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漱石，江西臨川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曾先後留學英國、法國、蘇聯，回國後參與工會系統的領導工作。1935年再次赴蘇，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抗戰爆發後回國，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
在1941年1月的皖南事變中，由於新四軍政委項英私自離隊，黨中央來電指示由饒漱石與葉挺全權負責指揮部隊突圍，重大軍事行動由軍長葉挺下最後決心。由於戰局急劇惡化，黨中央在一份電報中指示部隊“可與包圍部隊首長聯繫”。在被包圍後，饒漱石極力說服葉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下山與國民黨軍隊談判，葉挺下山後被扣押。部隊被打散後，饒漱石被俘。他利用身上藏的新四軍軍費黃金，買通了獄卒，逃出了監獄。在地下黨和人民群眾的掩護下，饒漱石從皖南經上海，輾轉來到新建的新四軍軍部鹽城，被中原局書記、新四軍政委劉少奇任命為華中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長，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與新四軍代理軍長陳毅一起共事。饒漱石實際上是一個白衣秀士王倫式的人物。他心胸狹窄，又“頗不安分”；很重權欲，又有一套整人權術。為了一統淮南根據地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饒漱石開始了排擠新四軍代軍長陳毅的活動。
早在1942年，黨中央就籌劃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2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致電華中局：“中央決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參加七次大會。少奇同志來時，由饒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書記並代理新四軍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將工作交代，攜帶電臺，動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這已經是中央給華中局的第二封電報了。
華中局則回電中央表示：“倘七大會期仍未最後確定或大會於短期內事實上仍不能舉行，則我們仍主張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華中領導工作。倘大會已確定舉行，則少奇同志須於華中局擴大會後於2月底或3月初始能動身。”
1942年1月20日，中共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在阜寧縣單家港舉行，歷時一個半月。陳毅作了軍事建設方面的總結報告。劉少奇在3月4日所作的大會總結報告中最後說：“中央有電報來，調我回延安，以後華中局書記由饒漱石來代理，軍分會由軍長代理，我恐怕不久就要動身。跟同志們工作很久，這次會議是總結了工作，同時也即是辦交代。饒漱石同志、陳軍長是黨內很好的領導者，我走了沒有問題，在饒漱石同志、陳軍長領導下，許多同志一定能團結一致，努力工作。”顯然，此時的劉少奇並沒有看清楚饒漱石的真實面目，對饒漱石是非常信任的。這對於野心勃勃的饒漱石來說，無疑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個轉機。
1942年3月19日，劉少奇奉命到黨中央工作，由饒漱石擔任華中局代理書記、新四軍代理政委。當眾人紛紛挽留劉少奇時，饒漱石卻陰陽怪氣地說：“少奇到中央工作，去當大官兒了，我們不能影響他個人前程。”大家聽著都感到很彆扭，雖然說的不是沒有道理，但讓人聽起來有些不舒服。
劉少奇走了，華中與新四軍的大權掌握在了饒漱石的手中。饒漱石很清楚，自己資歷淺，缺乏黨政軍全面的領導經驗，對各方面又瞭解甚少，不敢上任伊始就誇誇其談，不得不向代理軍長陳毅請教。性情耿直的陳毅毫不做作，光明磊落，毫不保留地向饒漱石傳授經驗，指點迷津，對饒漱石熱情相助。
饒漱石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十分不好，他說：“對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要先小人，後君子。”一般幹部鑑於饒漱石的地位，畏懼其打擊報復，對他雖有意見，但不敢直接向他提出，更多的是向陳毅反映。襟懷坦蕩的陳毅，根據大多數同志的反映，對饒漱石進行了一番善意的批評幫助。但饒漱石心中很是惱火，表面上表示虛心接受。當他看到陳毅不拘小節，談笑風生之時，以獨有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大部分幹部在他的周圍時，又對陳毅產生了強烈的嫉妒之心。陳毅那裡門庭若市，而自己門前卻門可羅雀。
閱讀更多 陳毅故里景區 的文章
