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森是在1935年8月作為一名公費留學生赴美國學習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氣動力學的，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奮鬥，他成了當時世界一流的火箭專家。在“二戰”期間，他與其導師馮·卡門參與了當時美國絕密的“曼哈頓工程”——導彈核武器的研製開發工程，是美國屈指可數的傑出人才。他曾擔任過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超音速實驗室主任和古根罕噴氣推進研究中心主任。
1949年10月1日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上空升起，新中國成立了。過了5天就是我國的傳統節日——中秋節，這一天，錢學森夫婦和十幾位中國留學生在一起歡度佳節，他們邊賞月邊傾訴情懷，深為祖國的新生而歡欣，並對祖國的美好前景充滿著憧憬。就在此時，錢學森心中萌發了一個強烈的願望：早日迴歸祖國，用自己的專長為國家建設服務。
不久，美國在朝鮮發動戰爭，在國內也利用反動的麥卡錫法，掀起一股驅使僱員效忠美國政府的反共逆流，這股逆流也波及到了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由於學院馬列主義小組書記威因鮑姆被捕，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懷疑落到錢學森的身上。1950年7月，美國政府決定取消錢學森參加機密研究的資格，理由是他與威因鮑姆有朋友關係，並指控錢學森是美國共產黨黨員，非法入境。這些無端的指控均被錢學森一一駁回。但是，錢學森無法忍受這一切，決定以探親為理由立即返回自己的祖國。他會見主管他研究工作的美國海軍次長金布爾時，向金布爾嚴正聲明他要立即動身回國。他說:“我寧願回中國老家去，也不願在受人懷疑的情況下繼續留居美國！”金布爾聽後大為震驚，他認為錢學森無論放在哪裡都抵得上五個師。還說：“我寧可把他槍斃了，也不讓這個傢伙離開美國!”所以當錢學森一走出他的辦公室，金布爾馬上通知了移民局。
毫不知情的錢學森做好了回國的一切準備，辦理好回國手續，買好從加拿大飛往香港的飛機票，把行李也交給搬運公司裝運。然而，就在他們舉家打算離開洛杉磯的前兩天，也就是 1950年8月23日午夜 ，他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通知――不準全家離開美國。與此同時，美國海關扣留了錢學森的全部行李。這樣，錢學森被迫回到了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此後，聯邦調查局派人監視他的全家和他的所有行動。
1950年9月6日 ，錢學森突然遭到聯邦調查局的非法拘留，他被送到移民局看守所關押起來。在看守所，錢學森像罪犯似的受到種種折磨。錢學森曾回憶說：“在被拘禁的15天內，體重就減輕 30磅 。晚上特務每隔1小時就來喊醒我一次，完全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入極度緊張的狀態。”。錢學森無端被拘留後，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的師生和錢學森的老師馮·卡門以及一些美國友好人士，向移民局提出強烈抗議，為他找辯護律師，還募集1.5萬美元保釋金把錢學森保釋了出來。此後，錢學森繼續受到移民局的迫害，行動處處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聯邦調查局特務的監視，不許他離開他所居住的洛杉磯，還定期查問他。錢學森就這樣失去了5年的自由。
然而，錢學森摯愛祖國的赤子之心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更加熾熱。他日夜思念著新中國，他堅持鬥爭，不斷地向移民局提出回國的要求。
此時，有國不能歸的錢學森，在這5年間並沒有停止他獻身的科學事業。由於美國政府阻止他離開美國的理由之一，是因為他研究的火箭技術與國防有關。當錢學森知道這一點後，就另行選擇“工程控制論”作為研究方向，以利於消除回國的障礙。實際上，工程控制論與生產自動化、電子計算機的研製和運用等國防建設課題都密切相關，只不過當時美國當局沒有認識到這點罷了。
錢學森返回祖國的鬥爭，得到祖國的關懷和支持。錢學森在美國受到迫害和誣陷的消息使新中國震驚了，國內科學界的人士紛紛通過各種途徑聲援錢學森。黨中央對錢學森在美國的處境也極為關注，中國政府公開發表聲明，譴責美國政府在違背本人意願的情況下監禁錢學森。
正當錢學森要求回國的意願遭到美國的無理阻攔時，中國也扣留著一批美國人。其中有違反中國法律而被中國政府拘禁的美國僑民，也有侵犯中國領空而被中國政府拘禁的美國軍事人員。 1954年4月26日 印度支那國際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與美國代表團負責人亞·約翰遜分別代表兩國政府開始關於平民回國問題的接觸。在接觸中，王炳南特別指出，美國正在阻撓許多旅居美國的中國人返回中國，其中包括科學家錢學森。1954年4月，美、英、法、中、蘇五國在日內瓦召開討論和解決朝鮮問題與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指示說，美國人既然請英國外交官與我們疏通關係，我們就應該抓住這個機會開闢新的接觸渠道。談判中首先要聯繫中國留美科學家錢學森等被扣留的問題。為了掌握主動權，周恩來指示中國代表團發言人黃華髮表談話，要求美國政府歸還扣留的中國僑民和留學生，並且暗示中國願意就扣押美方人員問題與美國直接談判。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只得同意與中國代表進行直接談判。
經過周恩來的批准，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於 6月5日 開始與美國代表、副國務卿約翰遜就兩國僑民問題進行初步商談。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國在華僑民和被中國拘禁的一些美國軍事人員名單，要求中國給他們回國的機會。為了表示誠意，周恩來指示王炳南，在 6月15日 舉行的中美第三次會談中大度地作出讓步，同時也要求美國停止扣留錢學森等中國留美人員。然而，中方的這一正當要求被美方無理拒絕。 7月21日 ，日內瓦會議閉幕，為了不使溝通渠道中斷，周恩來指示王炳南與美方商定:自 7月22日起 ，在日內瓦進行領事級會談。中國政府為進一步表達與美方會談的誠意，決定先釋放四名被扣押的美國飛行員。中國作出高姿態，最終是為了爭取錢學森等留美科學家儘快回國。可是在這個關鍵問題上，美國人卻耍賴了。美國代表約翰遜以中國拿不出錢學森要求回國的真實理由為由，不肯答應釋放錢學森回國。
正當周恩來總理為此焦急萬分時，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陳叔通收到了一封從大洋彼岸輾轉寄來的信，信中的署名就是“錢學森”。原來錢學森為了擺脫特務的監視，把信寫在了一張小香菸紙上，夾在寄給比利時親戚的家書中，後輾轉帶給了陳叔通。信中錢學森請求祖國幫助他回國。陳叔通將信親手交給了周恩來。周恩來閱後大喜:“這真是太好了，據此完全可以駁倒美國政府的謊言！”他當即做出周密部署，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轉交給正在日內瓦談判的王炳南，並指示:“這封信很有價值。這是一個鐵證，美國當局至今仍在阻撓中國平民歸國。你要在談判中用這封信揭穿他們的謊言。”
王炳南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在 8月1日 中美大使級會談一開始就率先發言。他對約翰遜說:“大使先生，在我們開始討論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國政府在 7月31日 按照中國的法律程序，決定提前釋放阿諾德等11名美國飛行員。他們已於 7月31日 離開北京，估計 8月4日 即可到達香港。我希望中國政府所採取的這個措施能對我們的會談起到積極的影響。”可約翰遜還是老調重彈——“沒有證據表明錢學森要回國，美國政府不能強迫命令”。王炳南於是亮出了錢學森給陳叔通的信件，理直氣壯地給約翰遜正面駁斥:“既然美國政府早在1955年4月間就公開發表公告，允許留美學者來去自由，為什麼中國科學 家錢學森 博士在6月間寫信給中國政府請求幫助呢？顯然，中國學者要求回國依然受到阻撓。”在事實面前，約翰遜啞口無言。美國政府不得不批准錢學森回國的要求。 1955年8月4日 ，錢學森接到了美國移民局允許他回國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 ，錢學森攜妻子蔣英和一雙幼小的兒女登上了“克利夫蘭總統號”，踏上了回國的旅途。 1995年10月8日 從美國回到廣州時，錢學森對接待他的中國旅行社同志所說的一句萬分感慨的話：“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夠回到祖國的，今天，我終於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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