通篇只有一條優點：管理房間衛生比較負責。他是有名的孝子，只希望分配地點能離浙江蘭溪老家稍近一點，結果被分到了黑龍江雙鴨山師專。
陳丹晨因辭職，畢業鑑定裡留下了一句“個人主義傾向”，他拒絕簽字。
入校時，中文系的培養目標寫著：語言文學研究工作者、高等學校教師和新聞工作者。最終，一百多名畢業生中，大部分人成為這三種職業的從業者。謝冕、孫欽善、孫玉石、陸儉明、馬真等畢業留校，在北大中文系工作。魯國堯在南京大學中文系、孫紹振在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工作。他們都成為語言學家或文學研究專家，教書育人。張炯成為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主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陳丹晨成了《光明日報》文藝部負責人、《文藝報》副主編，巴金研究專家。楊天石成了近代史專家。張毓茂當年在“反右”中受到“留團查看”的處分，改革開放後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成為55級中文系中極少數從政者。他說，在北大的五年，回憶起來，很溫馨，也很苦澀。
最令同學們唏噓的是二班的尹克傑。“反右”期間，他因被人揭發說了一句“安徽農村大躍進搞糟了，農村遭了災，有人餓死了”，突然被公安人員從男生宿舍帶走，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送去勞改，未能畢業，後來回家種地。幾十年來，他再也沒回過北大。
他在給同學們的信中說：“我睡覺時，有時不能入眠，好扳著指頭數自己的老同學，一個一個，數去數來，面壁參禪一樣，有時好像悟出點什麼，有時又什麼也沒有想出，自己總覺得可笑。”
陳丹晨覺得，如果說55級中文系就是代表五六十年代最好最成功的一級，那真是一種悲哀，因為他們有幸親炙的一代大師風範，並未能在他們手中傳承和光大。“但我永遠認為，北大是一塊神奇的土壤，無論有過怎樣的氣候和風向，有過怎樣的曲折和災難，都不可能把她植根很深的獨特的歷史精神摧毀或動搖。”
“我一點也不懷舊，不喜歡聚在一起唱俄文歌。比起過去，今天這個時代的進步更讓人高興，讓人欣慰。”謝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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